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发展战略报告执笔专家称，周边持续贫困直接影响2008年奥运目标实现，低素质劳动力涌入将在首都形成贫民区

^{■核心提示}

^{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该报告认为，这会对京津冀地区的现代化和生态安全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为消除环京津贫困带问题，报告首次提出“建立京津冀北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的措施。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京津冀规划已纳入“十一五”期间加紧推进的区域规划之列。}

　　兴隆村是个“随风飘移”的村庄。“风沙一过来，整个村子就被掩埋了。基本上每过七八年，这个村就得搬一次家。”河北省科学院研究员宋树恩说。

　　兴隆村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距离北京256公里，地理位置正处西北部风沙进入北京的第一道风口上。从10年前关注冀北贫困问题开始，宋树恩不定期来该村考察。

　　“我见到一个4口之家，房子是土泥房子，屋顶用柳条糊住。家具是一个水泥柜、一口锅、几个碗，另外还有几只羊。家中全部资产不值1000元。”

　　每次从北京驱车行至兴隆村，强烈的贫富差距令宋树恩震撼。“那不是一个时代的差距，而是三十年、五十年的差距。每次去，都像回到了解放前。”

　　类似兴隆这样的贫困村，在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中，有3798个，贫困县则有32个，占该地区县（区）总数的44%。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按照执笔人的说法，这是国内第一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

　　“环京津贫困带的提法的确很猛”，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汪文祥说，此前，京津冀地区能否协调发展一直广受关注，这一提法契合了国家“十一五”计划中关于区域规划发展的思路。

　　京畿之困震惊亚行官员

　　兴隆村是河北省最北部的村庄。村民有谚云，“兴隆不兴隆，风沙半腿深；白天起风点油灯，黑夜起风沙埋人。”

　　兴隆村所属的康保县是国家级扶贫重点县，“天干、地旱、水少、风大”，生态环境十分脆弱。2000年以前，全县沙化土地和潜在沙化土地面积达419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83%.恶劣的生态环境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全县年均财政收入不足2000万元。

　　《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称，根据中国的贫困标准，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中，32个贫困县的面积达8.3万平方公里，占该地区总面积的63.3%；其中，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

　　“像河北省这样在距离首都不到100公里的区域内还存在着大面积贫困化地区的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消除环京津贫困带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报告（以下简称“环京津贫困带”报告）专项课题组负责人之一、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所所长李岚告诉记者。

　　2002年，冀北贫困问题引起了亚洲开发银行专家组人士的注意。

　　当年7、8月份，河北省副省长郭庚茂在一次与亚行官员会面时，谈起冀北地区贫困问题。当时，郭庚茂认为，河北实施的“两环开放带动战略”（环京津、环渤海战略）效果不明显，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希望亚行专家帮忙诊断“病情”，协助河北搞一些战略研究。

　　“后来，亚行的人来张家口考察，一看，非常惊讶，离首都北京这么近的距离，居然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他们投入60万美元，成立课题组，从‘贫困’问题出发对河北经济进行整体调研。”李岚说。

　　据课题组另一负责人宋树恩回忆，2002年10月，河北省成立亚行项目办公室，由常务副省长郭庚茂挂帅领导项目进程，河北省财政厅副厅长陈金城任项目办主任。

　　2003年3月，亚行项目办公室经国内国外双项公开招标，选定加拿大科瑞澳公司、上海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两家公司作为专家咨询团队，分别牵头组织国内、国外专家研究河北省经济战略发展课题。

　　2003年6月，上海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社科院会同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发改委、河北省社科院及河北省科学院等部门对《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国内部分9大专题进行分工并正式投入调研。

　　专项调研的第一部分“环京津贫困带”课题落在李岚、宋树恩头上，两人凭借对河北贫困问题多年的关注，迅速组成一个5人课题组，展开深入调研。

　　“接到这个课题后，我的脑子里一下子蹦出‘环京津贫困带’这个概念”。67岁的宋树恩曾在国家环保部门从事过30多年的环保经济工作，对冀北贫困区问题也有过10余年的跟踪研究。这个概念得到了整个亚行项目组人士的赞赏。

