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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多处水坝对社会与环境造成严重威胁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11-28 本报讯 世界自然基金会近日指出：尽管世界水坝委员会5年前对大坝的建设给出了具体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但5年后的今天，大坝仍然对社会和环境造成过多的损害。 5年前，世界水坝委员会提出建议，试图通过确保建设计划得到公众的赞成、其它各种选择方案得到综合评估，以及水坝的经济效益为当地社会各界所分享等，来确保水坝的建设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在对过去5年中兴建的6座水坝进行考察后，世界自然基金会却发现所有这6座水坝都没有采纳世界水坝委员会的建议。于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出版了《是否建坝——世界水坝委员会报告发表5周年后的回顾》的报告。 该报告表明，大坝会使重要的水源地——湿地受到破坏、淹没甚至干涸，还会对渔场和濒危物种如伊比利亚猞猁和美洲虎等带来灭顶之灾。在承诺提供更廉价的电力或更好的灌溉水源同时，水坝实际上会扰乱经济体系，使电价上涨和众多居民迁移。 “现在已经不是20世纪50年代那样以工程为主导的时代了，那时大坝被视为发展的标志——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大坝会带来破坏，我们必须让这些知识发挥作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全球淡水项目主任杰米·皮塔克说，“各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必须坚持世界水坝委员会的建议适用于今天所建的所有大坝项目。” 在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的首都伯利兹，投资3000万美元的Chalillo水坝工程原本是为了减少电力进口和降低电价，但自从完工以来，当地居民却发现电价平均上涨了12%，而且水库淹没了1000公顷的原始雨林。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资料，土耳其投资6.5亿美元的埃尔梅内克坝以及另外5座水电站工程，正导致国际重要湿地格克孙河三角洲没有足够的水流量来维持栖居于此的野生动植物的多样性。同时，在老挝，由于世界银行批准的南屯河2号水电站的修建，南屯河的水被分流，将有5万人的生计受到影响。分流导致邦非河的流量增加，造成渔场和农业用地的减少。报告还强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现，冰岛以Kárahnjúkar坝为旗舰工程的经济政策会形成通货膨胀和利率上涨的压力。此外，世界自然基金会还指出，西班牙的Melonares水坝工程没有考虑其它可行的、更便宜的方案来为Seville市供水。此外，澳大利亚的Burnett坝一直在为经济可行性而困扰，同时还对昆士兰的濒危物种肺鱼构成了威胁。 报告指出，水坝已经使世界上60%的主要河流支离破碎，并使8000万人搬迁。目前在世界各地有400多座大型水坝正在建设，另有数百座正在规划中。根据该报告，许多水坝处于危险状态，有更多规划不善的基础设施正在对环境造成更大的损坏，并对社会特别是对当地社区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在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报告发表5年以后，不合理的水坝依旧存在，”该报告的起草人乌特·科丽尔说，“由于能源和水资源的日益危机，我们需要确保人们能够选择环境损害最小、社会效益最大的解决方案。”而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遵循世界水坝委员会所建议的原则与决策框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郑金武) [科学时报]
