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该文为作者一家之言，仅供国人用于批评之参考，以有利于祖国统一事业。此文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
以下正文。
刚刚过去不久的“陈江会晤”达成并签署了大陆与台湾合作的三个协议，主要是针对共同一致利益所在的方面，即经济交往和社会犯罪与基本安全保障事务方面的协定。应当说这些协议是及时的，尤其是现在正处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和积极应对新型传染性流感病毒方面，实在是对双方太为大有用处了。不几天之后，台湾可以以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之观察员身份立足于世界卫生组织了。对于国人来讲，都是炎黄子孙，同承中华民族之血统，两岸分治六十多年了，国共两党子子孙孙几代人才取得一些谈判成果，很想高兴一番却又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就当前复杂而动荡的局势来讲，国共两党谈判成果说不上谁取得了一次伟大胜利，因为协议都包含有双方所极端关切的根本利益。双方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多，双方最为敏感的问题都没有谈及，一切才刚刚开始。
国民党和共产党既是现代中国的一对老冤家，又是长期合作、分手的典范，忽左忽右的摆动几长达一个世纪了，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和结果。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了两次，也分裂了两次，刀光血影，你来我往，仅双方内战打了就不止十年时间。至今仍然是共产党统治大陆，国民党统治台湾，国民党自1949年后划地一隅自治，有自己的政治模式，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经济体系，有自己的外围小圈子，尽管近年来台湾政治力量有所分化、政治体制趋同世界潮流......。
谈起国共两党的合作，就不能不追溯中国近代历史。国共合作最早可以追忆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初始，那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有了“第一次合作”，成立了对后来中国政治进程有深刻影响的黄埔军校，尽管有许多国民党元老象戴季陶这样的人完全反对国共两党合作。无可否认，当时条件下，清政府刚刚垮台不久，各党所主张赞持的主义不同，各党所立足团结的对象有异，各党所活动的空间及发展方式参差不齐，但国共两党双方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分化瓦解中国，反对封建帝王统治法则，都主张强国强民迅速发展经济。国共双方顾及各自党体的利益、面对中国实际、尚处于政治摸索实践阶段、也都需要各色政治力量予以配合支持，能够走到一起，却也实属不易。可惜，孙中山逝世后，1927年，为政治权力的争夺急红了眼的军人们，开始了清共反共的铁血行动，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倒在了白色恐怖的血泊之中。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以拔剑弩张的方式结束了。
兄弟相仇，恶人相欺。紧接着，日本鬼子乘机大举进犯中国，国民党高层为了保全实力，外交手段、战略决策、情报获取、宣传舆论等全方位各尽表演之能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略深不以为然，还略带一些鄙夷轻视“小日本”的战略战术神情，许多人以为日本人不过是帮助溥仪建立伪满州国和政府而已，暗中订立城下之盟，甚至协同消灭吉鸿昌抗日武装，以求一时苟安。“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既定，开始不停止地剿灭中央红军行动，妄想速求安定国内，侥幸实现政治稳定、驱除鞑虏、建立强国的梦想。
说到“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订立，其来源最早恐怕应该始于汉武帝时期，主要针对北方匈奴屡犯汉朝边境提出的国家策略。但是，国民党弄文舞笔者们没有结合当时中国现实认真分析，生拉硬套“教条”祸害国民党不浅。这是又一起典型的“教条主义”葬送国民党大好前程的事例。当然，共产党也屡次受害于“教条主义”，就是解放后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也是如此，但都还能够自己及时得到一些纠正，所以没有能造成如国民党这样严重的颠覆性后果。