　　2004年年末，整个报告完成，亚行驻北京代表处副代表汤敏非常惊喜。“他跟我说，‘环京津贫困带’、‘生态经济特别示范区’是整个报告中的亮点！非常好！”李岚回忆。

　　2004年11月，汤敏以亚行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专家论证会，对“生态经济特别示范区”议题进行可行性论证，得到了与会的国家及北京相关部门官员、学者的首肯。

　　3798个贫困村包围京津

　　“调研之初，为了突出重点，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有代表性地选择了24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李岚说。

　　2003年9月，课题组完成环京津24县及其相邻和类似地区的实地考察和研究，进入撰写报告阶段。众多数据、资料综合在一起，课题组发现，“环京津贫困带”在贫困程度上与京津地区拉开很大差距，已成为我国东部沿海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环京津贫困带甚至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定西、陇西、西海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些指标甚至比‘三西’地区还要低！”李岚说。

　　“环京津贫困带”报告显示，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20多年后的今天，二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其次，从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的两项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看，环京津贫困带24县与“三西”地区5个县相比，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另外，从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贫困人口发生率看，2001年，我国东部沿海的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的贫困人口发生率均小于1%，辽宁省也只有2%，河北省则接近5%，而河北省的贫困人口中超过一半分布在环京津地区，三分之一分布在环京津24县。

　　“目前，环京津贫困带不仅威胁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安全，更重要的是，对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造成损害。”宋树恩说。

　　宋认为，北京正在全力筹办2008年奥运会，并提出科技奥运、绿色奥运和文化奥运的办奥运宗旨。但北京本身存在空间上的局限性，无法实现绿色奥运和人文奥运的办奥运目标，它必须依赖于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而环京津贫困带的持续贫困，直接影响首都办奥运目标的实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首都周边地区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将使部分低素质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城市贫困阶层和贫困住区，不仅直接影响国际城市形象，也对社会安全造成不稳定因素。

　　“现在来看，消除贫困、加速生态经济发展有很多机遇。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大规模贫困带的存在，仍使该地区走出经济低谷的任务面临很多挑战。”李岚说。

　　“环京津贫困带”报告称，由于环京津地区紧邻京津，区位特殊，是全国生态安全保证程度最低、特大城市周边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同时也是省贫困和生态问题造成的政治影响最大最敏感的地区，其贫困和生态问题的双重存在事关整个区域现代化和生态安全全局，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国家要生态 地方要财政 农民要吃饭

　　“‘国家要生态、地方要财政、农民要吃饭’这三方面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导致该地区持续贫困。”宋树恩认为，这也导致了国家很多生态工程投入大、成效低，未能取得实效。

　　“环京津贫困带”报告认为，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原因有历史因素、现实因素、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

　　环京津贫困带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是极易遭受人为破坏并且难以得到恢复的地区。从历史上看，从明朝以来的大规模毁林建城等多次重大决策失误，导致了这一地区人口过密、草畜失衡和林粮矛盾突出。

　　环京津贫困带地处京津冀众多城市的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为保护首都及其他城市的水源和防止风沙危害，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

　　另一方面，环京津贫困带又有着敏感的区位条件。作为京津的水源地，为给京津提供充足、清洁的水资源，这一地区大规模压缩工农业用水，关停众多效益可观而耗水严重和排污标准低的企业。

　　“那么穷的地方，上一个项目，就有利税，光就业也能带动一大批人，但是它们不能上。”河北省财政厅一位人士说。

　　报告显示，在承德潮白河流域，迄今为止，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达800多项，造成每年损失利税10多亿；张家口赤城县从1996年至2002年间，因未上马的项目损失利税10亿元。

　　同时，作为京津的风沙源治理区，为保护京津大气环境而实施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也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报告显示，近年来实施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要求区域内大范围的封山育林，客观上造成了区域畜牧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影响了农民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使得当地农民原来赖以增收的畜牧业严重滑坡。

