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澎

　　■过去10年间，我国在科研经费上的投入持续增长：从2000年至2005年政府的研发投入年增长率达17%，2005年至2008年的投入年增长率达23%，2009年又增加了30%。但是，除了论文数量增加以外，其他的成果却很少——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同行手里的现象，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做好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2010年9月，饶毅和施一公两位科学家联合在《科学》杂志上撰文，专门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

　　“回国一年半，很想在科研上做出点成绩。起码80%以上的时间要花在科研上吧？但现在50%以上的时间花在了拉关系上！”

　　“回国后发现，许多项目都是在圈子内进行的。不交际，根本争取不到像样的基金。为什么说权威厉害，因为权威都是终身的，不退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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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搞科学研究的，却不得不为了科研忙于交际——最近举行的一次“千人计划”归国学者座谈会上，一些“海归”学者直陈对国内科研生态环境“水土不服”。

　　他们的感慨，与饶毅和施一公两位“海归”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的发文“呐喊”，遥相呼应。作为国内学术界的“一哥”，饶、施两位尚能公开撰文，探讨国内科研界经费分配中的种种怪现象，并意外地获得科技部的回应。而国内大多数科研工作者，却只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如果与体制“叫板”，面临的后果很可能是再也申请不到像样的课题经费，实验室被摘牌，在圈内处处受排挤，被边缘化……

　　谁让学术圈已经成为了一个江湖！

　　经费申请，到处是“黑匣子”

　　复旦大学教授陈良尧在申请973课题时收到一封信，对方自称是立项“咨询组”成员，然后直接要求陈良尧为其提供一个子课题。

　　最终，陈良尧的课题还是没有通过，据说是被更高级别、更需要照顾的项目给挤走了。

　　身为“长江学者”，复旦大学信息学院教授陈良尧在申请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课题时，曾遭遇过一次“黑匣子”事件。

　　有位学者与陈良尧有过一面之交，两人的研究背景和课题兴趣并不相同，也没有任何研究与合作关系。但是，当陈良尧申请973课题时，却收到了这位学者的来信。对方先是亮明身份：973项目立项的“咨询组”成员。然后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陈良尧给他一个子课题。当然，语气极为客套：“我很希望能够安排教师在您领导下接受一个子课题”。

　　“他的要求，触动了很多像我这样的科研人员的软肋。”陈良尧很清楚，这位学者的研究方向与他的项目没有任何相关性。如果把他的课题纳入项目，难以向共同申请课题的其他科学家解释原因；但是如果不把他的课题纳入，显然就其担任“咨询组”专家的身份和信中的那些暗示，届时申请973课题，就会希望渺茫。

　　犹豫再三，陈良尧费了一番心思，多次就自己申报的课题进行“微调”，终于把这位学者的课题组成员纳入到了他的子课题中。

　　项目中评答辩阶段，陈良尧遇到了这位学者。但最终，陈良尧的课题还是没能通过。“据说有更高级别官员的课题组也夹在某申请项目内，要求被优先照顾。这样，其他项目就被挤走了。”

　　按照973计划项目的申报规定，如果某一学科方向安排了课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三五年内)，将不会在该方向安排其他类似的课题和项目。这样的流程设计，旨在避免重复投资，造成资源浪费。果真，第二次973项目申请时，陈良尧注意到，原先的申请方向已经没有了。但蹊跷的是，虽然该方向在973课题申请指南上已经消失，但却有另一课题组迅速申请到了这一方向的课题，而原先来“问候”陈良尧的“咨询组”成员，则在那个和他的研究方向“不搭界”的973项目中拿到了一个完整的子课题。

　　在后来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陈良尧再次遇到了这位写信的学者，对方心照不宣地扔过来一句话：“老陈，到处都是黑匣子！”陈良尧心里不免有些愤懑。“你不就是其中的那个黑匣子吗？”但陈良尧说，他也理解那位学者的无奈。

　　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973项目的申请中，类似怪象层出不穷。每年973申报时，都会提前列出一些国家需要重点发展和投入的基础研究方向，且这些都是国家急需发展的最前沿的基础研究领域。

　　有学者反映，曾经有一年，973项目申请指南中出现了信息领域中的“纳米信息技术”研究方向，但是却把与“纳米技术”没有太多关联的“传感器和系统”列为重点。这一年，冲着纳米技术领域去的申请项目，均以失败收场。到了第二年，“纳米信息技术”的研究还没有开始实施，这个方向却在申请指南上蒸发了！

　　“究竟是影响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的器件尺寸问题解决了，还是这个方向在一年之内已经不再属于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了？”学者们很是纳闷。

　　学界“大牛”，圈钱有门道

　　某个领域有重大课题立项，学界“大牛”们往往悉数受邀参加评审。为了避嫌，“大牛”会让自己课题组的其他人参与。个中蹊跷，只有待项目结题、发论文时“大牛”的名字重新露面，才会彻底揭晓。