就“攘外”的对象来讲，在汉武帝时期，当时匈奴系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不习农耕定居生活，进犯汉朝，但不屯兵移民，以抢掠财富女人而走为主；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却要长期霸占地盘，占领东北后不仅大量掠夺中国的财富和资源，而且迅速将其国内民众迁居而来，大搞“以战养战”的长期侵略战略部署。就“安内”的对象来讲，在汉朝时期实行的是封建家族式统治模式，汉武帝要“安内”的是指其刘氏一脉的藩王，他们亲疏有别，所受朝廷恩惠大小不一，“削藩”“安内”可谓既是家事又是国事，外敌当前，血浓于水的道理甚至可致于一席宴饮、一次拜会就能各个击破，迅速解决各个藩王对中央的对抗；但蒋介石“安内”的对象是“红军”和各地军阀武装，“安内”方法无非是长枪短炮杀伤流血式对话，存在“主义”“道义”之争，你死我活刀枪流血之痛，需要依靠实力和长期民众支持，因此，短时间锋芒毕露不足以平静天下局势。就国家经济科技实力来讲，汉朝时期国家统一，政令畅通，国家意识较强，经济发展持续，供给日趋稳定，作战也仅限于冷兵器，无非刀枪戈戟、飞蝗流矢，如此而已，战争的消耗仅限于农业和小作坊生产的物资；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期，世界科技水平提升很快，科技力量开始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角色，而国内长时期不稳定，外有侵略，内有争斗，中央政府控制能力较弱，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科技、教育十分落后，没有像样的民族工业，真可谓一穷二白，但是，战争中已经使用海陆空立体化工具，飞机、大炮、坦克等依靠先进科学技术制造的武器，战争消耗迅速而数量巨大，更依赖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团体所拥有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外敌的经济力量远远强大于中国的经济供给能力，这就构成了日本鬼子在初期可以借其金化优势集中布阵于一个不大地域里频频得逞，显示出其在狭小空间范围内的破坏和杀伤能力。事实上，这种国家科技水平悬殊情况下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交战，在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就发生了。......因此，这些变化了的情况严重制约着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实施，国民党长期执行这种国策必定会弱化、离解国民党团体，致使党内不能同心同德，党外不能团结全国各色政治力量共同抵御外来侵略，这样的国策无异于自毁于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面前。
其实，当时的中国已呈纷乱之局面，不仅综合国力薄弱，而且豪强土匪猖獗，国民党基根并非十分稳固，更有各种政治力量正处于权衡对比观望之中，国民党也不可能绝对地全国政治通吃。此时最高当局的精明之处惟其在于团结力所能团结的对象，而不是分散党国之力量，互相消耗下去。主持道义、精于团结者必将逞势于中国。大国处于日益危机之时，一个领袖党完全可以布大义于天下的正义行为鼓励民众奋起，团结各色势力共同抵御外部侵略来赢得民望和抑制对手，以此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各阶层团体的归附，然而，国民党却反复兴师动众地想以杀戮自己国民来达到“安内”的目的，不打鬼子，而搞内战，面对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列强，此是继续弱化中国、反助敌国的愚蠢行径，亲者痛仇者快，人心向背自然明了。在外敌侵入国门当前，以内战为手段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主张，于军心稳固、民心归顺最为不利。于是乎，有了诸如陈炯明反蒋介石独裁等不同派系军阀的内斗事实，针对蒋介石的刺杀行动也发生了好几次。当时，最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事件是，1936年12月，背负“不抵抗将军”恶名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偕同杨虎城将军在苦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失所望之下，遂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兵谏”行动——“西安事变”，捉住了来西安亲自督战剿灭西北红军的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当为历史发展之必然结果。
“西安事变”一夜暴发，有主张杀蒋介石的一派，有主张放蒋介石的一派，有主张武力救蒋介石的一派，还有主张秘密关押审判蒋介石的一派，...不一而足。亲日派和日本鬼子最期望得到杀掉蒋介石的结果，遭受严酷“剿共”迫害刚刚经历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将士大多数人也希望杀掉蒋介石，共产党高层中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之外包括毛泽东本人也是主张杀蒋介石的，但是，要达到和形成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就不能凭个人意气简单地杀掉代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砍头一刀容易，人头再造万难。对中华民族最为有利、最为高妙的结果就是“捉放曹”——通过谈判有条件地放蒋归巢，建立新的国内政治秩序，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张扬”二人妙不可言地邀请共产党参与整个“事件”的处理和谈判，于是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但是，这一捉一放的行动，展示了当时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顿时最大限度地收取到了民望，同时也赢得了国际声誉，虽然仍是国民党统治全国政权，但道义和人民的无私支持已经偏向于共产党一边了。