　　“环京津贫困带的根源不在贫困本身，而是决策、管理、政策上如何协调一致的问题。”李岚说。她认为，在导致贫困带形成的众多原因中，决策管理者各执一方，政策单一、不协调是导致贫困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众多政策措施作用互相抵消，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宋树恩说。

　　报告认为，环京津贫困带是全国省级行政区划切割最严重，也是体制性障碍最突出的地区。

　　该区域隶属河北、北京和天津3个省级行政区、11个地级行政区和24个县（区）级行政区。北京作为首都，在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与河北和天津相比有较大差异。

　　“退耕还林、还草，禁止放牧、必须圈养。这些政策很好，但是过于单一，并且没有配套政策，导致很多政策流于形式，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李岚说。

　　禁止放牧后，靠畜牧为生的多数农民将山羊圈养起来，但是，越养发现山羊越瘦。后来，人们才知道，山羊是不能圈养的，只能放养。

　　“也就是说，当你执行一项政策时，必须给百姓一个出口去疏导，而不是一味地去限制。”宋树恩认为，关键要各区域、各部门形成合力，从整体上拿出一套政策，从经济、生态角度统一考虑、统一执行。

　　“京津冀北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

　　贫困带问题正引起京津冀地区高层的关注。

　　“冀北地区生态安全关乎京津安全，现在京津一些领导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很多官员也知道，发展周边就是发展自己的道理。“李岚说。

　　她告诉记者，8月11日，在张家口召开的“河北省‘一线两厢’战略暨‘北厢’发展研讨会”上，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与会并捐赠500万元。

　　“这是个很好的信号，联合治理，协调用力，是解决贫困带问题的根本之道。”

　　在报告中，课题组为消除环京津贫困带问题，首次提出“建立京津冀北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的措施。

　　据悉，课题组成员曾参考国际国内同等情况区域的处理方式来解决区域性贫困与生态交织问题。报告显示，美国的田纳西流域和阿巴拉契亚地区，意大利的南方地区和西西里岛，日本的北海道地区，都曾经是该国贫困人口集中和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地区，这些国家通过采取综合性和区域性战略举措，不仅消除了贫困，缩小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而且，改变了区域生态环境，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

　　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浙江、福建、山东、上海等东部沿海省区，创造性地制定并组织实施特殊的区域政策，使部分沿海欠发达地区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发达地区，为消除贫困提供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经验。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提出，在京津冀北地区率先建立起具有国家试点和示范意义的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

　　特殊示范区的范围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北部全部生态敏感区（具体范围见右图）。总土地面积99798.9平方公里，2001年区内总人口1268.47万人。

　　同时，报告对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具体的产业发展提出框架设计。比如，对该区域工业发展，提出了具体分阶段的措施，“分期分批明确每个时段重点支持鼓励、改造提升、限制发展、逐步淘汰的产业。”

　　“这和以前政策执行过程中一味限制，或一味提倡的做法形成了对比。现在的政策给百姓留下了一定空间，限制一部分产业的同时，鼓励另外一部分，真正做到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宋树恩说。

　　据宋树恩透露，8月初，国家发改委在长沙召开京津冀区域规划启动调研会，当时，郭庚茂省长在讲话中特别提到‘生态经济特别示范区’方案。

　　“这不是河北一个省可以完成的工作，”宋树恩说，“希望国家能够批准该方案，那样，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进入具体操作层面。”

　　“环京津贫困带的提出，就是希望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提出生态经济特区，也是希望与北京城市规划中‘两带’发展融合起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汪文祥说。

　　2004年3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空间布局调整思路，其中“两带”即强化“东部发展带”，制定顺义、通州、亦庄等重点新城规划，疏导首都经济的产业发展方向；整合“西部生态带”，确定昌平、沙河、长辛店、良乡、黄村等新城的定位与发展策略，创建宜居城市的生态屏障。

