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看来您还是偏向“敬畏”一方。

　　张：我以为不是这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报复”二字把自然拟人化了，当然不是说自然是神灵。如果“敬畏”二字仅只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达方式，我看，说敬畏自然未尝不可；如果说“敬畏”把大自然神灵化，就回到了图腾崇拜，那是不行的。

　　袁：您对自然有没有敬畏之心？

　　张：给你讲一件往事。上世纪80年代中，我在一个领导机关工作。当时，人们对唐山大地震的灾难记忆犹新。1985年，河北省的一个同志给领导写信，说据他的研究观察，1986年北京将发生大地震。领导交我处理这封信。我提出了这样的处理意见：地震预报是一个世界性科学难题，我建议请研究地震的专家评断。鉴于至今没有准确预测预报地震的方法，科学家的意见也难免受历史的局限。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责怪科学家。领导同意这样处理后，我将来信交给当时在地球物理研究所担任领导职务的一个朋友，请他组织专家听预报人陈述，然后将评断意见告诉我们。我与他商定，他不要参加会议，我也不出面，让评论不带任何官方色彩。专家们与这位同志交谈了近4个小时，一致认为，预报的根据不能成立。我将这个结论如实上报了。请你设想一下，一个对地震预报无知的人，受领导委派处理有关地震预报的事，我是不是会对地震怀有敬畏之情呢？

　　袁：当然，无知就会恐惧，也算是敬畏吧!

　　张：是后怕。当时，以为专家否定了1986年北京发生大地震的预报，还挺高兴。后来，那位提出预报的同志又多次写信给领导，领导又让我复信。反复3次以后，我有点怕了。我想，按照严格的逻辑思维，专家是说他预报的根据不能成立，但并没有论证1986年北京会不会发生大地震。如果不幸发生了地震，那就太可怕了。

　　袁：您怕的是承担责任，不是怕地震。

　　张：你太尖刻了。其实，怕地震和怕承担责任是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一回事。如果当年在北京发生大地震，国家受难，我也受难呀。当然，我会自责，也要负一定责任，但我请示过领导，不应承担太大责任。

　　袁：您比较狡猾。

　　张：你越来越尖刻，这不好。

　　请你看一段陈颙院士(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地震局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地震预报与灾害委员会主任)的话：巨大的地震灾害多数发生在大陆地区。目前，我们对海洋已经取得了许多科学认识，特别是板块构造提供了认识海洋的理论框架；但是，对于具有漫长历史的大陆，认识它的当今的构造活动仍然是个科学的前沿，我们需要发展认识大陆的理论框架……大陆动力学中活动构造的研究，将带动新一代的地球观测技术，提出新一代的概念和理论，成为大陆地震机理和预测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发展点。

　　袁：您想说明什么问题？

　　张：我想说，迄今为止，我们对大陆地区地震预测还没有好办法，也就是说，对于地震发生的机理我们还有许多无知之处。对无知事物有些怕，这很正常。不过，由此而责怪现代科学很肤浅，是不公正的。把主张不要敬畏自然的学者与“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等历史上愚昧的口号等同，也是没道理的。

　　科学的认识会改变、会向前发展、会不断根据新观察结果归纳成为新的科学知识。科学发展有延续性，后人站在前人肩膀上创新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拓了人的视野，牛顿力学却仍在许多领域里应用。你不能因此而说牛顿浮浅。

　　(张永谦 袁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