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鄢烈山

　　回顾近期接近尾声的关于改革方向的大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否定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人以思想僵化的过气精英为代表，这种人不提也罢。另一种人，是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过程中感觉利益严重受损的普罗大众，更有一些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生活经验的年轻人，他们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话语是“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两种人的相似特征是“怀旧”，共同指向则是怀疑乃至反对当今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

　　说起来应该很简单，一个没有智障而能正常思维的人就会明白，如果当初按既定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不沿着那条“金光大道”走下去，而偏要改弦易辙去“摸着石头过河”呢？必定是饱尝了“山高路险”乃至“山穷水尽”的苦楚，认清了“此路不通”，才痛下决心，另谋出路。

　　事实也正是这样。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连肥皂、火柴、灯油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所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夸张丑化和恫吓，而是一种无日无之的生存体验和沉重压力；而对于具有国际视野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更有与周边国家发展速度相比较而产生的紧迫感。正是这种种内外因素，促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达成了“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基本共识，最终促使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上选择了市场取向。

　　今年3月，政论作家马立诚推出了他的纪实新著《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这本书与其说在讲1949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还不如说是讲50多年来我们是怎么认识和对待私营经济的，甚至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怎样确立市场经济观念的。

　　今天的问题有今天的生成原因，也只能拿出适合今天现实的解决办法，岂能以“古”非今向后看？以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制度来说吧，我们可以讲出许多理由，比如国家经济实力已提供了可能，比如解除民众后顾之忧才能刺激国内的有效需求，比如实现社会公平和基本人权；而最缺少说服力的就是讲过去如何如何好。我忘不了，所谓的“赤脚医生”制度不过是短暂的花架子，那个时候我作为农家子女，得了急性腮腺炎高烧数天只能在家里听天由命地挺着；我知道，那时候，普通中学和大学是培养极少数精英的，那时出于“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原子弹”的教育发展战略，国家对极少数未来精英的财政投资，根本不能跟今天大众教育的情境相提并论；我也见过，直到1980年代，城里的工人、市民，大多数是几代同堂，搭暗楼搁板和睡地铺的男女不在少数……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好了，扯什么过去的“好日子”，不仅令人生厌也太没出息。

　　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倒成了“九斤老太”？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是怎样走到今天的，缺乏历史感，容易轻信，容易产生幻觉。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多讲一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给年轻人补点历史课，同时也让出于人性弱点容易怀旧的过来人保持清醒。

　　其实，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吸取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教训，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中共中央都有明确的政治决议，我们没有理由害怕多讲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要性会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

　　《大突破》中有一段历史教训讲得很有警示意义：1952年的“五反”在当时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即运动揭发的少数私营业主的“五毒”行为(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激起了全社会的道德义愤，这种“舆论”作为重要因素之一，反过来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改变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提早结束容许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快速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书中论证了“改造”的实质是“消灭”)。今天，有人试图利用民众对权钱勾结鲸吞国有资产等腐败现象的道德义愤，否定改革开放的市场取向，吁求打压民营经济，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倘若我们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有基本的认识，相信就不会在迷迷糊糊中被引入歧途重犯“左”的错误，就能够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百折不回地向前进。

    2006年04月16日 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