相关报道 大型水电工程能否助力经济腾飞？大坝安全有无保证？ 焦点之一：大型水电工程能否助力经济腾飞？ 正方：大坝建设惠泽民众 “我支持怒江建水电站。首先，怒江地区50万人口要脱贫，建水电站能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百姓贫困的问题不可能靠国家救济解决。库区5万移民的代价还是比较低的，我赞成生态移民。”何祚庥院士旗帜鲜明地支持建坝，并希望以此解决坝区人民生活穷困的问题。 “1998年，全国共有1335座大中型水库参与了拦洪削峰，减少农田受灾面积3420万亩，使200余座城市免遭洪水淹浸，减灾效益达7000亿人民币。”水利部长汪恕诚在一次讲话中说。“7000亿是什么概念？我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刚刚超过1亿千瓦，按水电平均建设成本1000美元/千瓦计算，也接近了我国水电建设的全部投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对记者说。 来自三峡的一位专家介绍，水电站建成投产后，没有燃料成本，运行成本也低，利润高，其投入产出效益大大高于火电。潘家铮院士指出，相比其它清洁能源，水电实际上是目前唯一能够大规模商业化开发利用的可再生清洁能源。根据国际大坝委员会给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世界上有24个国家依靠水电为其提供90％以上的能源，如巴西、挪威等国；有55个国家依靠水电为其提供50％以上的能源，包括加拿大、瑞士、瑞典等国。而在中国，在还有大量水资源可以利用的情况下，这一数字不到20％。 相关专家介绍说，大坝还有几个方面的功能也容易被人忽视： ——灌溉。上世纪80年代的一份《水利年鉴》显示，黄河刘家峡水电站建成之后，该地区三个省的灌溉用水保证率从65%上升到100%，灌溉面积增加近1600万亩；粮食平均单产从100公斤/亩上升到380公斤/亩，总产增加150万吨，每年仅农业增收就达数亿元。 ——供水。“如果没有密云水库，北京人民的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想明白了这点，也就明白了大坝在供水方面的巨大效益。”张博庭说，供水具有公益属性，政府补贴了大量资金，普通人没法感受到密云水库带来的效益。 ——通航。张博庭说，一般来讲，大坝库区通航以后，通航环境会发生大的变化，比如航道变宽、水流变缓、水位变稳，甚至还能使轮船直接通过原来不能通航的地段，轮船的安全性也会有所提高。比如，三峡大坝蓄水通航以来，从2003年6月15日到11月11日，水上交通事故只发生了2起，经济损失10万元，比此前一年分别下降80%和92%。 反方：发展旅游比建大坝更有远见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副研究员指出，对怒江而言，发展旅游和商贸更有远见。 盛洪研究员分析说，开发水电的直接成本包括工程成本、移民成本和自然资产成本。还有一种替代的估价方法，即计算将损耗和报废的自然资产恢复原状或“更新”的成本。间接成本包括施工给旅游和商贸带来的损失，对景观的永久性改变带来的损失，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正常运转机制被破坏而带来的永久性损失等。 水电开发收益的分配，取决于电力公司和怒江流域人民及其代表人（如怒江州政府）各自付出了什么资源，以及他们各自的讨价还价能力。利润部分显然归属水电公司，怒江州政府可以得到的是税收部分，主要是企业所得税的地方分享部分，约为40%，还有个人所得税、占用耕地税等。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企业所得税，在电站建完发电并产生利润后才能获得，一般要在5到10年之后。 而发展旅游和商贸则可以带来门票收入、住宿和餐饮收入、旅游纪念品的收入、文化消费等等。更重要的是吸收了大量沿江的少数民族群众由从事农业改为从事旅游和商贸服务业，既解决了陡坡农田对生态的破坏，也使这些农民从事了新的可持续的职业。另一个问题是，水电开发分配给怒江州的收益老百姓只能间接拿到，而发展旅游商贸的收益则能直接到达老百姓手中。 但盛洪也指出，发展旅游商贸的关键在于要对公路等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而怒江州政府却无此能力。既然怒江的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属于全国人民，就是全国的公共物品，应由中央政府投资。 焦点之二：大坝安全有无保证？ 反方：地震是最大威胁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陈国阶研究员指出，我国西南地区不少水电站建于生态环境敏感区，岷江上游电站的建设产生了大量弃方，沿河就地堆放，严重影响了汛期排洪；同时，泥沙排放到下一个电站，还会降低后者的寿命。 据介绍，我国大河大都由东往西流，但怒江是南北向的，形成一个急剧的转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非常严重，由此造成的大规模堵江断流、溃决成洪事件屡见不鲜。大坝建成后，大量蓄水增加水压，岩石裂隙和断裂面发生滑动，岩层和地壳内原有的地应力平衡被打破，既会诱发地震，又会引发滑坡、崩塌等灾害，而且其影响范围会由建设期的大坝扩展到库区周围。值得注意的是，水库蓄水可以在天然地震较少和较弱的地区，诱发较强烈的地震。 我国曾经报道过15个水库诱发地震的个案，最严重的是广东东江上的新丰江水库。1959年，新丰江水库在蓄水一个月后，就开始发现有地震活动。1960年5月至7月，当地连续发生3.1级和4.3级地震；1962年3月19日，发生6.1级强震，是世界上4次6级以上的水库地震之一。电站受损停运；6人死亡，80人受伤，1800间房屋倒塌。