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获悉，有的所谓科技成果，得到这一领域内头面人物的“权威鉴定”，就被誉为“国内首创”、“国际领先”、“重要里程碑”。而两三年后却因严重造假被查处，并且其成果（产品）无法正常工作。像这样的“成果”为何能通过“权威”、“专家”的层层把关呢？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指出，这类专家鉴定评审流于形式，全说好话。他举例说：“上海一家单位要我去评审他们的项目。我是评审委员会组长，他们要我定他的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我想我不能签字，对方乞求说，如果这个项目不签国际先进，别的项目都按照‘惯例’来评为国际先进，这个项目就不可能有发展了。我后来真的非常狼狈地签了下去。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都不去。但我不去有人去，在圈内大家都知道哪些人好说话，哪些人不好说话。”汪品先表示：“做鉴定专家太为难。专业领域的圈子是很小的，鉴定专家自己也有很多东西要评审，他们这次不给人家通过，他们的学生以后的项目，包括自己的项目也得经别人评审。如果太过认真，倒霉的还是自己。”

    曾在一家涉嫌造假的高科技公司担任公关人员的人士，向记者讲述了他所见所闻的专家鉴定会情景：“鉴定意见初稿是我们公司提供的，具体说就是我起草的。稿子只有区区五六百字，写起来很简单：先根据测试报告列出几项技术参数，再做出重大突破、填补空白这样的评论，写上‘鉴定组专家一致同意通过该项目的技术鉴定’这句结论，最后空出专家签名的地方。”这位人士说，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页纸头放在投影仪上，‘这个字改掉’，‘这样才对嘛’……专家们的意见就是这些，两个小时鉴定会就结束了。专家们得出的鉴定结论和验收结论，与我们拟定的初稿几乎没有区别。”最后，专家们都签字通过。更令他瞠目的是，一位鉴定专家临时有事先走，到签字时我给他打电话，教授说‘你帮我签个名就行了’。”在这家高科技公司的几年里，这位人士参与组织多次专家论证、专家鉴定等活动。他说：“大的公关都是公司领导做的，领导让我去找什么人，肯定已经打点好关系、打好招呼了。有些专家一开始很难接近，后来我们不找他他还不高兴。有的接到我的电话很兴奋，说，‘好长时间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你们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真有那么多"世界先进"技术?政协委员痛陈浮夸

□ 缺乏“失败机制” □ 缺乏“反方机制” □ 缺乏“时间机制”

    明明是偷梁换柱的“成果”，却在众目睽睽下通过专家的鉴定。一些专家学者指出，深层次原因在于现行科研成果鉴定机制存在三大缺失：缺乏“失败机制”、缺乏“反方机制”、缺乏“时间机制”。

    高校科研成果鉴定应打破“先进保底”。

    科技界权威人士表示：如果10个科研项目有5项取得成果，成功率算是非常高了，1～2个项目成功，也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就算没有项目成功也不算稀奇。

    汪品先向记者感叹说，他在国内工作近半个世纪，还从未听说哪个重大项目经鉴定最终以失败告终，他表示“科研失败是很正常的，所有科研都成功是不正常的，这其中必有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曾参与过多次高校科研项目鉴定会，他表示，“一般说来，科研鉴定结果大致分三类档次：一类是国际领先；一类是国内领先；一类是国内先进。科研鉴定中，‘国内先进’属于最低档次，没有‘失败’这一说，换而言之，科研鉴定‘国内先进’保底！”。鉴定报告为何缺席“失败”评价呢？唐安国分析说，在现行体制下，对于主管部门、学校、科研个人、以及鉴定专家三方来说，是利益共同体：就主管部门而言，科研经费由它下拨，科研鉴定失败，说明“钱没有花在刀刃上”，不利于他们树立政绩；就学校而言，长江学者、863项目带头人等都是学校的招牌，科研失败无异于损毁学校招牌，学校担心招牌一坏，排名下降，名誉受损；就鉴定专家而言，同行之间会有“兔死狐悲”的连带效应，一旦鉴定人家失败，担心总有一天会遭到圈内人“报复”。

    科研成果需引入“失败机制”

    “科研具有高风险性，很多搞科研的人都知道科研难免会失败，没有失败是不符合规律的，勇于承认失败很重要，科学面对失败，不仅能降低科研造假率，还能鼓励科研创新。”唐安国说。

    唐安国指出，失败的科研也包含着积极意义，打个比方，如果100步意味着成功，30步时科研者再也无法前进了，项目以失败形式告终，但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毫无价值，它至少可以证明原来走的那条路径是行不通的，对后人定会有启示作用。“这就需要在科研成果鉴定中引入‘失败机制’，对以往失败的过程和关键步骤加以记录，并予以公示，以避免后来者犯同样的错误。一旦申请课题得到经费支持，科研经费不应全部一次给，应该分阶段给，并保持跟踪评价，而且应该允许人家申请中止。”专家们进一步指出，“失败机制”的表现形式可以多样：如，虽然原定科研项目最后以失败告终，但科研者却在研究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的科研方向；“失败机制”应该允许原科研者另起炉灶、更改课题方向，重新预算、追加或者减退资金，这样往往有利于在一些新的领域发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则是，科研者已江郎才尽，申请中止课题。也就是说，如果做完这个课题要100步，我只走了30步，科研者放弃了，这就需要有一个对失败的认定，认定中止需要一定的程序性审计，包括以前的研究设备的购置，研究过程的记录和评审，这些程序可完全将科研失败与科研造假区分开来。专家们表示，如今在科研中，既没有对科研成果失败的鉴定，也没有对失败过程的跟踪记录，一些最终没能达到预想目标的科研项目“成果”往往不分青红皂白都被束之高阁。这为科研造假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即使科研造假，也不用承担任何严重后果——造假的成本过低，这样下去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相关领导需予以重视。

    科研成果鉴定需要“反方机制”

    唐安国教授说，科研成果的鉴定评审中，必须要有“反方机制”（又称“驳方机制”），科研工作者必须回答驳方专家提出的所有质疑，并让驳方专家满意，否则成果就无法通过。他说：“反观国内的专家评审，请的都是会给自己说话的，名单都由科研人员自己开，名义上由有关鉴定委员会随机抽选，其实早已内定。”唐安国认为，驳方不一定是本领域的专家，自身的学术成果也不必太高；他的研究不一定很精深，但一定要深刻了解全局和大势；驳方不要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只要指出对方的问题在哪里。相反，如果专家本身也是圈子里的，往往不适合做驳方专家，因为圈内人士容易变成利益共同体，你说我好，我说你好，你好我好大家好！找一个主要不在本领域搞科研的人，就是避免利益相关群体的相互鉴定。科研成果要让时间做最终评审。

    汪品先教授说：“科研成果是很难在短期内作出评价的，即使作出来也往往有偏差。我们一定要克服浮躁、大跃进的心态。反观诺贝尔奖，大多是过了几十年才评定颁发的。”唐安国认为，诺贝尔奖的评审机制有两个重要特征值得借鉴：第一，公示制度，主动引入社会反方机制，有质疑都可以提出来，提出来都会有调查，在查清前不会颁奖。有很多研究成果在公示与得奖之间，等待了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第二，推荐人制度，诺贝尔奖评委会有一个专家库，专家都是以人格担保独立推荐，推荐后评委会在其中不断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