共产党这一被国民党指称为“共匪”的政治力量，从此更是赢得了发展的空间和时间，成为了当时政府所不得不认可的政治力量，可以合理存在合理发展。如果国民党制造事端，那等于是自我诽谤于国民面前了。可惜，后来发生了多起国民党和共产党互相仇杀的内讧，尤其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应该算是一个转折点，加之国民党军统国统长期对进步人士的打击和迫害，又无力解决恃权贪腐而表为“发国难财”的腐败问题，国民党恃权凌人的形象也就越发高大了起来，由此民愤的多年积累，国民党败走大陆成为必然了。事实上，国民党中也有许许多多英才人物，世间本也没有人生而就为葬送国民党事业而来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失败于全中国人民的。
要说国民党没有抗日，那是不正确的。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的部队一直在正面主力战场上打击日本鬼子。忻口会战、台儿庄会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滇缅作战等等都是打得极其惨烈的。“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重庆大轰炸”的持续不断，日本鬼子从西南滇缅包抄杀来，...更使国民党整体对日本鬼子有了“速使我亡种”的危机。国民党高层从对日“速决战”中惊醒，连连战事失利，日本鬼子推进迅速，国民党中一部分人产生了极度悲观和动摇情绪。国民党大员汪精卫不就是因看不到抗战前途而直接投降了日本鬼子么？！
事实上，日本鬼子最初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的扫荡，造成了根据地大量人员流血牺牲和部队战斗力的锐减，假如没有国民党的抵抗，日本鬼子无所顾忌，共产党的武装也是万难达到迅速发展壮大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共产党队伍的牵制，日本鬼子派遣更多军事力量从西南边境大迂回大包抄成功，当时国民党党部所在陪都——重庆也会不得不放弃。但是，如果国民党一味退让，最后又会退到哪里去呢？西藏？青海？新疆？到头来，国共两党都可能因为内耗而日渐自损严重而不敌。
好在抗战的后期，就民族大义来讲，国共两党合作还是基本上相得益彰的。第一次滇缅作战中，戴安澜将军的牺牲，毛泽东还亲自拟写了祭文。外交方面，蒋介石为国人赢得了国际主动，取得了不少成果，获得了大量的国际援助。军事上，中日之战进入了相持阶段，积小胜为大胜的敌后游击战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尤其后期阶段的全国抗战大有起色，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气氛空前高涨，军队由屡战屡败转为了多打胜仗，中国抗战必胜的中日之战结局已经初现。
1945年日本投降了，国共两党在重庆搞了一个“双十协定”，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中国的新生和和平。然而，仅仅过去两个月，国共两党再次全面开战，双方撤走了各自所在对方区域设立的办事处，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第二次分裂。就历史本义而言，内战实际上无所谓任何一方的绝对胜利，人民不可能从内战中获得利益，人民是反对内战的。当时的中国已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动乱，人民最需要休养生息，谁先挑起内战，谁将成为人民所共愤者；谁在内战中对人民有利，谁又会被人民所支持和拥戴。军心稳定否、民心相背否，这些最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东西没有被国民党高层所关注，他们倒是被自己一时强势的假象所迷惑了，自然而然，最后的输家只能是国民党！国民党最终只能龟缩于小小的台湾岛了。
自1949年至今，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立已经又有60年了。尽管国民党于1962年有过“反攻大陆”的壮举，尽管当时共产党“三面红旗”下饿死了无数农民兄弟，但大陆还没有完全丢失掉民心，内战中血淋淋场面所遗留的痛苦记忆没有消退，人民不会欢迎一个好战的大党再度在大陆发起内战。国民党“反攻大陆”以失败收场是必然的。
现在，国共两党又开始了“第三次合作”，前两次合作都是国民党占尽优势，国民党主宰全国政权，而共产党不过是在野党而已，但是，“第三次合作”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共产党是优势党，国民党是处于弱势的党。鉴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分分合合这么多年，出尔反尔这么多年，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朝代的政治格局和变数有如今天这样诡谲，那么，我们这些公民要特别思考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三次合作”到底又能走到多远呢？！
恐怕我们通过对以下方面的分析，是可以得到一些具有历史性验证意义的启示。
（待续）
相关报道
海协会与海基会签署《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等三项协议
