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超富”群体正成为改革的阻力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问题受到高度关注。政协委员蔡继明援引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部门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
对月收入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不等的普通老百姓而言，拥有超过5000万或超过1亿元的个人资产，几乎是一件不敢想像的事情。而今，中央权威部门完成的这份调查报告，不但披露了普通老百姓不敢想像的财富分布现状，而且还揭示了中国财富高度集中背后的惊人秘密———大量高干子女依仗其父辈的权力影响，通过在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和资本市场的纵横捭阖和整合运作，迅速积累下了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富豪”俱乐部。于是人们看到了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左边，各地各级高级干部掌握着绝对多数的政治资源；右边，高干子女占据了“超级富豪”中的绝对多数席位。
虽然中央和地方一直有对官员子女的禁止性规定，如中央纪委曾下发关于“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规定，有的地方规定“省、市两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任职地区不准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广告代理……等行业的经营活动”，但只要官员善于安排，总能利用权力为子女经商提供特殊的方便，带来超乎法律之上的庇护。正如上引调查报告所言，考证超级富豪中高干子女们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更确切地讲，他们是一群有着超级权力背景的超级富豪，可以简称为“权力超富”。
看到“超亿元富豪中91%为高干子女”的消息，突然明白了一个此前始终不甚明了的问题：早在1988年，中央高层就提出过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公示的方案，近年来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奔走呼吁，要求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但有关方面一直强调说，实行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太大，时机尚不成熟。为什么？因为按照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要求，官员不但要申报和公开自己的工资收入，而且还要公开自己的房产、存款、投资收益等财产状况，以及配偶、子女的从业及财产状况。如果真要严格实行这项制度，占超级富豪人数91%的高干子女的高干父母们，就必须把他们的超级富豪子女的从业及财产状况一并申报、公开，如此一来，他们作为“权力超富”的秘密就要大白于天下，但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大多属于“绝对隐私”，能经得起公众的质疑和法律的审查吗？
也许，官员财产申报公开面临的阻力太大，最大的阻力就在这里，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时机尚不成熟，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事实上，作为“权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权力超富”群体不但是官员财产公开改革的最大阻力，同时也是其他诸多领域改革的最大障碍———只要某些官员及其超级富豪子女同时占据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双优势的格局不打破，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在内的许多改革，成熟的时机恐怕永远也不会自动到来。
“权力超富”再次警醒我们，只有坚定地走“以公开保障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之路，逐渐破除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被少数人垄断的失衡格局，才能看到改革成功的希望。
(原载6月26日《燕赵都市报》，作者潘洪其)
[南方都市报 2009-06-28]
相关报道
中国不缺富人缺“穷人”
作者：陈一舟
第13份年度《世界财富报告》公布，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全球最富裕群体人数和财富总额均大幅减少。“高净值个人”人数分布排行榜上，美日德依然依次占据三甲位置，而中国内地超过英国，首次名列第四。巴西跃升两位居第十。（《新京报》6月26日）
中国的“高净值个人”人数超越英国，成为排名第四位的国家，我觉得，本次《世界财富报告》的数据应该与现实出入不大。3月份，由招商银行和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预计中国高净值人群将达到32万人，高净值人群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9万亿人民币。
正如国外经济学者所言，这说明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和稳定的增长。不过，由此恰恰也反衬出一种令人遗憾的社会背景：少数人掌握着过多的社会财富，中产者匮乏，少数富人群体对应的是一个基数庞大的贫困群体。
中国富人越来越走上“世界前沿”，相比之下，中国到底有多少穷人呢？排名世界第几？恐怕还是一笔糊涂账。2004年3月23日，世界银行在中国举办中外记者招待会，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宣布：中国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900万。但世界银行副行长弗兰妮当场表示，（根据世界银行掌握的数据）中国贫困人口是由1978年的6.34亿下降到2003年的2.1亿。两个数据到底为何差距如此之大，根子就在于，统计标准不同。2008年底之前，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5元。尽管政府刚刚宣布实施新的扶贫标准，将贫困线提高至人均年收入1196元，但世行的报告认为，这一新划定的贫困线依然偏低。
得益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富人如雨后春笋一般“崛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富人腰包之鼓，毫不逊色于欧美富人。富人们很快与国际接了轨，有了世界排名，可穷人却迟迟不能与国际接轨——划定贫困人口的标准线仍然远在世界标准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情。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不缺富人缺“穷人”。我们一直习惯以满足人体生命活动的最低需求标准———“饿死还是饿不死”，作为贫困线的划分标准。时至今天，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还以此作为贫困线标准，是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一种无视。因此，提高贫困线标准，将贫困生活还原为“人”的生活——不仅有“吃饭”维持生命的需求，还有就医、教育等多方面的基本社会性需求，已经迫在眉睫。
