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2-23
求新、求大、求洋，百姓生活却不易
城市化不能“贵族化”
-城市是大家的城市。城市化的要义，正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建设、管理要以人为本，为不同阶层都提供公共服务，让广大市民而不仅仅是少数高端人士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美好生活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看到的是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贵族化”倾向。
一些城市热衷于表面繁荣、豪华的发展模式，忽视对百姓的服务功能，大楼越来越高，设施越来越洋，可普通百姓却感到生活不便、生存空间狭小。这种“贵族化”倾向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 建筑洋了，特色没了
时下，每个城市都在打造自己的“城市名片”，而每张“名片”都似曾相识。
记者在一些地方采访时，当地展示“城市名片”的方式几乎千篇一律——一辆车把参观者拉到新开发的近郊新城区，新城往往整洁优美，豪华办公楼、会展中心、主题广场、体育馆、图书馆、规划馆、亮化美化工程，甚至高尔夫球场、度假村等，一个都不少。
“在城市化过程中，建设新城、改善城市面貌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城市化简单地理解为盖房子、建广场，片面追求华丽的外表，就会带来很多弊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说。
城市形象过度求新、求大、求洋，一些地方就大拆大建。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许多并未达到使用寿命的建筑纷纷倒地，代之以更为壮观的摩天大楼和广场。这样大拆大建不仅造成巨大的浪费，还时常发生野蛮拆迁、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
大型公共建筑往往投资大、土地资源利用率低、建筑能耗高，成为资金、土地、能耗的黑洞。一些城市不顾自身经济承受能力，急于建设华而不实的新城，加剧地方政府高负债的状况，进而加剧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形成了恶性循环。
片面追求城市形象光鲜还会带来城市面貌单一化。“低头是铺装，平视见喷泉，仰脸看雕塑，台阶加旗杆，中轴对称式，终点是政府”。这句顺口溜是老百姓对城市广场千篇一律样式的幽默描述。在许多城市，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对面通常是一片大广场，广场四周座落着博物馆、会展中心、图书馆等建筑。而在这些同质化建筑拔地而起的背后，是一大批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旧建筑纷纷被拆，城市原有历史风貌被破坏。
- 档次高了，生活难了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今，城市变得漂亮了，但在一些地方，许多普通老百姓却觉得，生活没有变得想象中那么美好。
薛松林老人每天接送6岁的孙子上幼儿园。一路上，很多原来给人步行、骑自行车的地方，如今都停满了汽车，行人被逼到马路上。20分钟的路程，老人几乎一直拉着孙子的手，一旦身后有汽车的声音，他们便躲在路边，等汽车经过以后再走。“路修得越来越宽，但都是给汽车走的。过马路要走很远，行人走路没有以前方便了。”薛松林老人说。
老人觉得，这些年来，他生活的城市里给有钱人消费的豪华场所越来越多，理个发五六十元，洗个澡一百多元，以前家门口就有的理发店、澡堂子却越来越少。孙子上的是一所“双语教育幼儿园”，每个月光学费就要四五千元。“好一点的普通幼儿园太难上了，没办法，只能花钱上这种贵族幼儿园。”老人告诉记者，一家人现在已经开始在为孩子上小学犯愁，要想上好一点的学校，花费可不少。
在不少城市，教育、医疗、文化和体育等公共服务行业都出现了高端化、贵族化的倾向：一方面，很多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长期得不到合理的满足，例如，普通患者为了看病，需要花很长时间排队等候；一些城市的新区发展起来后，长期没有建设配套的中小学和医院，导致“上学难”、“看病难”；普通居民缺乏足够的体育活动设施等。另一方面，在公立医院中出现了很多高档病房，学校中出现了高收费的高档班级，甚至到公共体育馆打场羽毛球也成了高消费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认为，在一些公共服务行业，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贵族化”倾向。一种类型是基本合理的“贵族化”倾向，就是由社会力量兴办的教育或私立的医疗单位提供的较高档次的服务。这种类型的服务，服务的对象主要是那些高收入家庭或群体，很大程度上具有私人物品性质。另一种类型是不合理的“贵族化”倾向，就是由政府举办的教育或医院提供的高档次的服务。这种“贵族化”使用的是公共财政资金、公共土地资源和公共人力资源，带有歧视性，应当加以限制。
徐宗威表示，要根据多数人的需要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大多数公共服务应该是开放式、公平、平等。应根据不同类型人群的需要，确定不同的公共服务内容，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 城市大了，“空间”小了
下午5点半，北京天色渐黑。刘文雄发完了今天带出来的房产广告，挤上一辆公共汽车，在晚高峰的人流和车流中，从慈云寺桥出发，沿着东四环，穿过繁华的望京，回到大山子附近的一处平房。这里是他和父母的家，一间50多平方米的平房，每月房租1100元。
22岁的刘文雄在北京长大。10多年前，他跟着上北京打工的父母从河南农村来到这里，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又在廊坊一所学校读了中专。前年毕业后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最近干起了在十字路口发房产广告的活儿。每一份传单上都有他的名字和电话，如果有人拿着广告买了房，刘文雄就可能有不少提成。但如果连续5天都没有客户拿着他的广告打电话咨询，饭碗就难保了。
刘文雄算是北京人，他对北京的一切都很熟悉。他又不算北京人，他户口在老家农村，在北京没有社保，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住所。
“我应该算半个北京人吧，在这生活了十几年，眼看着北京变得越来越好，但好像跟我的关系不大。”刘文雄说。
刘文雄的话道出了许多普通人的感受。城市越来越漂亮，但不少人的生存、发展空间却越来越狭窄。有些城市提出发展高端产业，限制小饭店、小商店等低端产业发展。人们担心，这样的发展，会使普通群众的生活更加不方便，也使普通群众的谋生空间更加狭小。偌大的城市，可以摆下无数高楼大厦，却难摆下一些菜摊。
在一些城市，对农民转化而来的“半市民”更是缺少足够的关怀和保障。随着城市化的潮流，每年有1000万—1200万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中，但他们以及家庭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公共福利。
“城市化的完整含义应该是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让进城就业的农民在城市定居，并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指出，进城农民不应该是身份上属于农民，职业上属于工人，也不应该是地域上属于城镇，职业上还是农民，更不应该是大规模、长期化、一代接一代的流动就业。
- 城市是大家的城市
城市化中“贵族化”倾向的出现，首先是利益因素及其背后根深蒂固的GDP崇拜。中国城市国际协会会长罗亚蒙认为，城市化中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农村流转土地的开发，背后都有房地产和工业开发的身影。通过迅速开发土地，能够为地方政府换来可观的土地收益。
其次，和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也不无关系。地方政府要展现城市化的成绩，除了统计数据上的城市化，最直观的展示方式就是新城。而且城市之间会出现攀比。