后又花费高昂代价按Ⅹ度的抗震烈度对大坝进行二次加固。2003年6月11日，三峡蓄水到135米后，也出现了微震。 正方：“触发”不等于“诱发” 国际大坝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贾金生博士说：“大坝不能诱发地震，只能触发地震，这个概念要搞清楚。”贾金生说，诱发是指地震由大坝引起，没有大坝就不会有地震；触发呢，则是早就存在地震的可能性，迟早都会爆发，而大坝最多也不过是提前了这种可能性而已。从历史上来看，大坝触发的地震大部分不是很大，一般不会超过里氏2.5级。 贾金生说，由于是“触发”，所以技术人员就可以提前估计大坝坝区的极限震级，从而早做准备。在三峡大坝，技术人员发现，最有可能产生地震的库段只有两个地方，一是九湾溪到仙女山断层，二是秭归盆地西缘高桥断层，这两个地方的极限震级为里氏5．5级至6．0级。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区地震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曾新平说，第一个地方离大坝17公里，极限地震逐步衰减到大坝时只有6度；第二个地方离大坝60公里，极限地震衰减到大坝时最多5度。而大坝是按7度设防，库区移民新城的主要建筑至少是按6度设防，万一有地震，大坝和建筑物的安全不受影响。“别说是6度、7度，就是9度地震，我们现在也能应付。”贾金生告诉记者。 贾金生说，可能影响大坝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破坏，比如暴雨、地震、超标洪水等等；另一方面是非自然因素，比如偷工减料、人为破坏等等。 比如，滑坡是长江上游分布较为普遍的地质现象，水库蓄水和水库水位变动，有可能导致库岸失稳。对此，专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测、调查和研究工作。一位来自三峡的工程师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三峡库区原有的一些大的崩滑体大都已经处理。 还有大坝的渗流问题。河海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对记者说，渗流问题是难以避免的，这个是水利界的常识，目前大家都在研究如何减轻其危害。 贾金生指出，大坝安全牵涉到风险管理的问题，技术人员要想办法尽量减少可能受影响的人，“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们也要想办法把这样的可能性继续减小。” 毫无疑问，大坝安全也牵涉到经济方面的问题。“建一座山一样的大坝最安全，但是资金不允许啊”，贾金生说，大坝安全也要进行优化，寻找最优而又可行的技术方案。 (本报记者 易蓉蓉 张明伟) [科学时报] 大坝：“生态杀手”名实难副？ 11月7日，《科学时报》“每周聚焦”栏目刊发了题为“怒江之辩”的系列文章。随后，很多读者来电来信，表达了更全面地认识大坝、了解大坝之辩的愿望。为使感兴趣的读者更多地认识大坝、更多地了解这场辩论，本报记者就目前大坝辩论的重点——生态、经济、安全等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大坝都被你们描述成‘生态杀手’了！”一位专业人士跟记者开玩笑说。 “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大坝对生态的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也绝不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严重。有时候，大坝对生态还是有利的。”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说。 那么，大坝对生态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淤积泥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国外反对在河流上游建坝的理由是，如果泥沙淤积在上游大坝，将造成下游地区淤积不足，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斯旺大坝，但其前提是下游人口稀疏。而张博庭认为，中国的情况与此并无可比性，因为中国河流的下游地区大都人口稠密、工商业发达，不需要通过河流泥沙淤积补充肥力。 国内更看重的是泥沙抬高水位给上游城市带来的洪水威胁，其中最为公众熟知的是三门峡。张博庭说：“三门峡在决策过程中受到了科学之外的干扰，是个特例，其他大坝基本上就不存在类似问题。” “即使被泥沙全部淤积，也不是说大坝就没用了。”知名学者方舟子提到，“一个实例就是宁夏的青铜峡水电站”。张博庭则提供了更详细的材料：“已经列入中国重要湿地名录的青铜峡水库形成的面积195.72平方公里水库滩涂湿地，是西北地区少见的大面积湿地。