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桩持续了两年多的“抄袭案”终于尘埃落定。据报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抄袭庄羽作品《圈里圈外》成立，要求郭敬明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共同赔偿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赔偿庄羽精神损失费1万元，并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向庄羽赔礼道歉。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桩并不复杂的“抄袭案”终审判决做出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关于郭敬明及其出版方的“主动道歉”的声明。

　　主动说声“请求原谅（对不起）”真的难吗？这个僵局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不久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花儿乐队”抄袭事件。对于人们对其整张专辑涉嫌抄袭的指控，花儿乐队一直采取逃避主义，直到专家的鉴定出炉后，花儿乐队方的态度才有了转变。然而，对于此前挺身而出指责其抄袭的人，某乐队成员依然愤怒指责他是“神经病”。

　　其实，在歉意表达方面，其他文明中有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举例说在法国，“请求原谅”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出现口误的时候，他（她）会立即纠正吐错的字词并向观众说一声“Pardon（请求原谅）”表示“对不起”。在日常生活里，这种“对不起”文化是随处可见的。关于这一点，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发生在1793年10月16日的一个历史细节。当时，法国大革命正处于巅峰时刻，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特瓦纳特被判处死刑。走上断头台时玛丽王后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谁能想到，她留给世界的遗言竟是这样一句话：“先生，我请求您的原谅，我不是有意的。”早在二战期间，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谈到“耻感文化”。在“耻感文化”中，善行主要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才能完成。所以，在“耻感文化”里，当自己的不良行为终于大白于天下时，人们感到的往往只是“懊恼”或者“倒霉”，而不是真正的羞耻。

　　尽管本尼迪克特是以日本文化为原型得出“耻感文化”的相关结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少国人当中，同样有着这种“渴求逃避而不是渴求宽恕”的心理病灶。他们不敢面对自己或者“偶像”犯下的错误，他们甚至一厢情愿地为自己或偶像的不良行为无条件辩护。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郭敬明对于自己涉嫌抄袭的指控一直持否认态度，而那些支持他的“粉丝”们不但不以“抄袭”为耻，反而会洋洋自得———“郭敬明抄得这么好，又这样畅销，说明他有才华”、“抄了就抄了，有本事你也去抄一本”。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与此相反的是，我们同样看到，在2006超级女声长沙唱区10进7晋级赛中，曾因隐瞒去年参加过超女比赛而被曝光的选手厉娜，甫一登台即向全国观众道歉，其受欢迎程度不降反升。

　　其实，道歉并不是人生的污点。任何人、任何民族，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犯下一些错误，而人类的高贵，就在于能省思到这些错误，并且在自我纠正中获得进步。在此基础上，我们相信，“渴求原谅”与“给予宽恕”都是关乎人类进步与和解的美德。

　　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们同样相信，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对于那些做了错事又渴望继续进步的人来说，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向人道歉，天不会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