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决策者有必要想一想，城市化究竟是为什么，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贵族化”的道路一定是行不通的。
“城市是大家的城市”，罗亚蒙认为，随着城市发展，一定会有阶层的划分，但占大多数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城市化的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为不同阶层都提供公共服务，让广大市民而不仅仅是少数高端人士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美好生活。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认为，城市化道路要以人为本，必须构建一个民主科学的决策平台，让广大市民能广泛参与到城市发展的规划与实践中去，使城市由人民自己来建设。如今，被各地广泛采用的听证会制度和城市发展规划征求民意制度，已经开始体现这种“为人民建城市”的思想。
徐宗威强调，必须认识到，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不但是城市人的城市，也是农村人的城市。要特别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市民化”的实现。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专家建议，各地应编制农民市民化的一揽子计划，可采取放宽落户条件的方式实现农民、农民工的市民化，逐步将他们纳入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王炜)
[新华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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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观察：城市化不能“大跃进”
农村土地快速城市化，进城农民难享市民待遇
阅读提示
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但如果不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循序渐进，城市化就难以健康发展，不仅损害农民利益，也会带来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快速发展
●我国城镇化率已达46.59%，只用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46.59%，我们只用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拓展了经济发展和就业空间，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功不可没。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陈厚义说，从人口意义上看，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从地理意义上看，城市化则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相对集中的过程。“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发展到2009年的46.59%，应该说步伐是很快的。”
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表示，我国城市化速度在20世纪80年代较为缓慢，90年代速度加快，新世纪以来则大幅提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陈甬军教授说，中国已进入城市化率从30%到70%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
●城市化说到底是人的市民化，而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城市化的过程是部分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的过程，更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城市化的真正标志是进城农民有充分的就业和完全的市民权益。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却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增长只有30%。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许多进城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还有一些农民坐地被城市化，成了“扛锄头的市民”。有学者把这种城市化称作“半城市化”、“浅城市化”。
我国的城镇人口统计的是在城镇生活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率被严重高估，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到市民的权利。
一些地方推进城市化的冲动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千方百计把农民土地变为建设用地，一些农民“被上楼”，一些村庄成建制地变为城镇，违法拆迁、暴力拆迁时有发生，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占财政收入比重达32.53%；5年来，全国共批准新增建设用地3300多万亩。
重庆工商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易忠说，有“两把剪刀”损害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一是通过强制性的征地拆迁，以非市场价格的补偿，从被征地农民那里转移财富，在城乡之间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二是通过住房所有者以住房产权不断吸附社会增值财富，导致有房者愈富，无房者愈穷，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
进城农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不能和真正的市民对等，形成公共服务的分配不公。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分析，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很多进城农民难以获得同市民一样的社保待遇，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
城市化，应该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城市化，是改变“三农”弱势状态的城市化，而不是又一次以牺牲农民利益尤其是土地权益为代价的城市化。陈锡文指出，农民的住宅是合法的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说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就要拿你自己的财产来换。这种换法，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长期致力于“农民市民化”研究的中央党校学者王道勇博士告诉记者，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被市民化”倾向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流动人口“被农民化”倾向则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流动人口往往被主流社会排斥，其利益常常被剥夺。城市化说到底是人的市民化，而不是楼房化和建制镇化。城市化是农民变市民，而不是把他们变成亦工亦农、亦城亦乡、颠沛流离、候鸟一般的“两栖人”。
城市化不仅是漂亮的外表
●城市化要有内涵，要有充分吸纳就业的能力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城市化应当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逐步推进，而不应人为拔苗助长。