在经过充分磋商达成共识后，今天下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和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签署了《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等三项协议。
一 、《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
双方同意在台湾海峡北线航路的基础上开通南线广州与台北飞行(航)情报区直达航路和第二条北线上海与台北飞行(航)情报区双向直达航路。
客运方面，大陆在现有航点基础上增加合肥、哈尔滨、南昌、贵阳、宁波、济南等六个航点共27个航点经营定期航班。台湾开通桃园和高雄2个航点经营定期航班。双方同意客运定期航班和包机班次总量为每周270个往返班次。
货运方面，大陆开通上海、广州，台湾开通桃园、高雄经营定期航班。
二、《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
由两岸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就两岸银行业、证券及期货业、保险业分别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确保对互设机构实施有效监管。
三、《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双方同意在民事、刑事领域相互提供共同打击犯罪等协助、共同打击双方均认为涉嫌犯罪的行为。
协议签署后，双方互赠了礼物。会后，中共中央台办主任王毅会见了江丙坤一行。王毅表示,l两岸关系的改善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这次会谈取得的成果标志着两岸经济往来正常化的目标正在实现.
对于如何推进两岸关系,王毅提出"经济为先,循序全面发展;互信为重,逐步破解难题".他希望在实现两岸经济往来正常化基础上,尽快推进两岸经济关系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包括签署两岸经济合作协议,同时加强文化、教育、科技、青少年等各方面的交流。希望双方建立互信，逐步为解决两岸关系中的复杂和敏感问题积累共识，创造条件，互信的基础就是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
（央视网 2009年04月26日）
两岸迈向全面“三通”时代
4月26日15时，南京紫金山庄会议中心紫金厅。陈云林与江丙坤在两岸定期航班、两岸金融合作以及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3个协议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双方还就大陆资本赴台投资达成共识——
从2008年6月到2009年4月，10个月的时间，海协会与海基会最高领导人分别在北京、台北、南京举行了三次会谈，双方共签署了9项协议和一项共识。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人员往来，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和正常秩序，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实，两岸关系热络不止表现在两会商谈上。2008年12月31日，在纪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主张。今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的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一行时指出，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两岸同胞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面向未来，捐弃前嫌，密切合作，携手并进。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4月26日在南京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会谈时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会制度化协商已经向纵深推进。两岸关系在经历了60年来重大历史性跨越后，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江丙坤则表示，两会此前签署的6项协议，不只为两岸关系写下新的一页，也为两岸搁置争议、共创双赢树立了典范。
六朝古都成瞩目焦点
南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六朝古都，是与海峡两岸及两会商谈都有历史渊源的城市。1994年，围绕“两岸劫机犯遣返”等3项事务性议题，海协会与海基会于当年11月23日至26日，在南京举行了第六次副秘书长级工作性商谈。
4月25日上午，由江丙坤董事长率领的台湾海基会协商代表团从台北抵达南京禄口机场。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中、副会长李炳才、李亚飞等前往机场迎接。
江丙坤和夫人一行中午抵达下榻的南京紫金山庄时，受到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和夫人以及参加两会商谈人员和台商代表的热情欢迎。
