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颁发的一项科学奖。感动之余，我将奖金捐给了英国科学家大卫·凯利(David Kelly)的家人。凯利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招致了政府批评，而后自杀身亡。

　　并非每个人都认为我的决定正确，他们的理由是，科学不应该因牵涉政治因素而受到玷污。但根据我对科学史的多年研究，我对此无法认同。因为科学往往会带来能够动摇社会既有权力的技术——而当这些权力拥有者进行反击的时候，科学力量会与之抗争，直至赢得胜利。

　　有些时候，这种报复是致命的，科学家会为真理而献身。举例来说，上世纪30年代时的苏联当局，就痛恨一些生物学家，因为后者指出改变植物的环境并不能改变其基因性质。而当局相信，通过改变社会环境，他们能够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培养出一个像马克思那样的人，但上述真理削弱了他们的这种信念。对于这种观点，只要存在任何的异议——比如不更事的农艺学家试图坚称，这并不适用于农作物——那么，这些反对者就会遭到迫害。许多人被降级降职；一些人被投入监狱，遭到拷打或杀害。

　　当然，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对科学的态度不那么极端，但本质上却差不多。这位美国总统和他的许多支持者明白，如果公众确信，目前煤和石油的使用正将地球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下，那么他们会大声疾呼，要求彻底改变那些产业的运作方式。

　　有两个世界处在一条冲突的轨道上。一个是科学的世界。在这里，客观调查就像是一台望远镜，通过它来观察存在于我们周遭的世界，并准确地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在这个世界里，重要的是找到真理并相应地调整你的行动——同时，如果必要的话，改变现有的产业。

　　但在政治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你先前确定的、自己将要坚持的目标。任何威胁到这些目标的人都必须被封堵，因为他们影响你实现心目中更重要的利益。这往往是出于好意——只要想想就知道：任何你特别青睐的政治变革或制度，都是要顶住强大反对才得以实现的。

　　但是当两个世界发生碰撞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在短期内，几乎总是政治的世界获胜。政治家们长于煽动情感、挑动群体情绪、或发起人身攻击、或是选择性展示证据——希腊古典著作中所有古老的辩论方法他们都会。很少有科学家有能力回击。尽管在私人生活中，他们或许在心理方面很精明，但所从事的职业告诉他们：争论最终要靠坚持真理赢得。这是他们的条件反射：是他们惯于采取的做法。面对政治家的媒体顾问、泄露出来的政府密谈、圆滑的游说者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防卫能力。

　　还有另一个扭曲的地方。这两个世界在按照不同的时间坐标运转。科学家特别善于捕捉外部世界所发生事件的微小征兆，并精确预测其结果。这是数百年来，人类在使用仪器和分析技术方面的进展所赋予他们的强大力量。然而，政治家却自然而然地更多采取外行的态度，只有证据广泛存在、立时可看见，才是真正重要的。

　　在书里，我写过许多像凯利那样的人——他们遵循自然科学的逻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看到的将会得到证实。然而，他们如此频繁地与截然不同的政治世界和既定权力发生冲突，并最终被压成齑粉。

　　上周在皇家学会，这种状况发展到了极致。在颁奖晚会开始前不久，我与军界一位刚从伊拉克回来的朋友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非常爱国，而且怎么说也算不上一位和平主义者。但是，他很清楚，他和同事们受到了误导：从开始起，他们的使命就构想错了。

　　这就是这两个世界发生碰撞的终极危险。对于政治世界中经验老到的官僚主义者和媒体而言，无情追逐和攻击凯利轻而易举。然而，这样做对于这样一个正派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不仅如此，还使他对真实世界的洞见遭到摒弃。我无力改变这一切。不过，我可以帮个忙，提醒人们那是错误的。

　　本文作者上周因著作《电动世界》(Electric Universe)[小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赢得“安万特奖”(Aventis)。他最新著作为Passionate Minds: The Great Enlightenment Love Affair(《情感思维：伟大的启蒙恋爱》)[小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安万特奖”是世界最著名的科普图书大奖，由英国皇家学会颁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