农村问题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曾业松表示，城市化不仅仅是漂亮的外表，而是要有城市化的内涵，要有充分吸纳就业的能力，否则就只是一种表面的城市化。
由于工业化水平同城市化进程不相配套，一些地方大量被征用的土地长期闲置，大量进城农民得不到充分而有效的就业。
刘昕说，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化又为工业化创造条件，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支撑，考虑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要求和配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和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就充分考虑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密切关系，并在社会公平方面着力，较好地实现了城市化。英国的“圈地运动”源于工业化需求而非城市扩张需求，面对大量失地农民，英国采取了很多措施。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1868年和1875年两次颁布《工人住宅法》，拆除贫民窟，建设廉租房。日本在城市化进程中十分重视农民的利益，一方面为进城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动者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进城后不会陷入困境。
“城市化好被子，更需要工业化好里子。”曾业松告诉记者，如果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漠视工业化水平，如果我们的城市化离开了工业化，就是违背了城市发展规律，到头来一定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城市化要循序渐进
●我国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城市化进程中的跃进化现象，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二是经营城市的冲动超越经济发展规律。
曾业松表示，城市建设属于公共产品范畴，过分依赖土地出让金存在巨大风险。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全国土地出让每年平均达到660万亩，这对有限的土地资源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目前，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偿还地方债务的风险在积聚，一旦土地出让金大幅下降，地方债务很难偿付。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近日披露，通过审计调查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截至2009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2.79万亿元。
城市化追求超过现实需要，城市化就失去了其本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可能变形或者变异成过度的城市化。
向春玲分析了这种“大跃进”的表现。表现之一，就是盲目地发展城市，不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表现之二，就是重发展轻污染治理，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表现之三，就是不切实际，贪大求洋。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城市的核心是“市”，城市化的核心是“市场化”。 陈厚义说，目前的城市化依然强调政府去“抓”，而没有真正依靠市场来“育”。中国的城市化既要政府推动又要市场推动，降低城市发展的非市场成本。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尤其要注意的问题。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鸿雁教授分析，未来10—25年是中国城市社会面临的社会整体变迁期，这期间，中国将有5亿—6亿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与地理变迁之一。这一变迁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但城市可持续发展、农民流动、土地合理利用、区域整合、社会阶层变迁、社会公平等问题，将随着城市化的深化，呈现出由小到大，由隐性到显性，由局部到区域发展的态势，而各级政府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准备并不充分。
一方面是城市化的美好前景，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城市化之路究竟在哪里？就在尊重城市化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完善城市化，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这正是中国城市化前进的方向。（记者 高云才）
[新华网-人民日报]
中国遭遇“半城市化”困扰 专家直言面临诸多挑战
别忽视了“半城市化”现象
城市化，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
日前，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科学技术委员会指导，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在连续发布2006、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再次发布了《2008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也称“白皮书”)，这份报告凭借数据的详实性、权威性、精确性，郑重指出：我国城市化进程正遭遇“半城市化”的困扰。
这份被称为中国城市化“白皮书”的报告，根据公安部提供的最新户籍统计数字，按城镇非农业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计算出，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为33.28%，较2007年的32.93%，提升了0.35个百分点。而国家统计局按全国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计算出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5.68%，两者之间的差值高达12.4%，涉及人口达1.61亿人之多。“白皮书”指出， 这1.61亿人口虽然人已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由此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半城市化”现象。
“半城市化”概念，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其表现为，农民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
“白皮书”指出，除新疆外，我国内陆其余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一例外存在“半城市化”现象。各省市区半城市化程度不一，而且半数以上省市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率差值被逐步拉大，“半城市化”现象越愈发明显。
