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禹锡事件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的道德伦理问题。更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当错误已经出现的时候，这位科学家仍然被包庇，被维护
国际先驱导报驻首尔记者王缅报道 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被本民族寄予如此大的期望，因此，当这个科学家倒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惊呆了。
黄禹锡，韩国克隆专家，因为伦理道德问题一举成为科技新闻的头版人物，持续多日，而上周，黄禹锡的合作人说，黄已承认在培育胚胎干细胞中弄虚作假，并已同意撤回6月份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一场针对他的调查已经展开。
一场超乎科学的讨论
这些消息公布以后，韩国国内大为震惊，甚至可以说是对全民的“毁灭性打击”，韩国人的情绪一下低落到谷底，几大门户网站上充满了成千上万条对未来表示悲观的帖子。
其实，纵观数百年来的科学发展史，一个科学成果的讨论一般只局限于科学界或宗教界，对某一科学研究结果存在不同的见解也是十分正常的。而黄禹锡干细胞研究风波从一个本来应该是严谨的科学上的争论，却在韩国却变成了不分年龄层次、不分职业、不分宗教的社会大讨论。
在这中间，韩国媒体对大众形成了误导，并成为争议的直接参与者，韩国国民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和对黄禹锡的个人崇拜形成的“舆论暴力”，加上韩国政府模棱两可，纵容事态发展的态度，在这里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韩国，黄禹锡第一次跃入大家的视野是2004年3月，当他的首次利用人类体细胞克隆出人类胚胎，并提取了干细胞的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刊登后，他的成果在克隆技术领域一向领先的欧美和日本等国科学界受到赞扬，这使得黄禹锡的名声“出口转内销”，迅速在韩国窜红。
一年后，也就是2005年5月，当他的第二篇有关成功培育出与捐献体细胞的患者基因相同的胚胎，并提取干细胞系的论文再次刊登在《科学》杂志上后，全韩国都为之沸腾。
从报纸、电视、电台、通讯社到网络媒体，为黄禹锡研究成果开辟专栏，大加报道，这种报道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为了突出黄禹锡新的研究成果的开天辟地性，韩国媒体着力宣传黄禹锡研究结果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有了这个成果，韩国就可以站在世界克隆治疗的前沿，糖尿病、帕金森氏症等这些困扰人类的疑难病症很快就会在黄禹锡的领导下被攻克。一时间形势一片大好，似乎这一天马上就要来临。
其实稍微有点科学背景知识的人都清楚，从黄禹锡目前的研究到预期一天的来临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能不能真的成功，根本就是未知数。
在韩国媒体的炒作下，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连韩国政府内部力挺黄禹锡的一派也占了上风。黄禹锡被看作是“克隆先锋”、韩国国家英雄、国家的未来和得了疑难病症患者的救世主。黄禹锡已经成为一个象征——韩国国家形象，韩国国民对未来希望的象征。
MBC的讽刺
在这种全社会的崇拜的气氛下，原本对黄禹锡实验中存在的一些疑问的质疑也被埋没了。在这里，记者必须要提一下韩国MBC（文化广播公司），正是该电视台的深度调查栏目《PD手册》历时近半年，深入采访，才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迫使黄禹锡不得不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自己下属研究人员捐献的和Mizmedi医院在付了“补偿金”后得到的卵子。
