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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问题,关键还是解放人才

——代表委员热议“谁来撑起明天的中国”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3-21

 

    虽然“君子不言利”,然而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张伟平委员的两条建议却都与待遇有关:一是提高长江学者津贴,二是提高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奖金。连续几年,他一直重申类似的主张。

    1993年,留学回国的张伟平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每月工资200多元,难免会为生活问题消耗不少精力。5年后出现的国内第一个特聘教授项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让这位自称“书呆子”的数学家从柴米油盐中解放出来,专心治学,成绩斐然。回顾自身经历,他感慨道:对人才投资,相当于“雪中送炭”。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令国人深感焦虑。但张伟平院士认为,反省的同时不必悲观。他举例说,即将召开的201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实戈将成为中国大陆首位最高规格的1小时报告人,另有5位中国大陆学者作45分钟邀请报告,他们均是长期在本土学习和工作的杰出数学家,受过国家各类人才项目的资助。

    张伟平说:“只要我们把人才政策落到实处,只要广大青年教师能够安居乐业,相信大量人才的涌现是可以期待的。中国这么多人,如果有合适的土壤,不怕人才不冒出来。”

    从人口大国到人才资源强国有多远

    全国两会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审议了新中国第一份《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会议指出,编制《纲要》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选择”。

    据悉,两会过后,我国将召开第二次人才工作会议,《纲要》也将随之公布。

    参与《纲要》编制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江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历时两年编制的《纲要》,与已经发布的科技发展规划、正在征求意见的教育发展规划之间,是紧密衔接的上下游关系。科技规划勾画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蓝图,人才规划提出了建设人才资源强国的愿景,教育规划则要提供充分的人才资源。

    200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首次将人才强国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

    即将实施的《纲要》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才优先”的观点,强调人才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

    “‘人才优先’应该是这次规划的核心,要把人才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吴江说,“人才优先”首先体现在投入上的优先,其次是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上项目时首先考虑有什么样的人才,规划时首先考虑怎样培养队伍。

    虽为头号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总量均列世界之首,中国却苦于人才匮乏。2007年,我国劳动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只有8.6%。全国人口中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力资源接近8亿,当中有知识、技能的人才资源,约为1.04亿,仅占劳动力的八分之一。而早在2000年,美国的人才资源就占劳动力的65%。

    从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来看,2007年中国的数字仅为17%,而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都较高,美国在60%以上。

    此外,中国还是最大的人才流失国之一,1979年到2008年间,出国留学的近140万人中只有39万人回国。《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2006年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人数,比当地任何一所大学都要多,被美国《科学》杂志形容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著有《人才战争》一书的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多次呼吁,如果政府的人才培养变成“为他人作嫁衣”,巨额教育投入成了对发达国家的教育补贴,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就会出现问题。他指出,中国外汇储备和经济总量都非常庞大,不缺硬件,只缺人才,已经到了“遏制人才流失、取出海外人才储蓄、主动吸引与争夺外籍顶尖人才的阶段”。

    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同样重要

    两会前夕,一则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新闻引人关注:山东省济南市招聘的5名大学生掏粪工,通过半年试用期正式上岗。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泰安东方计算机学校校长王元成对记者感叹道:“学校专业设置上,应该考虑怎么从社会需要出发,从国家的产业战略布局出发。”

    曾是一名打工青年的王元成代表说,社会的目光不能仅仅放在那些高精尖的人才身上,更应该关注普通的劳动者,关注怎样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撑起明日中国”的人才,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各尽其才。

    2003年,中央提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是“高层次人才”。据全国政协委员吴江介绍,今后的重点由“一高”变为“两高”,即高层次、高技能。

    正如钱学森先生生前所警告的,我国拔尖人才稀缺,“按照测算,我们现在有4000多万名科技人员,其中创新型科技人才也就是在1万人左右”。还需注意的是,我国科研人员逾三分之二留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等非生产领域,发达国家恰恰相反,主要分布在企业。