在2004年的世界环境日，它被批准为宁夏第一个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内共有脊椎动物316种和亚种，维管植物49科125属210种，鸟类231种，国家级保护动物以及国际公约保护动物72种。” 张博庭提供的一份资料也显示，在西部某些省份，通过淤坝来“生产”土地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截至2004年，仅山西就通过淤坝累计“增加”了70万亩土地。 “消灭”物种：大坝不能承受之罪？ 在生态学专家看来，大坝会阻碍鱼类的活动，尤其影响洄流鱼类的正常产卵与繁衍。对某些濒临灭绝的鱼类来讲，大坝更让它们雪上加霜。 大坝设计者也想了很多办法，试图把影响降到最低。据张博庭介绍，目前人们广泛使用的技术有两种：第一是建鱼道；其次是辅助过鱼，即人们在大坝下面捕获鱼类，再把它们放生到坝的上游，每一次的过鱼量都可达到几十吨。 不过，张博庭认为，同河流污染以及杀鸡取卵式的过度捕捞相比，大坝对物种的影响其实很小。今年，媒体广泛报道了长江刀鱼的故事。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资料显示，由于过度捕捞，1973年长江沿岸江刀产量为3750吨，1983年为370吨左右，2002年的产量已不足百吨。“在江阴的一家酒店，3条江刀凑足1市斤，清蒸入盘，价格1万元”。 葛洲坝中华鲟研究所的专家甚至认为，一些洄流性鱼类也正在“适应”大坝。据这位专家介绍，水利工程改变了长江生态环境，但也改变了中华鲟亿万年来形成的洄游习惯——经过十几年的适应，中华鲟已经在葛洲坝下游1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找到了新的产卵场，并成功进行了自然繁殖。 污染大气：中国问题并不严重？ 一提及大坝与生态，国外舆论必谈大坝对大气的污染。 水利部部长汪恕诚介绍说，这是有原因的。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在北美洲以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一些大坝淹没了大片森林，蓄水前又没有能力大规模砍伐清库，林木便长期浸泡在水中。经水浸泡腐烂后，它们便产生有害气体，污染大气。 汪恕诚同时指出，这个问题在中国并不严重。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电站虽然很大，但多属高山狭谷型，库容并不大；二是库区几乎没有大面积的森林，譬如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电站，但其库容也要排在三十几位，淹没林木很少。 “大坝产生的二氧化碳主要源于残留在水库中的有机物（按照要求，蓄水前都应该进行清理），其排放极限不过是其中的碳元素全部转化为二氧化碳，这是有限的。”张博庭分析说，综合起来看，产生同样单位的电能，水电站产生的有害气体远少于火力发电站——来自加拿大的报告显示，前者最多只有后者的2％！ 改变水质：罪魁祸首“花落谁家”？ “有人说，大坝加剧了污染，看看大坝表面的垃圾就知道。大坝又不会扔垃圾，怎么成了罪魁祸首？”山东省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站研究员、副主任郑灿堂告诉记者。 张博庭说，污染物向下游、向大海的排放被水坝阻止后，累积到大坝里，就造成了污染的“假象”。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这些污染物被冲到海洋里，河流污染确实减轻了，却造成了海洋污染，而治理海洋污染的难度更大。 还有人认为，整个大坝的存水基本丧失了流动性，成了“死水”，变质将不可避免。而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说，建大坝后，水并不是“死水”，比如三峡，按照库容与排水量的比值分析，水每隔一个月就能全换一遍。 张博庭还举出了建大坝后水体改善的例子，如北京的密云水库；新安江大坝建成后形成的千岛湖，水体质量不但明显改善，还成了有点甜的优质矿泉水。(本报记者 张明伟) [科学时报] 谁掌握真实的怒江生物多样性？ 大坝会给生物多样性带来多大影响，这是大坝之争的焦点之一。在最近有关怒江建坝的争论之中，这一问题就尤受关注。从怒江的案例之中，我们也许能够得窥大坝争论之“一斑”。 环评报告一波三折 怒江流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原始性——有大量珍稀濒危动植物。那么，到底有哪家科研机构做过“怒江生态现状”的全面调研，掌握了完整的数据和事实呢？ 2000年12月，国电公司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受原国家计委委托进行环评，该工作依据《江河流域环境影响评价规范》进行，这部1992年出台的行业法规与2003年9月1日生效的《环评法》以及《环评技术导则》存在差异。 2003年8月，环评报告交由国家发改委审查，国务院各相关部门审批。很多人表示，该环评报告是《环评法》出台以后的第一个有影响的报告，如果不能作到透明、公正、公开，《环评法》就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鉴于第一个环评报告存有异议，今年初，新一轮环评工作又开始了。