陈云林与江丙坤均表示，期望两会恢复协商后的第三次领导人会谈圆满成功。陈云林说，令人欣慰的是，两会恢复制度性商谈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两岸空中海上直航、邮政合作及食品安全等方面，已经签署了6项协议。更令我们鼓舞的是，随着这些协议在健康深入地推行中，两岸同胞都亲身感受到了实惠，有越来越多的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对两会的工作、商谈给予更多的认同。
陈云林说，当前，国际金融风暴正在对两岸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此重大时刻，两岸同胞应当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努力，共度时艰。相信在两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此次会谈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向两岸同胞交出又一份亮丽的成绩单。
江丙坤在致辞时说，国民党重新在台湾“执政”后，两岸关系“轻舟已过万重山”，两会很快恢复中断9年之久的协商，顺利签署了6项协议，更进一步巩固了两会制度性协商，不但嘉惠两岸人民，也提供双方企业增强竞争力的基础。
预备性磋商为最后签字做准备
海协会与海基会在第三次陈江会前的最后一次预备性磋商，25日下午在南京紫金山庄会议中心紫金厅举行。双方就26日上午举行的第三次陈江会涉及的两岸空中定期航班、两岸金融合作、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等3个议题，以及大陆资本赴台投资等事宜进行了最后的沟通。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中、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廉领衔进行磋商。
在磋商开始时郑立中、高孔廉分别致辞。高孔廉还就广东旅游团24日在台北发生意外，造成人员伤亡，特别对此表示遗憾，对亡者表示哀悼。磋商在约一个半小时后结束。郑立中在会后表示，磋商气氛“相当好”。双方就协议文本和协议确定后一些配套措施如何跟进，充分交换了意见，相当一部分遗留问题都已解决。协议文本26日交给两会领导人签署。
25日晚上，海协会在紫金山庄为台湾海基会协商代表团举行了欢迎宴会。
陈江会成果均已得到落实
回顾第三次陈江会之前的两次陈江会，令人高兴的是，其会谈成果均已得到很好的落实。
2008年6月，第一次陈江会在北京举行，这标志着中断9年的两会协商谈判重新开启。
2008年11月，第二次陈江会在台北举行，这是两会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岛内进行正式会谈。2008年12月15日，两岸空运、海运直航和直接通邮启动，标志着两岸全面“三通”基本实现。在两岸的共同努力下，两会恢复制度性协商后所达成的多项协议，在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目前已取得喜人的阶段性成果。
在前两次陈江会取得成功后，两会目前已达成一年两次、交替在大陆和台湾举行会谈的制度化安排。“两会签署多项协议以来，两岸人员往来更加便利，各项交流日益密切，人民受惠也越来越多。”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中说，“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大家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两会协商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记者 王连伟）
[新华网]
两岸业者积极肯定两会南京会谈的成果
新华网北京４月２６日电题：两岸业者积极肯定两会南京会谈的成果
新华社记者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２６日下午在南京签署《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３项协议，并就大陆企业赴台投资事宜达成共识。两岸业者对此深感振奋，积极肯定两会南京会谈成果。
多年来，中国银行已为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开办和提供多项金融服务，并通过海外机构间接办理两岸贸易和非贸易结算，具有丰富的涉台金融服务经验。
中国银行发言人王兆文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两岸金融合作协议的签署，将对两岸金融合作交流产生积极的影响。中行十分希望在台湾建立分支机构，服务广大台商和台湾民众，为促进两岸经贸交流做出贡献。同时，欢迎台湾银行同业到大陆与中行开展相关业务。目前，中行正在为此积极做好内部准备工作。中行希望能成为第一批在台设机构的大陆银行。
台湾最大的金融控股公司之——富邦金控一直扮演着“登陆”先行者角色。富邦金控总经理龚天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两岸金融合作协议的签署表示振奋。他说，希望下阶段两岸尽快就金融机构相互设立分支机构以及市场准入完成协议，这样台湾金融机构可以尽快到大陆开办业务，并进而建立起具有两岸特色的金融合作机制。
龚天行还表示，由富邦旗下香港富邦银行参股的厦门商业银行下个月就将成立台商企业部，集中资源向大陆台商提供最好的服务。此外，富邦还正申请在厦门成立财险子公司。
