我国自然科学界总是捷报频传，诸如“澳星”、“神六”的消息时不时地给国人以惊喜和振奋。我们向自然科学的功臣们致敬！同时，我们也要问一句，经济、哲学和社会学界的精英们，面对科学家们那种卧薪尝胆、勇于创新、报效国家、为民造福的精神，你们难道真的不汗颜吗？

我们不想说所有学者都没有良心，但是大量的事实说明，在中国，我们自己培养或从海外回来的一大批学者都失去了良心，而且突破了做人最起码的底线。如果非得拿出个比例来，我看，有良心的不过占1／3。说到这儿，各位学者别急得跳墙，我们有大量事实支撑本论点。

论据之一：学术抄袭，风靡学界。

有人撰文指出：在社会与经济学领域，学术腐败道德沦丧现在可谓是暗流涌动已过，进入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阶段。学术抄袭伪造已经非常习惯！最近中央为什么突出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什么强调注重哲学社会学研究？就是因为你抄我，我抄你，没有谁真正静下心来、塌下身来研究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记哲学社会学。说实话，这么些年来我们的经济学领域根本没有创新，大多数学者只是学了西方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的皮毛，便拿一堆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所谓数学模型来糊弄政府、糊弄人民，绝大多数时候，经济学者的预期都会被无情的结果“抽耳光”，而此时，他们又会厚颜无耻的解释说：没想到呀，没想到！

经济学如此，哲学社会学更是如此，要么就是“无为而治”，花着纳税人的银子却什么也不做；要么就是搞“学术马屁”，本来争论得沸沸扬扬的，邓小平来了一句“不争论”，学术界就万马齐喑;邓小平又说了一句“摸着石头过河”，大家马上一哄而起，忙着为他找论据；邓小平再说了一句“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家又马上引经据典为其论证。学者们，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独立人格吗？

学术抄袭，使得中国理论界十几年来毫无建树，误国、误民、误己。

论据之二：攀龙附凤，追名逐利。

有些人对此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甚至不惜牺牲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不惜牺牲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一方面，他们对贪官污吏从“暗送秋波”发展到充当“跳梁小丑”，北大经济学者张维迎高喊“用腐败换改革！”,明目张胆地为贪官污吏摇旗呐喊，以博得权贵的青睐；

另一方面学者们“俯首甘为千夫指，横眉冷对孺子牛”的精神不得不让人“钦佩”！面对大众要求公平的呼声，有位学者怒斥道：改革就是要付出成本，那就是3000万国有职工失业，5000万农民丧失土地！

目前，经济界绝大多数学者要不就依附于官方，充当“主流”“ 权威”，那些“报国无门”的，也不甘寂寞，大多依附于某些利益集团，从豪商巨贾那里捡得一些骨头或分得一匙汤。

 郎咸平公然自称为资产阶级学者，然而当他代表中国劳动阶层向主流经济学者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发难时，国内的学者们要么就是集体失语，无言以对；要么就是污言秽语对郎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别说是学者风范了，连脸面都不要了。学者们，你们真值得可怜！

论据之三：逃避责任，厚颜无耻。

虽然有邓小平“不争论”在先，但是，总体上说，中国的重大改革一般都是由学者们出谋献策，由政府出面实施的。如果认真审视一下所有重大改革，人们不禁要问，那一项重大改革是基本成功的呢？官方已经公开承认或变相承认的是：医疗体制改革失败了，住房制度改革失败了，教育制度改革失败了，这三项已经成为压在中国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还有经济学者怂恿的国企“MBO”,让一些所谓“企业家”一夜暴富，也已被国资委叫停，基本宣告失败。对于改革中的重大失误，政府总是以各种方式公开或委婉地承认失误。可是我们就纳闷了，那些出谋划策的人呢？难道他们就不负任何责任吗？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一位学者出面公开承认失误，难道他们的面子比政府的面子还重要吗？

董书宁是大兴煤矿透水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专家组成员，巧合的是，在大兴煤矿透水事故发生的前几个小时，董书宁任组长的专家组还向当地政府提交了一份 “专家组论证意见”，称大兴煤矿的开采是安全的（8月20日人民网）。老天跟以董书宁为组长的专家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在他们的“开采安全”论证意见提交短短几个小时后，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123名矿工命丧深井，以董书宁为组长的专家组论证意见变成了一份滴血的“矿难许可证”。可就是这些厚颜无耻的所谓专家，稍微一“变脸”，就可以由罪人变为功臣。

对于经济学界、哲学界、社会学界的学者们我们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是希望你们有一点良心，守住做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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