由此，可能会从统计数据上增加很多贫困人口，但直面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一直将“穷人”视为“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而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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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世界第四说明了什么？
文/忠言
第13份年度《世界财富报告》24日公布，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全球最富裕群体人数和财富总额均大幅减少。“高净值个人”人数分布排行榜上，美日德依然依次占据三甲位置，而中国内地超过英国，首次名列第四。（6月26日新京报）
这份报告由美国“美林全球财富管理”机构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发布。报告以“净值”为标准划分富翁。“净值”指不包括住宅、车辆、收藏品等非流动资产的可供投资资产。据称，名下“净值”至少100万美元者为“高净值个人”。中国大陆“高净值个人”36.4万人，拥有资产41.3万亿美元。
中国内地富豪“超过英国，首次名列第四”，一些媒体在报道这一新闻时似乎颇为得意，还有一些专家解读说“这表明中国经济仍在持续地增长”。但是，无论如何我对这样的消息难于高兴，而且充满了种种忧虑。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中国富豪人数的增加和名次的前移，也许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符号，但是它同时也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状况在继续恶化。
由世界经理人集团旗下的《世界企业家》杂志2007年度发布的“中国500富豪榜中榜”显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富豪已达到146名，其中广东富豪上榜87人。上榜的500名富豪总资产达到43426亿元。据统计，中国已经成为亿万富豪人数排名第二的国家，仅次于美国。
另据《人民政协报》报道，在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专题讨论会上，贫富差距问题受到常委和委员的热切关注。政协委员蔡继明披露“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穷人经济学家、印度乡村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拉斯教授说：“穷人并不是造成贫困的原因。贫困是由机制造成的，是由社会造成的”。“没有人是穷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成绩，社会成就”。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邓1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且，邓小1平反复论述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原则和途径，他说“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他还说：“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30年来的改革过程中，一些人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力这个基础条件，而严重忽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手段和目的。一些改革“精英”们，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大行资本主义私有化之实，使“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遭到严重破坏。而没有公有制为主体，就不可能消灭剥削，也不可能消除两极分化，更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没有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财富在极短的时间内向少数人集中的速度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极其不正常也是不应该的。我已经在另一篇博文《有感于中国70%财富在0.4%人手中》分析了导致这种现象的几个主要因素。一是国有资产在改制中被少数人瓜分成为私家财产；二是官商勾结，少数人利用公共资源和公权力中饱私囊；三是不法经营牟取暴利；四是放弃按劳分配原则，“按资分配”使先富者越来越富。五是畸形的国际竞争使劳动者被剥削现象日益严重；六是官僚经济，少数人得利。
社会财富高速向少数人集中，中国富豪数位居世界第四，无可争辩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受到严重威胁。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等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原则受到了空前挑战，进而必将威胁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是这些年来，国内外极端势力一边极力推动中国经济私有化进程，一边极力否定中国革命史，主张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的经济基础。
邓1小平早就警告：“社会主义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他还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由此可见，中国富豪数列世界第四，绝没有什么值得夸耀和骄傲的，因为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无疑是以牺牲和剥夺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为代价的。而这样的结果，与“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宪法》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党章》的原则和纲领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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