　　汪文祥表示，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已经将京津冀规划纳入“十一五”期间加紧推进的区域规划之列。

    [新京报]

　　一个“环京津生态贫困带”已在京津地区周边形成———亚洲开发银行在一份题为《消除环京津贫困带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报告中指出，“环京津贫困带”在贫困程度上与京津地区拉开了很大差距，已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甚至，“环京津贫困带”的某些发展指标比中国最贫困的“三西地区”还要低。

　　毫无疑问，生态贫困地区的形成大多是因为积累了太多的历史欠账。在京津周边的这个生态贫困带也同样如此。明清以来，大规模毁林建城、移民、屯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个阶段“以粮为纲”的过度开垦等，都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以致于到现在，这一地区已经或正在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沦为生态贫困地区。

　　“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除了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之外，还与京津冀地区城市分工不明确，没有产生大城市带动周边发展的应有的辐射效应有关。京津地区没有充分发挥像上海和广州那样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城市定位的模糊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事实缺乏，京津地区各大城市争抢资源，竞相成为各种“中心”的现象十分明显，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在这种内耗式的发展中白白浪费。周边贫困地区大量人口的涌入又加剧了京津地区本已经十分紧张的资源使用，有关控制外来人口的说法也由此而生。

　　这种在经济学上称之为“外部性”的问题不但没有通过“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方式得以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汲取”而不是“辐射”效应的增强使得京津周边地区的境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与京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应该看到，随着全国性统一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以及“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是一个“孤岛”，京津地区也不例外，其发展离不开周边广阔腹地的人力、物力、自然生态等资源的支持。如果发达的京津地区周边长期存在一个“贫困带”，不但城市难以得到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支持，还会因为人员流动等给城市带来许多问题。

　　因此，从长远来看，京津城市要树立“发展周边，就是发展自己”的观念，获得高速发展的京津地区应当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应当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契合，应当发挥示范效应，成为地区协调发展的榜样。

　　比如，作为京津的水源地，为给京津提供充足、清洁的水资源，环京津贫困带大规模压缩工农业用水，提高企业排污标准，关停众多效益可观的企业。同时，作为京津的风沙源治理区，实施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也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那么，发达的京津两市能不能适当给予这些地区一些“生态补偿”，能不能在资金、项目、人力等诸方面给这些地区以更大的扶持？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协调地区发展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地方行政权力的分割化。而中央能够做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合理地界定各个地方的具体的权利，并将这些权利统一到中央制定的大的区域发展政策上来。所以，解决京津周边生态贫困的问题，除了需要京津冀三地的通力合作以外，恐怕还要借助于国家的协调和统筹，实现区域协调和综合治理。因此，要把“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当作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来解决，在考虑京津冀三地的城市分工和定位问题基础上解决生态贫困地区问题。只有这样，行政手段所无法解决的很多问题，才能通过资源和人口的合理流动得以解决。

　　8月17日，《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根据这份报告，在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环京津贫困带甚至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即定西、陇西、西海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8月18日《新京报》）

　　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区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根据我国目前的贫困标准，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中，32个贫困县的面积达8.3万平方公里，占该地区总面积的63.3%；北京地区农民收入人均7000元左右，而环京津贫困带的农民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元。

　　看到这一报告所披露的数据和事实，很多人感到震惊。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那些大都市所邻近的区域，往往会自然获得这些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所带来的惠泽。然而，在享有诸多政策和资源优先条件的环京津地区，竟然出现了这样大面积的贫困带，的确发人深省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一贫困带的形成和持续存在？京津的超常发展，是否在客观上抑制了周围地区的正常发展？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京津这两大都市是否挤压和侵占了周边地区的经济资源？

　　环京津地区为了保证首都北京以及天津的发展，为了维护生态平稳和保证京津地区稀缺而极其宝贵的淡水资源，保障首都和北方大都市的生活资料供给和社会稳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已付出了巨大代价，做出了很大牺牲。像河北省这样在距离首都不到100公里的区域内，还存在着大面积贫困化地区的现象。