    几年前有数据显示,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参与领导层的中国科学家仅占2.26%。国外一项针对工程师合格率的研究认为,中国在61个国家中排在第57位。

    而在高技能人才方面,中国社科院2009年度中国人才报告称,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有1.4亿人,其中技术工人约占一半,在这7000万名技术工人中,初级工占60%以上,中级工占35%,高级工以上仅占4%。日本、德国等国的技术工人中,高级工以上的人才达到40%。

    今年年初,各地又见“民工荒”。吴江认为,“民工荒”固然反映了经济复苏,也反映出一个现象,即没技术的劳动力找不到岗位,需要技术的岗位招不到人,大量劳动力的闲置和大量岗位的缺人,这将是长期并存的问题。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我国将支持部分高校试点开展拔尖人才培养改革,逐步推行免费中职教育,强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以加强“两高”人才的培养。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发挥人才效益

    吴江对记者指出,破解人才资源的质量、结构等问题,最大的障碍在于体制机制。

    《纲要》提出,今后的指导方针是“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强调要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

    吴江告诉记者,从体制来讲,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作用,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政府要转变职能,让用人自主权充分落到用人单位,让人才能够流动到有需要的地方去。机制方面,应体现“以用为本”,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才的效益。

    “管理部门不是管人才,是解放人才。我们不能总想怎么把人管‘死’,而是应该想怎么把人的智慧、才能解放出来,让每个人实现效益最大化。”吴江说,制度的制定应与人才的解放相联系,解放人才就是解放生产力。

    吴江坦言:“目前很多制度都把人‘捆’住了。我们要引导人们去干工作,作贡献,发挥聪明才智,而不是引导人去找关系,熬年头,拉选票。要从人才发挥作用的需要出发,设定一些评价、选拔、激励机制。”

    2003年,中央提出“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吴江认为,如今出现了更多的“唯”,如招聘时先看应聘者是什么学校、是否留学,这种简单化的条条框框越定越多,损失的是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如职称评定中,外语水平、论文发表是硬性要求,这未必符合各行各业的规律。

    吴江透露,《纲要》中含有一套可供评估的人才发展指标体系,用于衡量人才事业的发展程度。“老百姓都知道GDP,我们常说‘绿色GDP’,今后也要有‘人才GDP’。”人才强国指标体系除了考察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情况,在人才对社会的贡献度,以及教育投入等环境因素上,都有硬性指标。这些标准既具国际通用性,也兼顾了国情。今后,中央可能针对“人才GDP”建立责任制,让各级党委、政府做第一责任人。

    在“以用为本”方面,《纲要》还提出“人才国际化”,用好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

    目前,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百千万人才工程”等,都已成为广纳人才的品牌项目。去年,中央又实施了“千人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在吴江看来,这类人才项目已经产生示范效应。“以前各地都争项目,现在各地都在效仿中央,先争人才。”

    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认为,随着“千人计划”等措施的开展和各类人才回归通道的打通,将带来新一轮的“海归”潮。

    “谁来撑起明天的中国?人才!这是毫无疑问的。”吴江对记者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的说法更加形象:中国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新的“两弹一星”,“两弹”就是“科技体制创新”和“教育体制创新”,“一星”就是“人才”。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中国青年报]

 

 

相关评论

好的政治家,应该富有远见

    ■好的政治家,应该富有远见,不要学梁惠王,目光短浅,厚待邹衍而冷遇孟子。

    国家将2009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了数学家谷超豪教授和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孙家栋教授。这样的消息,令人振奋。在现代社会,如果知识生产得不到政府的倡导、鼓励和支持,实难成就伟大和持久的事业。给予优秀科学家和艺术家以精神荣誉和物质奖励,是政府介入知识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途径。

