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郑茜希望靠《把科学推上神坛也是反科学》把反科学的指责指向何祚庥和方舟子，为“敬畏”翻案。其论证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让人读后更觉得“敬畏”论之荒诞。

　　郑茜想用牛顿的例子说明科学应该“敬畏”，但牛顿晚年无论研究上帝还是炼金术，如果被后人“耻笑与嘲讽”，也足见“敬畏”引起了“莫名地糊涂”，使牛顿离开科学的正道，并不值得提倡。况且，牛顿在注视宇宙与星空时内心曾“颤栗与惶惑”，“宇宙秩序的完美与无懈可击的精致，让他惊悚”，恐怕仅仅是郑茜的一厢情愿。因为宇宙秩序在过去并不那么完美，使其变得无懈可击的不是别人，正是牛顿本人和他创造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于用数学之绳套住了太阳系届傲不驯之马的牛顿，“敬畏”、“颤栗与惶惑”、“惊悚”肯定不会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不用问数学家，任何人都可以试试看在这种心情下是否有利于做算术题。

　　科学史对科学的发端有多种说法，古希腊、阿拉伯、中世纪经院哲学，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和科学有关的因素，但是其中却并没有“敬畏自然和宇宙”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认为天上星球作完美的圆运动，而地上的万物都有堕落的倾向，是只敬宇宙不敬自然；到了牛顿那里用一个公式把天地囊括其中，完美的圆运动也变成了圆锥曲线的几个简单的参数，连宇宙也不敬了，只留下上帝为他做“第一推动”，后边的事连上帝也不许插手。到了拉普拉斯那里，连“第一推动”也不需要上帝来干。当拿破仑问起上帝的作用时，他的回答是：“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说。”这里没有任何“敬”，更没有丝毫的“畏”。科学的每一步前进，都是在打破“敬畏”中实现的。如果达尔文“敬畏”上帝，恐怕难以发表《物种的起源》。

　　说基督教强调主客对立，不同于中国的天人合一，也算是一个陈词滥调。即使此说属实，“对立”也得不出“敬畏”的理由。试想一下，如果郑茜和某人对立，是否就会因而对他起了“敬畏”之心呢？而且，这个对立和敬畏的思想也肯定和基督教的教义不符。圣经上说，上帝造了自然和人，让人来管理自然。既然二者都是上帝造的，何来“对立”之说？管理者对其管理的对象又谈何“敬畏”？像环保主义者汪永晨女士所敬畏的山神，在基督教看来也是属于迷信之列的。

　　科学是最可靠的知识体系。这个论断不仅可以反对，而且容易证伪：只要你指出一个比科学更靠得住的知识体系，全人类都会趋之若鹜。遗憾的是至今没人能够在科学之外创立更可靠的知识体系，这大概是一切反科学人士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的事。正因为科学知识的可靠，就使得科学决策比其他任何决策方式更少犯错误，而反科学的思潮泛滥，则会给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损失。因此，作为任何个人，愿意怀疑科学都属于思想自由的范围，不会因此而成为“人民的公敌”。但是，通过大众传媒宣传反科学的“敬畏”，用非科学的因素干扰科学决策，造成公众利益的重大损失者，说是“人民公敌”也不为过。

　　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是史无前例的力量。这是个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与“神坛”和“上帝”毫无关系。毕竟只要掌握了中学程度的科学知识，都可以知道“千瓦”和“度”的区别，就可以发现按照汪永晨女士的思路去决策何等荒谬，会带来多大的损失。人总是倾向于把自己不懂的东西加以神化，摆上神坛，汪永晨女士的“山神”也是受教育程度不足的产物。人的知识水准和专业不同并不奇怪，但不可以己度人，妄度何院士和方博士也像反科学人士一样动不动就想起“上帝”和“山神”来。

　　为了论证反科学的理由，郑茜问道“克隆人便是科学；这样的科学该不该反？人类制造出核武器以威胁和要挟同类，这样的科学该不该反？”我的回答是“当然不该反。克隆人有益无害，反克隆人闹剧正是反科学势力造谣生事的典型事例，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经有很多论述，此处不赘。核武器的‘威胁和要挟同类’保障了五十多年没有大规模战争，使得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比前五十年安全得多，自然是不该反的。”

　　郑茜代替汪永晨改变了“要旗帜鲜明地与(以人为本)这一观点唱唱反调”的立场，不知汪永晨本人是否同意。无论如何，回到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还是值得欢迎的。据说环保主义者只是更关心长远利益，那么反科学就更不应该了，毕竟科学是最可靠的知识体系，根据这个知识体系可以最准确的预测长远利益的得失，这是任何环保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所望尘莫及的。靠科学搞环保才是真环保，空喊“敬畏”的只能是伪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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