　　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原因既有历史因素、自然因素，也有现实因素和人为因素。

　　比如环京津贫困带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春天往往干旱少雨，夏天又常有洪涝和风暴侵袭，是极易遭受自然和人为破坏并且难以得到恢复的地区。

　　环京津贫困带地处京津冀众多城市的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为保护首都和天津等城市的水源并防止风沙危害，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作为京津的水源地，为给京津提供充足、清洁的水资源，这一地区就必须大规模压缩工农业用水。

　　此外，环京津贫困带是全国省级行政区划切割最严重，也是体制性障碍最突出的地区。众多政策措施作用互相抵消，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如果说在某一特定时期，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战略目标，需要确保建设首都北京和北方大都市天津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不得不做出暂时牺牲局部地区利益的决策，让京津成为“抽水机”，那么，在北京和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乃至全国最为发达的经济区域的今天，周围地区不能也不应当继续以牺牲自身发展时机和区域利益的代价，来支持它们的超常速发展。

　　反之，北京和天津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华北地区“经济发动机”的角色，充分发挥两大都市的经济辐射和发展扩散职能，更多“反哺”和回报周围那些曾长期默默承受大都市超常发展之负面效应的区域，在京津冀行政区域内探索创建“双赢”或“多赢”的区域间协作发展机制，进行资源优化组合配置，分工促进环京津贫困带地区的共同发展。

　　我觉得，“环京津贫困带不利于北京安全”这样的论断太过阴冷。诚然，272万贫困人口的存在的确会对京津地区的生态安全和社会治安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以“贫困带不利于北京安全”为由探讨消除贫困问题，我们实在无法体会到丝毫关怀的温暖。

　　专家和决策者首先想到“贫困带不利于北京安全”，所体现出的是强势者自我中心的思维定式与对弱势群体的心理隔阂。北京地区农民收入人均7000元左右，而环京津贫困带的272万农民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在对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表示震惊之余，强势者的第一反应是担忧“首都周边地区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将使部分低素质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城市贫困阶层和贫困住区，不仅直接影响国际城市形象，也对社会安全造成不稳定因素”。原来，在强势者的内心深处，贫困人口首先是对自己既得舒适安逸生活的威胁；显然，冷漠和戒备的感觉远远压过了体恤和悲悯。

　　在这种思维定式和心理隔阂的支配下，消除贫困、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不过是服务于强势群体某些特定目的的工具，一切扶危济贫的政策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按照强势者的逻辑，那272万贫困的农民兄弟似乎成了依附在“北京安全”之上的附属物。

　　事实上，将消除贫困仅当作工具，最终将无法遏制贫困的蔓延。因为，贫困带的出现和扩张，正是源于强势者自我中心的思维定式和对弱势者的心理隔阂。强势者凭借体制上的优势，只顾从弱势者方面汲取资源，却常常忘记“补偿”和“反哺”的责任，这种对弱势者利益的长期忽视最终造成了弱势者的积贫积弱。正如众多专家所说，为京津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做出奉献而没有得到补偿，这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的重要原因。没有对贫困人口的真正关怀，即使有再好的政策也难以长久而有效地执行———一旦强势者淡忘“安全威胁”，“工具”将被抛弃，贫困问题将以更快的速度蔓延开来。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说法，消除贫困政策首先必须具有“构建性作用”，它不是实现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的工具；只有当关怀弱势者成为独立的、主流的价值诉求，那些扶危济困的政策构想才能变成现实。因此，专家和决策者们应该清楚，消除贫困带首先不是为了北京的安全，而就是为了让那几百万农民兄弟摆脱贫困的侵扰。

　　□毛飞（北京公务员）

　　通过人为的政策自然可以大大缓解这一矛盾，但在周边贫困的背后，却是该地区生态承受力总体恶化的问题。京津两个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这种人口的密集分布和单位人口的高消费，首先是以对周边地区的“虹吸”为基础的，尤其是地下水、森林植被等生态资源。