　　“重大课题项目申请，大有门道。”在浙江大学，有位教授多次参加973项目申请。后来他索性把项目申请也作为研究课题来对待，仔细观察现象，认真总结原因，终于找到了个把“规律”：学术圈亦是江湖，学术大佬们会吹黑哨。

　　说来极为简单：某个专业领域有几个所谓的“大牛”，这个领域有重大课题要立项，往往这些“大牛”会参加项目的评审。如果其中一位拿到了一个重大课题，其他的“大牛”往往会参与这些课题。为了避嫌，“大牛”会让自己课题组的其他人参与。当然，未来发论文时，“大牛”的名字总是在上面的，因为是“老板”嘛。而在最开始的立项和最后结题时，这些参与的“大牛”往往都会隐匿起来，以便动用各种关系照顾自己的项目——这就形成了一个圈子，而且课题项目往往是在圈子里“风水轮流转”。

　　按照浙大教授的讲法，重大项目申请过程中的蹊跷和猫腻，在立项刚开始时不容易发现，待露出“狐狸尾巴”，要等到几年后课题结题。这是因为，大多数申请到重大项目的课题组，最后都要发表论文。而这些项目的文章中，都会有那些参与课题评审的“大牛”的名字。

　　还有一位学者，曾经专门统计过一位院士从博士后到后来担任高层科研管理者时期每年发表的论文数。结果发现，院士在做博士后期间，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很有限。自从担任管理职务，发表文章的篇数便直线上升——官做得越大，发表文章的篇数越多。在鼎盛时期，该院士一年发表SCI论文达51篇，几乎平均一周发表一篇。其中不少论文，都有“感谢某基金”的注脚，或者文章内容直接与某基金的课题相关。

　　“一些走上管理岗位的科学家，已经没有任何科技工作者的良知、诚意和信誉可言。”同在学术界混，在基层做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对上层的科技管理者，意见越来越大：过去，管理科研经费的人，本身并不从事科研工作，他们常常被抨击为“外行领导内行”；现在看来，内行当领导，情况更糟糕。因为内行很多时候自己也要争取课题经费，也要从这里分一杯羹。

　　申请课题，讲好“故事”很关键

　　几乎所有大学的科研处都会对教授们进行培训——对付重大科研项目答辩，教授们的介绍必须通俗到让一个车间里的工人都能够听得懂。科研投入增加了，实力却没有跟进，原因在于“发展科研的资源，通常都集中到善于说服别人的人手中。”

　　参加973评审答辩，往往一个几千万的项目，评审专家里只有1到2个是“大同行”，其余都是外行。因此，很多有申报经验的学者总结：除了“混圈子”，讲好故事很关键。

　　一所名牌大学的“海归”教授透露说，几乎所有大学的科研处都会对教授们进行培训。对付重大科研项目答辩，最经典的一个要求是：教授的介绍必须通俗到让一个车间里的工人都能够听得懂。

　　“要申请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按照规定应该是最前沿的课题。尚未开始做，一切都是未知数，如何来进行科普教育？申请这么多的经费，就靠描绘不靠谱的远景，而不是扎实的研究基础。这往后怎么可能做出像样的东西？！”这位“海归”教授不无困惑。

　　我国近年来科研投资逐年增加，但在科研实力上，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短，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方面。一位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领衔专家在解释个中原因时，亦直言不讳：“发展科研的资源，通常都集中到善于说服别人的人手中。”

　　“973计划实行这么些年了，立项的重大项目数以千计，可是，究竟有多少项目真正改变了人类的困境或至少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侠曾专门撰文，探讨我国当前的科技评价体制问题。在他看来，所谓的重大项目，往往已经沦落为扼杀竞争的一种借口。“要知道，在科学上没有豁免权，任何人都要通过思想的新颖性竞争来取胜，而不是靠科学以外的力量来占有资源。”

　　李侠的观点和饶毅、施一公很类似：项目申报很容易演变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与换票行为，人为地造成科学界以利益而不是以学术为导向的拉帮结派活动。“试想，一个大项目通过所谓的团队整合，几乎可以把同一个领域的国内主要专家一网打尽，这样一来，哪里还有真正客观的评审？有资格进行评审的人，都是团队成员或与团队成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借助于制度性力量，合法地助长了学界日益蔓延的帮派主义与学阀作风，败坏了纯正的学风与学术规范。”

　　动辄捆绑千万资金的重大科研项目，在让一批科研人员垂涎的同时，也滋生了他们的邪念——“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不少动辄成百上千万的大项目，其命运多是隆重出场、草草收台，即便追究下来，也以“交学费”为由挡了回去。作为学者，李侠的问题是：这些学费交到哪里去了？谁允许交的？“现在的借口是‘允许失败’。可真正的失败是一种悲壮的荣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