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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调门子越来越高很高:又见妖魔化何祚庥院士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12-19

 

  方舟子快评:又见妖魔化何祚庥院士

  质问一名78岁的老人为何不再搞理论物理学研究,把这也当成何院士不配当“科学家”的一条理由,也实在是太卑劣了。莫非他们不知道科学家的学术活动也有其活跃期和退休期?莫非他们以为搞科学研究是和信口开河、造谣污蔑一样,是可以活到老、干到老的?

  何祚庥院士因为一贯站在反对伪科学、邪教和学术腐败的前线,虽然已经78岁高龄,仍然直言无忌,得罪了无数的人,对他的攻击、污蔑、造谣也就不绝于耳。我以前已经写过两篇文章澄清针对他的一些常见谣言(见《何祚庥、“毛子”与谣言》,载《北京科技报》2005年2月23日;《妖魔化何祚庥院士的背后》,载《北京科技报》2005年10月12日),今天看了《南方人物周刊》对何院士的专访,才知道对何院士的妖魔化已经从网络张贴蔓延到了媒体报道,觉得还有必要再说几句,算是构成一个三部曲。

  这个专访叫做什么“追问何祚庥:科学家?哲学家?反伪斗士?”明显就是要质问何院士的,采访之后,又拒绝让何院士看稿。之后,《南方人物周刊》将一份号称是原稿的访谈录贴到网上论坛,加了一个引导大家批判何院士的按语。正式出版的访谈录则有所收敛、有所删节。这两个版本都没有经过何院士的核对,据何院士说,里面充斥着断章取义、捏造之处。

  从这个“访谈录”可知,《南方人物周刊》对何院士的了解,基本上来自邪教攻击何院士的造谣、宣传材料,而且他们也对这些邪教宣传深信不疑,当成事实摆出来质疑何院士,误导读者。我只举一个例子:

  《南方人物周刊》:您应该知道,有些人对您的理论物理水平乃至您的院士资格表示怀疑。您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论证层子的存在,如今国际上也有证明是错误的。

  何祚庥:我不知道。我没看到(这样的评价)。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在进行理论物理研究时,每年发表文章10篇以上,算是高产的了。至于说贡献有多大,最好自己少说,由历史做结论。

  《南方人物周刊》:由历史做结论,的确。但有人也由此揣测您转向所谓科学哲学以及后来反伪科学、对众多社会事务发言,是因为您在自己的专业———理论物理领域成绩不大、无以慰藉。

  里面的“何祚庥”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评价,这话可能是真的,因为据我所知何院士并不注意邪教怎么骂他。我是注意过的,所以知道《南方人物周刊》其实只是当了邪教的传声筒,何院士不知道这个背景,一谦虚,正中了《南方人物周刊》的圈套。

  如果我是何院士,我会不客气地反问《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你是学什么出身的?学过理论物理吗?我写的有关论文你查过吗,看得懂吗?你有什么能力、有什么依据来评判我的理论物理水平高低、成绩大小、院士资格和层子模型?怎么就自以为什么都懂,可以居高临下地质疑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院士资格和理论物理院士的理论物理水平和贡献?还真把自己当成了“无冕之王”不成?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层子模型的中国物理学家,虽然据说是从毛泽东“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得到的启发,但是是用量子力学进行论证、计算的,是真正的理论物理研究,并非“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论证层子的存在”,那纯属邪教宣传资料的污蔑。

  层子模型在国际物理学界获得的评价并不低,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温伯格在《最初三分钟》一书中就曾提到中国物理学家提出的“层子模型”,说它类似于国外物理学家稍早提出的夸克模型。所谓“如今国际上也有证明是错误的”云云,那是邪教证明的,不是学术界证明的。

  其实层子模型并非何院士一人提出来的,他只是参与该项研究的众多中国核物理学家之一,是因此在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四名主要完成人之一。邪教因为痛恨何院士,连层子模型也恨上,实际上就是在诬蔑众多中国核物理学家。

  质问一名78岁的老人为何不再搞理论物理学研究,把这也当成何院士不配当“科学家”的一条理由,也实在是太卑劣了。莫非他们不知道科学家的学术活动也有其活跃期和退休期?莫非他们以为搞科学研究是和信口开河、造谣污蔑一样,是可以活到老、干到老的?