国家环保总局监督管理司司长祝兴祥称，报告将由北京和华东两家勘测设计研究院负责实施。环保总局的官员表示，怒江环评工作比较复杂，国电公司掌握着全流域规划的具体细节，而发改委作为该项目的“业主”，也有权选择环评队伍。 《环评法》规定，最后的报告还要通过论证会、听证会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如果这些意见不被采纳，规划编制或项目建设单位要说明理由，以保证公民的环境知情权。 项目业主选择环评队伍，这样的环评报告能否具备第三方的客观公正性？带着类似疑问，还有人提出要改革现有的环评体制。 专家似有难言之隐 怒江的生物多样性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相关的科学家有什么看法呢？根据各方面的线索，记者联系了其中的很多人，忠实地记录下了联系过程。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的张春光研究员是做鱼类研究的，记者打电话问：“张老师，您做过怒江流域的鱼类调查吗？” “我没有做过整个流域的鱼类调查，只做过部分的。关于怒江的生物多样性、水坝对生物和环境造不造成影响，观点很多，一定要最权威的。”他一听记者的问题，马上就意识到了背后的潜台词。 张春光说，怒江有很多短距离洄游鱼，“它们很频繁地洄游，比如它们吃东西的时候喜欢在开阔水面，繁殖的时候喜欢在疾流险滩，建水坝肯定影响它们的生存。” 他还建议记者去找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杨君兴，“他们应该常去怒江，而且受项目支持”。 在昆明动物所的网站上，记者查到了这样一句话：杨君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博导,党委书记、副所长……自1986年参加工作以来，紧紧围绕本专业的主攻方向和专业特长，对云南及其邻近地区鱼类的系统分类、进化和种群生态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记者把电话打到了杨君兴的办公室。杨君兴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不太想讲。”记者在电话线这端都能感觉到他的为难。 “你们挨着怒江近，是不是常去调查？有结论么？” 杨君兴停顿了一会儿，“科学的东西，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查，比如大致知道鱼的种类，随着气候的变化物种也有变化等等。” 在杨君兴的建议下，记者在武汉水生所网站上的博导专栏里查到了常剑波的资料——常剑波，博士，现担任中国科学院三峡项目专家小组成员，主要从事鱼类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对水利工程影响下的我国淡水鱼类资源保护问题比较熟悉……2003年选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水利工程对长江流域重要生物资源的长期生态学效应”首席科学家。 记者给常剑波发了邮件，常剑波作了如下回复：“我只是做了水生生物方面的调查工作，因需要进一步研究，还不想见诸新闻报道。望鉴谅！陆生部分可以找生态与环境中心或植物所了解？”本来，常剑波答应给记者一篇稿子，但直到截稿时仍没有收到。 记者又电话联系了负责环评报告陆生部分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欧阳志云研究员，但他说不方便发表意见，因为协议中规定他只能写学术论文，不能接受媒体采访。 还有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说，修坝肯定会对生态有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很激烈的影响。此后，记者还试图联系其他专家，但他们要么联系不上、要么缄口不言、要么不愿透露姓名。 有人认为，科学家拿了纳税人的钱，就应该让公众对他们的科学研究有充分的知情权，特别是当他们的科研主题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时。但环保人士汪永晨女士则说：“科学家保密有一定的道理，环评报告是由国家职能部门公布的。” 记者电话采访了国家环保总局环评管理司牟广丰司长，他说新的环评报告即将出台。那时，公众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怒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情况，以及修建大坝将会产生的影响了。(本报记者 易蓉蓉)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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