“白皮书”的数据显示，从区域来看，“半城市化”现象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川渝地区、贵州、湖南、安徽、河南、山西等地的城市化率差值均在13%以上。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第一产业占比重较大，农村人口较多，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为了寻求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必然选择出走。受到经济能力、技能水平和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往往会在本省城市或相邻省市作为进城务工的第一选择。
针对半城市化现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李秉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民工潮”形式进城打工，这仅仅是“劳动力”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因城市扩张与新城建设亟需大量城市建设用地，从而造成了土地的城市化；不论是劳动力的城市化或是土地的城市化，都是不完整的“半城市化”，造成了许多的问题，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当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除了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改革和落实外，政府财政开支也是一大难题。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从“十二五”开始，用20年时间解决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使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达到65%，这就意味着中国未来每年为解决2000万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投入2万亿元资金。(梁捷)
[光明日报]
警惕产业转型升级"断层" 房地产不能作支柱
世界经济的回暖之路并不平坦，以为多发“钱”就能挽救经济的梦想，只是存在于华尔街精英们往日“贪婪的陷阱”之中。
2010年12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推介了全球思想家正在阅读的20本书，排在第一位的是《断层线》，作者拉古拉姆·拉詹。拉詹探讨了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裂痕，这些裂痕至今还未消除。作者认为，一些比较严重的断层线起因于政治而非经济。不幸的是，在危机暴露它们之前，我们不知这些断层线何在。现在了解得比较清楚了，但危险在于我们会继续置之不理。
追索全球金融危机的“断层线”究竟出现在哪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刚刚在巴黎闭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关注的焦点就是如何调整甚至消除全球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于笔者看来，政治层面的贫富悬殊、经济层面的产业转型升级“断层”，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断层线”。广东在布局“十二五”的时候，要特别警惕产业转型升级“断层”。
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不可能依赖房地产作为支柱，惟有新兴产业的突破才是正确途径。金融海啸，当然是金融出了问题，但是究其根本，是世界产业结构升级出现了重大“断层”而造成的。
我们可回顾一段历史。1973年世界爆发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钢铁、汽车等传统产业。就在这一片萧条之中，新的技术革命也在酝酿之中。此后，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带动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财富的积累速度尤其惊人。在传统产业时期，美国培养“亿万富翁”要花60年，但在互联网时代，培养数千亿美元的“世界首富”只需要十来年时间。2000年左右，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缺乏新兴产业支撑的世界经济，被华尔街的精英们设计的楼市“次贷”改变了方向。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当前，世界正处于“三大革命”(新能源、新产业、新的生活方式)的前夜，世界经济在激烈的调整变动之中。即使是在被称为“科技创新领头羊”的美国，由于缺乏强大新兴产业的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也出现“断层”，失业率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好“兵分两路”，一路在新能源、新产业、新的生活方面寻求“重大突破”，而另一路则“退而结网”，在制造业等领域以科技带动重建新优势。在国际市场，美国与日本汽车，美国与中国制造业等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刀光剑影。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广东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正逐步消失，而新兴产业能否接上，不出现“断层”，对广东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因此，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防止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的“断裂”，应该是广东“十二五”布局的重中之重。
对于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既要有战略性的前瞻眼光，勇于“弯道超车”，更要有脚踏实地的拼搏，善于把仍然拥有巨大潜力的产业做大做强。一个国家或地区，把某种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不尽相同的。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知彼”是知天下大势；“知己”是知道自己拥有的能量或“潜力”。知其“势”而不知“己之能”，往往会“眼高手低”。就拿电动汽车来说，它当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但在汽车电池没有出现革命性变革之前，“电动汽车世纪”不会来临。更不要说，如果连造车的核心技术都没有弄好，想在“电动汽车”市场里大有作为很难很难。笔者去年5月11日在本报有一篇评论《汽车洗牌与广东机遇》，其中写道：“你知道中国的汽车市场有多大吗？假如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要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需要全世界的汽车厂家生产20年！当然，中国的国情不能与美国相比，但中国汽车市场潜力之大，却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广东在把“电动汽车”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候，还应以图强争霸的雄才大略，把汽车产业做大做强。值得庆幸的是，来自省发改委的消息说，广东拟投入到汽车产业的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围绕新能源汽车建设的投资将达15.9亿元。
世界经济的回暖之路并不平坦，以为多发“钱”就能挽救经济的梦想，只是存在于华尔街精英们往日“贪婪的陷阱”之中。广东的经济总量已超过了新加坡、香港与台湾，达到了45473亿元。要满足这样一个庞大经济体的持续较快发展，如何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显得格外重要。
作者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南方日报高级记者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