  我一向认为,科研的主力是中、青年科学家,老一辈科学家利用其威望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普及科学知识、捍卫科学尊严、打击伪科学和学术腐败,起到的作用绝不亚于发挥余热继续从事前沿的科研,这是值得我们赞赏的,而不应该去嘲讽。当然,和没有良知的人谈这些,那是对牛弹琴了。

    [北京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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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子快评:妖魔化何祚庥院士的背后

  即使在真相大白之后,他们也不会因此就改弦易辙,而会继续散布早已被揭穿的谣言试图蒙蔽不明真相的人,就像他们仍然在胡说何院士出于政治原因杜撰了“毛子”、“前子”、“无子”一样。至多,做点无关紧要的改动而已。

  何祚庥院士长期以来反对伪科学、批邪教,为此得罪了无数的人。近来何院士因为批评伪环保,又得罪了一批“环保人士”。“环保人士”向来以“正义”的化身出现,还有几分公信力,对他们的攻击值得多说几句。

  比如在一位著名“环保人士”主持的一个“环保”网站上,最近一直在显要位置高悬着一篇题为《何祚庥其人其事》的文章,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呢?

  《何祚庥其人其事》散布了一些新的谣言。在上个世纪40-50年代,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搞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批判了一些自然科学学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在生物学领域批摩尔根的基因论、在化学领域批鲍林的共振论和在工程学领域批维纳的控制论。中国跟在“苏联老大哥”后面也参与了这些错误的批判。《何祚庥其人其事》声称,何院士“在这些学术批判运动中当然如鱼得水,十分活跃”,“他的许多大作,其威力之狂烈,气势之凶猛,棍法之娴熟,令人们至今难以忘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何祚庥向来就是个典型的以政治帽子棒杀科学的政治打手”。事实又是如何呢?

  该文声称,1952-1953年,何祚庥等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大旗下高唱“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批“摩尔根基因遗传学说”,使我国的生物学家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并列出一篇参考文献“《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作为证据。

  事实是:在1952年4到6月间,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计划局科学卫生处会同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召集了三次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就是该座谈会达成的一份报告。参加该座谈会的有来自中国科学院、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计划局、农业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各机构的代表28人。何院士当时刚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中 宣部科技处工作,作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计划局科学卫生处(与中 宣部科技处是同一套班子)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的处长赵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国内开始了对摩尔根基因论的大批判,影响非常恶劣。但是,何院士当时作为一名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可能是会议参加者中资历最浅的,仅仅因为他由于职务的缘故参加了会议,就要让他为这次大批判承担主要责任,岂不是太过荒唐了?

  该文又声称,1958年,何祚庥等指责鲍林(该文误为泡利)的“共振论”是“阶级调和论在科学界的反映”,成百的结构化学专家因此受株连而检查“资产阶级立场”,中国量子力学研究因此受到严重冲击而长时间中断。如果说批基因论还与何祚庥沾了点边的话,批“共振论”则纯属污蔑。

  该文列的参考文献是一篇邪教宣传文章《投机者于光远、何祚庥》,而该宣传文章并没有出示何祚庥(或于光远先生)参与该批判的任何证据。事实上,国内批“共振论”始于1952年《科学通报》对1951年苏联科学院化学部有机化学中化学结构理论问题讨论会批判“共振论”的介绍,著名化学家唐敖庆为此撰写了《肃清化学构造理论中的唯心主义》一文,表明自己支持苏联批判“共振论”的立场。何祚庥并没有参与该批判。1958年,对“共振论”的批判已经停止,而何祚庥也早已离开中宣部科技处到研究所从事科研了。从该文作者搞错了“共振论”的提出者和批判“共振论”的时间看,可知他对这一事件其实是很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的,完全是为了搞臭何院士而罗织罪名。

  该文声称1965年何祚庥等人批“控制论”,“用简单的‘阶级调和论’等武器就把多位科学家斩于马下”,也是采用同样的栽赃手法。1948年维纳发表《控制论》之后,苏联哲学界曾经对其发起批判。我没有查到中国也开展同样批判的资料,如果国内有过这样的批判的话,历时也很短,因为在1955年钱学森从美国回国后,在国内介绍、推广“控制论”,已为“控制论”平反。他在1956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一书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此书同年被译成俄文介绍到苏联,改变了苏联哲学界对“控制论”的看法,改而赞扬“控制论”。1960年第一届国际自控联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维纳出席会议,受到热烈的欢迎。因此,到1965年,对“控制论”的批判早就停止了多年,即使有人要逆潮流而反之,批判文章能否发表都很难说,更不要说“把多位科学家斩于马下”了。