　　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人都会对几年前的“沙尘暴”记忆犹新，和同学聊及此事，甚至有人戏言建议迁都。

　　京津靠近内蒙古的沙漠地带，历史上其自身的生态环境就很脆弱，现代城市规模的几何级扩张和重工业的大行其道，让这种脆弱变成了一种危险。要改善京津地区的生态环境，连带解决贫困人口是一个问题，二者互为因果，只有妥善解决了生态环境问题，才能让当地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但是，如果仅仅通过着眼于解决贫困的区域政策协调，比如将一些生产企业向贫困地区转移，也不现实。这些地区作为北京的生态屏障，其结果只能是长期性加剧当地的生态条件的恶化，最后对京津等大城市构成更大威胁。

　　因此，必须要将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与改善生态结合起来，可以考虑发展生态产业和“绿色经济”，由政府出钱，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将当地的居民转变为生态环境的建设者。京津的生态环境不能仅靠北京近郊的绿化带来维系，必须是人类主动向沙漠进军。另一方面，采取人性化的措施疏散京津地区的人口，也是缓解区域性生态环境紧张的一条出路，环京津贫困带就是资源很少向农村流入的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典型缩影。

　　□薛亚波（北京学生）

    [新京报]

“硬中国”需要“软文明”

　　在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272.6万贫困人口。近日，河北省政府公布《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地区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8月18日《新京报》）。

　　这真是一份“不合时宜”的报告，惊扰了我们做得正酣的“国际化”美梦；而对于谋求全面小康的当下中国而言，它又是一针正当其时的清醒剂，提醒我们该走出城市一隅了，睁眼看清真实的国情。

　　“房子是土泥房子，屋顶用柳条糊住。家具是一个水泥柜、一口锅、几个碗，另外还有几只羊。家中全部资产不值1000元。”这是环京津贫困乡村的一个切片，它让习惯于城市充裕物质消费的人们对自己的视觉产生怀疑，正如报道中所述———“离首都这么近的距离，居然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如果把考察的视野再放宽，从东部沿海地带依次深入到广袤的西部内陆，这种活生生的视觉强烈反差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存在着两个悬殊的中国：一个以高楼大厦、香车宝马为象征，资本的最大程度占有和利润的最大化追逐，驱动着消费主义的欣欣向荣，以及附于其上的莺歌燕舞；一边为基本的生存而艰难奔波的人们，城市人可以忽略不计的几十元、上百元足以让聪明的孩子含泪离开心爱的学堂，乡村的贫弱表露无遗。

　　“两个悬殊的中国”悖论式地共存于同一片国土、同一个时代，遗憾的是，在不少人的视线里，只看见“城市里的硬中国”，无视城市需要“软文明”，并以此为价值标准，指导生活、工作，乃至政策的制定与施行；再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资本的意志”一边倒地成为主流话语，从行政部门到普通居民，无不有意无意地照此执行，其中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或觉得从来就应该如此。

　　与环京津贫困带的生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期，北京市民以及部分人大代表建议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设置门槛，以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还有深圳，也在用政策性手段，对务工人员进城说不。

　　如果城市居民出于对既得利益的保护，要求限制外来人员，尚有一点道理的话，管理者如果也一味地遵循狭隘的发展硬思维，那么，这是极为短视的———且不论四五十年来农村为城市发展付出的巨大代价，城市出于道义应该予以“反哺”，也不说公平和公正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单就城市发展本身，“关起门来搞建设”的跛足战略也是弊多利少，拉美城市化的教训摆在眼前：贫富悬殊，彼此仇视，社会动荡。

　　以大城市为重心的发展思路，究其实质，就是极端化的效率模式，它繁衍出大城市的一城繁荣，却也催生出更大面积农村的“贫困离心力”———某日登上城市墙头，如果发现以此为傲的城市陷于广大农村的仇视包围中，就如汪洋中的一叶孤岛，这对城市的长远发展，对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修仰峰（福建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