奇怪的是，在韩国社会上不仅没有人赞扬MBC不迷信权威的精神，也无人批评黄禹锡在一年前得知真相后还加以隐瞒的不道德行为，反而社会舆论一边倒地谴责MBC，指责它不顾国家利益和大局，更出现原本赞助该栏目的12个广告厂商全部要求撤销广告播出的事情。
为了迎合“舆论暴力”，一些韩国主流媒体还扛起与MBC作对的大旗。民族情绪和感性战胜了理性，韩国人在审视黄禹锡的时候忘记了他的科学家身份和科学的标准。
暧昧的政府
从黄禹锡承认自己实验过程中有伦理问题后，作为主管部门的韩国科学技术部和保健福祉部连一句评价都没有。
上周末，当争论公开化后，韩国政府一时手足无措，召开了由总理李海瓒亲自主持的紧急会议，协商的结果，一是要等首尔大学对黄禹锡实验真实性的验证调查结束后再做评论；二是再次坚定政府支持生物医学研究决心。
从2004年黄禹锡在治疗性克隆上取得成果以后，韩国政府把黄禹锡的研究从“政权项目”，提升为“21世纪韩国国民希望项目”，并给予了数百亿韩元的支援。政府对黄禹锡提供的保护不亚于保护政府高级官员。韩国政府在对待黄禹锡实验争议上表示出了一种不情愿承认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榜样有问题的架式。
有韩国媒体援引了一些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的话，大意是觉得即使黄禹锡有错，也是功大于过，犯点错不算什么，政府还是应该继续支持他，毕竟他本人代表着韩国未来经济增长点。
这种观点听来确实可怕。殊不知，在严谨的科学界哪怕是犯了0.1%的错误都是致命的。韩国政府这种偏袒的态度已经在国际上造成不好的印象。
有西方人向记者表示，仅凭黄禹锡一年前就知道使用了自己下属研究人员捐献的和Mizmedi医院在付了“补偿金”后得到的卵子，但是向外界隐瞒这一点，如果是在西方，“这个科学家早就被赶出实验室，政府也会撤消援助的”。
从18日开始，首尔大学成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已经开始了对黄禹锡实验的调查。当天该委员会对黄禹锡进行了七个小时的询问。首尔大学已经对黄禹锡教授研究室采取封闭措施，严格限制黄教授出入胚胎干细胞研究所和实验室。相信在未来三四周内，调查结果就会被公布。
关于黄禹锡事件的各种说法
国际先驱导报驻首尔记者王缅报道 黄禹锡干细胞研究争议在韩国持续了近两个月之久，随着16日黄禹锡本人的表态，事态的发展进入了更加激烈的程度，有关各方也都直接出面召开记者会，不过，疑云仍然重重。
黄禹锡：完全掌握核心技术
这位出身于韩国忠清南道一个农民家庭的首尔大学兽医院教授，在16日的记者会上，虽然因为胃溃疡而在医院接受治疗，显得比以前有些削瘦，但是在满场200多记者面前，他的表情竟是那么坚定，坚定得让人看起来有点可怕。
黄禹锡坚持说，他的科研组完全掌握人类胚胎干细胞培育的核心技术。并说，最初培育的6个干细胞株，在2005年1月9日发生的实验室污染事故中死亡。后来从Ｍizmedi医院取回了保管在那里的第2、3号干细胞，之后重新克隆6个干细胞，并在此基础上向《科学》提交了论文。10月，他对干细胞样本进行重新检测，发现DNA值发生了变化，怀疑有人偷偷进行了调换，并要求韩国检察机关进行调查。但是，黄禹锡承认，在拍摄论文上刊载的干细胞照片时有过“无法挽回的人为失误”，因此决定要求撤回《科学》杂志上的论文。
卢圣一：此事大部分是假的
卢是Ｍizmedi医院院长。这家医院是韩国著名的妇产科专科医院，拥有医术高超的医生和良好的医疗实验设备。该医院不仅负责为黄禹锡的实验采集人类卵子，还有部分该医院的医生参与了黄禹锡的实验。卢圣一也是黄禹锡2005年5月《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第二作者。
黄禹锡干细胞研究风波在上周末有了一个急转直下的发展，也是因为卢圣一在15日晚间对外宣称：“黄禹锡说的培养成功的11个胚胎干细胞中9个确实是假的。另外2个也不能确定真假。黄禹锡教授研究组的干细胞事实上不存在。”16日，他又召开记者会，说：“2004年12月底或今年年初，黄教授通知说因污染事故，６个干细胞全部死亡，后来取走了保管在医院里的两个干细胞。从去年12月到今年，他以非常惊人的速度重新培育出6个干细胞。所以，论文中提到的11个干细胞中，３个是黄教授捏造的数据，……论文是由根本没参与实验的夏腾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执笔完成的。”
金善钟：干细胞只有2个