  何院士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写过批判基因论、共振论和控制论的文章。邪教、“环保人士”声称他的许多批判大作“令人们至今难以忘怀”,可举得出哪怕一篇出来?他们不过是为了丑化何院士,采用造谣污蔑的方法,把历史上对自然科学学说的所有错误批判,全都怪罪到了何院士的头上,其目的则是试图使人们以为何院士在历史上污点累累,因此看轻何院士现在对邪教、伪环保的批评。

  即使在真相大白之后,他们也不会因此就改弦易辙,而会继续散布早已被揭穿的谣言试图蒙蔽不明真相的人,就像他们仍然在胡说何院士出于政治原因杜撰了“毛子”、“前子”、“无子”一样。至多,做点无关紧要的改动而已。

  (原文刊载于《北京科技报》2005年10月12日。)

 

相关讨论

冷漠生命的“哲学家”何祚庥之矿难哲学代表谁

   文/高一飞

    何祚庥院士说:“我在很多领域发言,是因为我是个哲学家。”“哲学家就应该关注各领域。”而且“年轻时对马克思主义下过工夫,我现在能写很成套三个代表的文章,水准不比一般社会科学家差。”这位哲学家对三个代表理论的研究还有独创性的发现,曾经在《昆明理工大学学报》撰文说“三个代表应成为评价一切科学工作的根本标准”,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论证了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

    那么这位哲学家是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矿难的呢,他的矿难论是否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呢?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124日下午对何祚庥先生采访时,中间有一个插曲——与记者随行拍摄的摄影师娄林伟先生,旁听采访,对何先生的说法不能同意,并且到了一定程度,以至激愤地插话,打断采访,质问何祚庥,但何院士的回答令人吃惊,他认为“中国死人最多的不在煤矿,在小轿车(交通事故),每年12万!”和交通事故一样,“中国煤矿死人也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矿难的原因“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摄影师问“那他们就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吗?”何院士的回答是“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这就是何院士的矿难论:中国矿难死人与交通事故相比还不算太多;中国矿难死人无法避免;中国矿难死的人该接受这种命运,因为“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那么先来看矿难死人多不多。何院士的逻辑是与交通事故相比,从事故的存在不能完全避免来看似乎有道理,但这种比较本身存在逻辑的错误,那就是在无法完全避免的前提下,哪些是可以避免的;简单地以绝对数量相比较,不具有可比性,因为交通工具是每一个人都要使用的,而从事煤矿业的人只是少数。所以,煤矿死人多不多,要看死亡率是否正常。

    而我国是一个煤炭矿难死亡率极高的国家。权威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产煤国家煤矿事故人数总和,2003年我国煤矿灾难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百万吨死亡率约为4.002004年上半年, 全国煤炭共发生伤亡事故1736起, 死亡2537人, 百万吨死亡率为2.96。而美国在1998年百万吨死亡率仅为0.03左右。有人统计,我国煤矿事故死亡率是美国的145倍,是印度的13倍。如果说是因为中国太穷,则如何解释我国的百万吨死亡率是比我们更穷的印度的13倍呢?

    何院士最近在写一些有关三个代表的文章,题目是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若干个问题的反思。何祚庥认为三个代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它是江泽民说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认为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江泽民多说了句话,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就是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的进程。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吗? 先进生产力这个概念很重要。”

    那么我们要请问,中国矿难死亡率高美国逾一百倍仅仅是一句“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能解释得了的吗,正如何院士所说穷要慢慢解决,那就是说现在的矿难率的降低主要靠富裕起来了才能解决。这种对官煤问题视而不见;对管理不善和政府责任掩盖、推脱的做法体现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标准吗?

