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发表长篇政策分析文章，介绍了中国科学院自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在学科布局、组织机构调整、重大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并探讨了在中国建设“创新型社会”的新时期，中国科学院在人力资源、历史使命和目标凝练等方面所面临的新挑战。

    文章的三位作者分别是俄勒冈大学的Richard P. Suttmeier、俄勒冈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的曹聪、纽约州立大学的 Denis Fred Simon。文章的写作基于作者在2004年11月及2005年3月和5月对中国科学院的高级官员，及科学院位于北京、上海、大连和沈阳的研究所的访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了部分资助。

    文章指出，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国家科学和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将21世纪的中国建成“创新型社会”，会议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该规划纲要强调研究的“本土创新”和“跨越前进”，希望科学和技术成为支持和引领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这个新规划的背后是一个长达20年的政策发展和机构改革的复杂故事。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和其彻底改革的努力——“知识创新工程”，是这一过程的缩影。文章表示，回顾这一历程，将有助于解释中国促进科学基础建设的动力，以及“新长征”开始时中国科学院面临的挑战。

    文章指出，知识创新工程在1998年启动时，科学院有120个研究所，其中许多研究所任务重叠、研究计划陈旧落后；绝大多数研究机构拥有过多与研究无关的人员，而它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又错过了创造高峰期，处在国际科学前沿之外；研究项目通常衍生于国外科学，设备与设施严重退化，质量参差不齐。

    1998年至2005年间，通过合并精简整合，并将部分应用型研究机构转化为企业实体，科学院研究所的数量减少至89个。研究所重新确定了学术方向和任务，目标更加凝聚。

    同时，科学院开始从海内外招聘优秀的研究小组组长和实验室负责人，复兴自己的人才队伍。“百人计划”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1998年到2004年间，该计划吸引了899位研究人员，其中778位曾在海外工作，392位拥有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科学院也在拓展其研究生培养规模，至2004年，科学院所属机构拥有注册研究生约为3.3万。

    研究所所长和副所长的平均年龄从1991年的56岁下降到了2003年的47岁。1998年至2003年间，科学院新任命或聘用了14409位研究人员，其中的67.8%是年龄在45岁以下的高级科学家。新聘用人员不再拥有终身职位，但他们在早期即按研究员职业要求接受了评估。工资结构也变化了，工资的增长与绩效挂钩。

    过去7年中，知识创新工程重点支持了基础研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技术研究，以及涉及资源和环境管理的科学和技术研究。在知识创新工程的经费模式中，70%的经费直接划拨到研究所，30%的经费由中国科学院总部控制，赋予研究所在研究管理方面相当的自由度。按发表的SCI期刊论文、获得专利和版权登记来看，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产出以指数级规模增长。

    中国科学院同时实施了严格的评估体制，包括对研究所活力可持续发展所实施的行政评估，以及由国内外科学家对专业工作实施的同行评审；大量的经费投入到设备和设施的更新换代。科学院管理着中国最大型的科学基础设施，大量的经费投入到大型科学项目的建设中，如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项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改造、兰州重离子加速器、位于合肥的同步加速辐射器和受控核聚变设备，以及上海同步加速辐射器装置。

    在例数了知识创新工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后，文章也指出了科学院在人力资源的引进和队伍建设等工作中面临的挑战。比如，部分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以联合聘用的方式在科学院工作，但科学院却很难将那些在国际最前沿领域最活跃的人才永久性地吸引回来；中国科学院许多优秀学生到国外寻找学习和研究机会，他们回国寻找工作时也会将大学和日益增多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作为选择；在科学院自己的研究生院系统中，注册学生人数的稳定增加也面临着如何保证质量的问题等。

    此外文章还指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再次强调了“以企业为中心的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如何将自己作为国家创新主体的愿望与这种“企业中心型”模式结合起来，也是科学院面临的新挑战。

    文章最后指出，今天，中国正在成为国际研究和创新的重要参与者，而知识创新工程所启动的航程，确保了科学院在这一进程中的中心作用。

    [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