黄禹锡干细胞研究风波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此人同时为黄禹锡和Ｍizmedi医院工作，后被派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夏腾教授研究室当访问研究员。他曾向韩国MBC电视台揭露黄禹锡论文中的干细胞照片有假。也就是这一“重大揭露”才使争议白热化。
就在黄禹锡在首尔召开记者会的当天晚上，金善钟在美国接受了韩国媒体的采访，他说：“我亲眼看到了黄禹锡研究组培育出的8个干细胞。”但他同时表示，“在提交论文时，干细胞只有2号和3号。但黄教授却让我做成11个，所以我就把照片做成了11个。”他还说，就在MBC播放了他的“证词”后，黄禹锡还打电话并发邮件给他，他就按黄禹锡邮件里的指示又向韩国媒体发了邮件，说MBC的记者在采访时使用了胁迫的话语。
夏腾：另一个受调查对像
11月初，这位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宣布与黄禹锡分道扬镳，起因是他发现了黄禹锡实验中存在伦理问题。在今年8月，黄禹锡的课题组向媒体展示世界上首只克隆狗的时候，根本没有参与克隆狗实验的夏腾还与黄禹锡在闪光灯下亲密地交谈。
回到美国后，MBC电视台采访了他，问他到底有没有亲眼看到干细胞，夏腾狡猾地说：“你知道，那时候我刚刚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又有时差。当他们向我展示干细胞时，我的大脑似乎还在太平洋的另一头。”美国匹兹堡大学已经对黄禹锡的干细胞研究展开调查，夏腾也是调查对象之一。现在该大学已经要求夏腾在调查结束前不要再发表任何言论。
[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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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禹锡事件：“权威主义”的黄昏
人们谈到权威主义对科学发展的危害时，大多看到它压制新创见、压制年轻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今日的许多“权威”当年都品尝过个中滋味。黄禹锡事件则从另一个角度，撕开了权威主义的帷幕。
美国的《科学》和《自然》被视为全球最权威的科学类刊物。黄禹锡研究小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在其上发表轰动性成果。而今造假事发，人们不禁质问它是如何通过评审的？
克隆羊“多利”之父伊恩·维尔莫特等八位国际干细胞研究领域的权威称：鉴别黄禹锡成果真伪，“只需数小时就可解决，验证全部过程也只需数周”。事实上，检验真伪的手段并非高不可攀。人们检查干细胞群落照片、比较DNA指纹数据曲线，就产生了疑窦。
科学研究的根本要求是必须根据确凿的证据做出可靠的成果。而且所有的科学实验都应当是可以重复的，即由同行在不同的时间内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条件得出相同的实验结果。而《科学》和《自然》选择的匿名审稿人非但没发现任何问题，其论文还比正常情况下更快地通过评审。
人们自然要对权威杂志的评审机制产生疑问。
这种“匿名审稿人”机制本质上是将能否发表的权力托付给几个选定的人。在经济、政治领域，人们已经很清楚，被托付者玩忽职守甚至假公济私时有发生。黄禹锡事件则证实了科学领域亦不例外。
一般来说，被托付者是该领域的“权威”，论理不至于昏聩到如此地步。但“权威”首先是人，不可能不受利益、关系、压力甚至脸面之类因素的影响。人类社会被“权威”引向悖谬、饥荒、灾难、战争的先例还少吗？
那出路何在？
想想黄禹锡事件是如何被揭出的——网络。网络的深层理念是公开性、对等性。它是暗箱操作、主从关系的死敌。既然“权威”杂志暴露出其不可信赖，社会就应设法寻找一种机制，使各种成果能不受阻碍地公之于众，同时受到公开的评议，通过争论与答辩，取得共识。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这只是乌托邦，而网络已将其变得简捷易行。
问题是，人们的思想是否进入了网络时代。(王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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