    何院士是研究过三个代表的,想必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曾经认真看过,在这个《建议》中,安全生产指标首度出现在五年规划(计划)中。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表示,这表明“十一五”期间,安全生产将受到党和政府重视的程度。实际上,我国煤炭行业极高的事故死亡率与煤炭行业长期以来的积弱有关。煤炭行业自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的50年中, 一直处于微利和亏损边缘, 其中有25年全行业亏损。在财政补贴不足的年份,煤炭企业不得不减少安全投入来弥补亏损。“煤炭行业内过于分散的行业布局,不仅会削弱行业的盈利能力,从而间接影响煤炭行业的安全投入”(20041202 13:48:15  来源:上海证券报)这不是在管理上没有引导煤炭企业走向“先进生产力”,那又是什么?

    那么另一方面现在的煤矿管理是不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何院士认为矿难的原因主要不是腐败,但是,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李至伦在答记者问时却说,多年参加重特大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给我们一个感受,导致煤矿重特大事故频发的原因除了现行煤矿安全监管体制不顺、机制不完善、安全投入不足,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漠以及违法违规违章组织生产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职能部门和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工作不到位,没有及时有效地消除事故隐患。另外,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也使安全生产的各项法律法规在贯彻落实中大打折扣。(李至伦:腐败不除 矿难难止 执行责任追究制,20051001日,来源:人民日报。)

    “管理不到位”是一种渎职型的腐败;钱权交易更是一种赤裸裸的腐败。事故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法避免的意外事故;一种是人为的责任事故。近年来发现的100人以上重大矿难事故的情况来看,无一不是可以避免的,都是人为的安全责任事故。凡属责任事故,都是因为各种形式的腐败造成的。这就说明,目前我们的管理还没有能够完全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太穷,而是因为腐败。

    “何祚庥也不希望死人”,“什么是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我当然拥护。”但在矿难中已经死了的人的问题上,不去反思该不该死,是谁导致了不该死的情况的发生,简单地以“煤矿工人应该是做了贡献的”来评价很多无辜的牺牲者,这哪里是什么研究三个代表的哲学家,而是一只残忍的政治动物。这与中纪委、安监局勇敢面对问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这就是他的所谓三个代表衡量矿难的标准,那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亵渎。这样的矿难观,没有能够代表先进文化。

    [博客网]

天底下没有卑贱的花朵

      文/熊培云

    “这个世界满目疮痍,到处是灾祸啊!”伏尔泰在《老实人》里如是说。伏尔泰这部小说讲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类社会并不“尽善尽美”,人若是想要有一个好的前途,不能等待彼岸的天恩,而是从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始,耕种自己的园地以享受大地的恩泽。而人类辛勤的劳作,同样是一剂良药,可以为我们消除苦闷、纵欲和饥寒这三大害处。

  辛苦工作纵然是件有希望的好事情,然而,大地并不永远眷顾我们,它甚至不时吞灭那些充满劳绩的耕种者。对于这种不幸,我们已经波澜不惊。我们甚至会像梭罗一样嘲笑那些醒来就询问发生了什么新闻的人,“以为天下人都在为他放哨?”同样,我们也似乎厌倦了当下中国关于矿难的报道,仿佛在听“马后炮”天气预报,今天某地又下了场暴雨。矿难成为寻常生活的一部分,仅此而已。

  然而,即使居于这样一个感觉迟钝的年代,我们仍然时有惊心的蜇痛。譬如最近黑龙江七台河发生矿难,至少造成171人遇难。有消息说,恶劣凶险、危机四伏的生产环境,让东风煤矿的矿工们上班时战战兢兢,下班后如获重生,一些矿工索性称下班为“生还”。多么伟大的“生还”,多么令人喜悦的字眼,竟让人在凯歌声中眼角垂泪。

  诸君或许只在此时方能体悟,那幅记录我们这个大时代、写着“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的黑字红底里寄托了怎样的祝愿与伤感。古有死谏之文臣的“带棺上朝”,今有活命之矿工“带棺上班”,究竟是怎样一种不幸的安排或诅咒让那些日常工作变成了一种或将赴死的仪式?

  然而,何作庥院士却说,怨只怨“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怨只怨你们中了“概率”事件的头彩!

  几天前,何院士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与摄影师发生争执。何院士在论及矿工屡屡被活埋地底时不但没有表现出半点同情心,反而诘问来访者,“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这是何等轻佻的十字,将当代中国人的不幸都归罪于吾民父母的一夜风流!

  何院士还说,现在中国要发展,总得有一些人做出牺牲,这是个概率分布的问题。采矿场之所以经常发生死人事件,根源不在于腐败,而在于老百姓穷。古人云,穷则生变,何院士则认为穷者送死,因为老百姓不是傻子,如果不去那干活就活不下去。莫非送死才可以活得下去?