    知识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又构成人类生存和幸福的精神寄托;创新是知识分子生存价值的证明,也是他们的使命。日本学者中江兆民就说,知识分子既然“生在古人之后,就要在古人开拓的田地以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我也认同冯友兰给出的有关知识人使命的界定:“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团真火。”

    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始终以“创新至上”为根本原则。科学史家贝尔纳曾将科学观区分为理想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前者认为科学仅与发现真理和观照真理有关,后者则认为功利是最主要的东西。在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存在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孰轻孰重的争论。其实,社会科学大可参照自然科学,树立“无论什么研究,有创新就是好研究”的理念。孙家栋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但他依旧能够获奖,原因就在于他与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紧密相连,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2000年获奖的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2001年获奖的王选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他们的贡献,改变了世界。中国的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模式和经验可循。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的任何新理论、新观点,以及能够使现实问题获得有效解决的新方法,都具有不容低估的价值。

    我认为,政府有必要对创造性的劳动予以扶植和奖励,系因在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现、发明,以及所有学者和艺术家的传世之作,无不呕心沥血,甚至是用生命完成的。唐朝诗人李贺年轻时刻苦吟诗,他的母亲说:“是儿将呕出心肝来。”陈景润为证明“1+2”,草稿装了几麻袋。海明威说,他的《战地春梦》第一章改了五十几次。王尔德说,他花了整个上午去校对他的一首诗,把一个逗号删掉了;到了下午,他又把逗号放回去了。这样的付出,市场不会补偿,金钱难以补偿;其本身理应获得的声望和荣誉,也超出了以商品化、批量化和通俗化为基本取向的市场的能力。

    谷超豪说,数学研究“能解决复杂问题是件高兴的事情,不会寂寞”。与面向市场的精神产品必须符合笼统化和简单化不同,细化和复杂化是具有原创性学者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复杂工作的价值需要少数专家和同行来评判。我很赞同王志新院士的说法:学者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有影响力的、有严格审稿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是宣传自己、树立自己学术威信,确立自己学术声誉的唯一途径和最佳方式。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学术界和艺术界保持一定的独立自主性,而具有公立性和公共性的政府成为主要出资方,则是知识阶层独立自主性的最有力的保证。目前我国学界存在的一个不良倾向,就是一些不入流的学者热衷于宣传和炒作,媒体曝光的频率似乎成为衡量学者成就的主要标准。市场化的影响日渐深入,舆论甚至学术研究出现越来越简单化的趋势。这也再次应了钱钟书的名言:“大名气大影响都是百分之九十的误会和曲解掺和而成。”

    以复杂工作为己任的学者和艺术家,多生不逢时,有些像余秋雨所说,“越是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马克思在许多学科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却长期生活在贫苦交加之中。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家境已十分衰败,“满径蓬蒿”、“举家食粥”。

    近年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政府越来越注重科学研究的实用性,出现向市场靠拢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能够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能够给国家甚至全人类带来长久福祉的成果和作品,更应得到政府的特别关注。

    然而,古往今来,怎么做学问,做什么样的学问,受欢迎的程度却大相径庭。比如,邹衍和孟子虽生活在同一时代,但能够为诸侯谋取眼前利益的邹衍最为风光。“他到梁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去赵国,平原君侧着身子伴行,并用自己的衣服把他的座位擦干净;上燕国,燕昭王不仅恭迎到国界,而且亲自替他清扫道路”。而孟子的学术是讲仁义之道,为万世开太平,却备受冷落。梁惠王见了孟子,连先生都不愿叫,只叫他“叟”:老头儿,你不远千里到我这里来,不知你有什么办法为我国谋利?正如作家王跃文得出的结论:“现世总是势利的,现实中的人们永远都是短视的。好在最后发言的是历史,受到万世尊崇的并不是邹衍,而是曾经落寞不堪的孟子。”

    我以为,好的政治家,应该富有远见,不要学梁惠王,目光短浅,厚待邹衍而冷遇孟子。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李文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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