在两会此次签署的有关协议中，决定建立两岸空中定期航班，直达航路由１条增加至３条，航班班次总量和航点都得到扩充，获得业者的积极评价和肯定。
国航台港澳办主任楼永峰表示：“定期航班对航空企业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因为定期航班的确定，航空公司不必每个月申请航班，不仅有利航空公司调度航机，未来旅客安排行程会更方便，也更有保障。”
按照协议规定，两岸航空企业可以在对岸设立航空公司，在规定的航点上经营航空运输业务。楼永峰表示，国航已经于今年３月在台北设立了办事处，将尽快考虑在台北设立分公司，更好地为两岸同胞服务。
台湾长荣航空公司大陆总代表柯金成指出，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和国际金融危机，对全世界的航空企业造成极大冲击，台湾企业也不能幸免，几家主要的航空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唯有两岸航线逆势成为黄金航线。他说：“《协议》内容极大地鼓舞了航空业者，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对于饱受金融风暴影响的航空企业无疑是一个极其正面的消息。”（参与采写记者：王建华、张勇、李凯、吴济海、刘诗平）
[新华网]
台湾舆论积极肯定两会南京会谈成果
新华网台北４月２７日电（记者张勇）对于两会南京会谈所达成的三项协议和一项共识，台湾舆论普遍持积极肯定的态度。２７日出版的台湾主要报纸均对会谈成果予以大篇幅报道，认为这是两岸经贸关系迈出的一大步。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题为《迎接两岸金融合作新纪元》的社论表示，经过多年漫长的等待，台湾金融业终于盼到了曙光。两会顺利就金融合作、定期航班、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等议题签署三项协议，并针对陆资来台发表共同声明，其中备受瞩目的《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将为下阶段洽签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监理备忘录（ＭＯＵ）铺路，这将使两岸金融合作迈向新纪元。
社论说，两岸金融市场在隔绝多年之后，通过此次会谈终于可以朝正常化发展，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期盼此次金融合作协议的签署，为两岸金融发展开启新页。
《联合报》除详细介绍两岸空中直达航路、班次、航点的扩充外，也重点对两岸金融合作所取得的进展予以评析。该报在《两岸金融开放跨出一大步》的文章中说，两岸金融合作协议的签署使两岸金融开放跨了一大步，后续金融ＭＯＵ如能顺利签署，新台币就会像港币一样可与人民币直接兑换。此外，台湾银行开办人民币存款，大陆的工商银行等“登台”演出，台湾银行在大陆挂牌做生意等，都将一一实现。
《工商时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两岸增班 直航降价》为题，对两岸空运直航的进展进行了报道。该报引述有关人士的分析称，两岸金融ＭＯＵ签订后，包括陆资来台、金融业登陆等利多题材将集体“出笼”，有望促进资金回流，推动台股在一、两年内重回９０００点以上水准。
台湾《经济日报》则将报道重点放在大陆扩大对台采购上，该报在头版头条对此项内容进行了解读，并引述投资人的分析认为，会谈成果消除了台股以往的“政治风险”，观光、营建、航运、金融、电子等“两岸和平红利概念股”将长线受益。
[新华网]
大陆台商对两会南京会谈成果反响热烈
新华网上海４月２８日电（记者 顾烨）台商刘顺衡２８日在上海东郊宾馆参加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与台商座谈会时，对记者说，“我们台商非常高兴看到两会领导人第三次会谈取得了积极成果。”
刘顺衡是上海一家台资电子企业的副总经理，２００９年一季度他的公司运行情况好于预期。他说，２０１０年世博会各项筹办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上海正处于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台湾与上海之间的合作空间很大。“全球金融危机下，我们台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和则两利’这句话的含义。”他说。
许多台商对两会领导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举行了三次会谈表示由衷的喜悦。南京明基医院副执行长江明洲对记者说，“两岸在很多方面互有优势，两岸通邮、通航、通商的顺利进行，为双方优势互补、加强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为两岸携手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现在正是我们台商大有作为的时候。”
江丙坤说，现在两岸关系的发展已经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通过建立机制，积累互信，两会自去年以来，已经取得了十项成果，即达成了九项协议和一项共识，这些成果使广大台资企业从中受益。在此过程中，广大台商表现了热情，献出了智慧，对增进双方了解，改进两岸关系作出了贡献。
２８日举行的座谈会一直进行到２２时左右，许多台商兴趣高涨，一些代表还提出倡议，请广大台商为两岸关系发展积极献言献策。
[新华网]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