  何院士说,既然小轿车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钻到地底下去挖煤被活埋了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何院士自况高人,举世无多,不仅通当代科学,相信科学万能,主张炸开喜马拉雅山。然而,大愚若我者却想知道,如果小轿车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如何万能?如果小轿车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何必在汽车上装刹车?

  “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概率问题”,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朋友劝我,何院士平素多作狼语,不必大惊小怪。想必,在何院士眼里,矿工们“带棺上班”算是自作自受了。你既然贫穷,而中国又要发展,这公民非正常死亡的绣球就只能往你们身上抛了。谁叫你们今生不幸生在了中国?又不是熊猫!只有何院士这样国宝级的人物,才能享受熊猫级待遇,为国家创造观赏价值,不会被“概率”掉,而且从来不用下到矿井去挖黑煤。

  只有真正贫困的政治,没有贫困的人民。在我看来,凡可以称之为“时代不幸”之事件,对于此一时代的人们来说,都直接或间接有罪。公允而论,一个人贫穷,可能是由于他先生愚钝或后天不努力,就像影片《咱们的牛百岁》里的“懒汉”田福一样,完不成生产任务。但是,如果是整个阶层都贫穷,我们就不得不追问其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实施。令人惊奇的是,何院士忧怀天下,不问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却要吾民听天由命,为吾国之进步“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命场”;何院士著文号召矿工为吾国能源建设出力,全然忘了自家书房的灯泡里,既烧了科学的钨丝,也烧了煤矿工的血丝?

  写作此文,我无意于因此诋毁盛行于中国的科学院制度。然而,每当我想起两百年前法国思想家圣西门的一些观点时,却不得不赞叹它们意境幽远。论及自己之所以反对法国的科学院院士制度,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写到,科学院虽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不幸的是,许多“院士之辈将永远坚持自己的成见,认为自己是真理的保护者,如果他改变了观点,他本人也会反对他自封的一贯正确论,但是,他宁愿继续对其所谓的异端邪说大发雷霆,变得更加偏执,也不肯为了人类的文明和幸福后退一步。”

  天底下没有卑贱的花朵,每一朵花的凋谢都值得我们哀悼与感伤。持此信念,我相信,凡可以称为伟大政治的,其出发点必然是为了人,而生命的得失,自然成为衡量一国政治成功与失败、好与坏的重要指标。如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所说,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面前,一个人的生命或许一钱不值,但是谁能找到比生命更值钱的东西?

  记得早些年我读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印象最深莫过于作者在篇首开宗明义,称一国之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如果我们承认正在行进中的生活同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理应对所有在此时代之旅程辛劳奔走或不幸身死者抱有温情,怀着敬意。

    [博客网]

“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唯有冷血,何来善意?

    文/笑 蜀
    很多人把何祚羞“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理解成何祚羞对现实的抗议,真是好玩。五十年代以来何一直紧跟不暇,何尝有过抗议?那些人对何的那句名言的解读,虽属善意,事实上却有把何打成持不同政见者的危险,客观上是对何的政治陷害。何那么说,其实不过是出于权力的颟顸和傲慢,出于典型的轻贱生命的冷血潜意识。

    很多肉食者,往往的确就是像何那么想的,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死人的事不可避免,牺牲一批人不可避免,所以在我治下死多少人,牺牲多少人都不是我的责任,没有理由责备我。何不过是帮肉食者们说出他们不敢公开说出的心里话而已。从这个角度讲,何那句话的确是大实话。但不是对现实抗议意义上的大实话,而是为现实辩护意义上的大实话。

    为什么都二十一世纪了,据说都到以人为本时代了,现在的发展过程还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根子就在何祚羞所代表的那种肉食者的强权意识上。

    “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好象中国是他们的私家庄园,你在他们的地盘上,就得忍受他们造成的一切伤通,包括死难。无产阶级后富说这个跟经典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歪理邪说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成立。这两个观点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总的意思就是让你生你就生,让你死你就死;让你富你就富,让你穷你就穷。生杀予夺操之于我,人莫予毒,无权者别无选择,甭跟我讨价还价,你只有认命的份。何氏为记者追问所激,图穷匕首现。惟此矣,岂有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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