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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侠义英雄为何要禁欲？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11-21 认定“儿女之情”妨害“结义之情”，男权社会下对“淫妇”的力量心存恐惧——— 乔峰是金庸笔下真正的大英雄，许多金迷将他视为心目中的偶像。最近在天涯、西祠胡同等几大武侠论坛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这个自小不跟女孩玩，连美貌女子瞧也不瞧，只爱跟兄弟厮混喝酒，广交天下豪杰的大英雄乔峰性向如何，颇堪玩味。”“对相貌出众的段誉、慕容复二人心下赞颂；甚至小角色阿骨打、摘星子都打量一番，萧大王老是记挂俊男，确是怪事一桩。” 金庸若听到这些议论定会哑然失笑，他大概绝对想不到他精心塑造的英雄形象会让某些读者产生如此另类的解读。孰不知，远离女色与义结金兰，恰恰是中国传统侠义英雄最正常不过的表现了。 英雄理想人格的礼教外套 “英雄”是一个充满阳刚与悲怆意味的词汇，提起它，除了乔峰，我们的头脑中还会闪过荆柯、项羽、关羽、赵云等等，会想到一些与英雄有关的话语，如“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英雄难过美人关”。 人格意义上的英雄包括两个层面：一，才能勇武过人，“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二，牺牲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前者为行动规范，是侠的层面，即通常意义上的“英雄好汉”；后者指向精神价值领域。当乔峰在雁门关引箭自戕时，他从一个执著于复仇的江湖英雄升华为超脱于民族英雄之上而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英雄。 《水浒》、《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等充满浓郁侠义观念的古典小说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唱，“英雄好汉”———一种融传统文化精华与粗粝于一体的人格形象———在我们童年时期就通过它们在头脑中刻画，成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 元明是市井文学的发展和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共同特征是不好女色。武松故事很早就开始流传，早期的武松形象是一个不守戒律、贪财使气的酒色行者，但在明以后各刻本《水浒传》中，武松面对潘金莲的酒色挑逗，却俨然一个不动声色的道德家。冯梦龙“三言”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宋太祖赵匡胤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不为声色所动，京娘已有相许之意，但赵却严辞拒绝，愤然离去，致使京娘自尽。 这里，正统的封建观念让宋代的侠客披上了礼教的外衣。明代吴麟征《家诫要言》云：“深儿女之怀，便短英雄之气。”所以，当乔峰躲在树上听阮星竹和秦红棉在痛骂段正淳之后，心想：“段正淳武功不弱，待朋友也算颇为仁义，偏偏喜爱女色，不算英雄。” 义只通行于江湖，不适用于夫妇 “结义”俗称“拜把子”，即相好的朋友结为异姓兄弟。明清后，由于《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共创江山、生死不渝故事影响，结拜之风自市井百姓至文人官吏间皆极盛行，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小生产者团结互助的需求。 义可以说是一种含有政治色彩的利益结合，当然，乔峰与段誉及耶律洪基结义乃是由于被对方的人格魅力及风度气质所吸引而产生的惺惺相惜。这种对于英雄好汉的慷慨大方及倾慕之情常常溢于言表，与其对女人谨慎远离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反差。在今人眼里忠义与情欲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古人心目中却是对立的，义只通行于江湖，而不适用于夫妇。 学者孙述宇先生在研究《水浒传》时指出，结拜是许许多多在危险环境活动的人的习惯，他们为求生存，盼望与伙伴们团结得更紧密，以得到支援与保护。对于江湖中人来说，儿女之情不仅无用，还可能妨碍英雄的事业。“妻子”是典型的“小家庭”的标志性产物，它的存在，极大地阻碍着英雄们“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的手足之情的进一步深化。女人争夺男人的方式是结婚，而男人争夺另一个男人的方式是结义。水浒宣传家们的手段就在于美化兄弟情谊、丑化女性和婚姻，为男人争得选票。 男性对侠义小说的喜爱有点类似于对男子足球的喜爱，大侠与球星类似之处在于身体的力量强大和技艺的高超而获得了一种发端于身体而超越出身体的权力，它可以得到广泛的崇拜和认同。金迷和球迷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而武侠小说读者更容易在阅读过程中通过移情的作用产生一种自我投射的乌托邦幻想。 红颜祸水，英雄的“恐女症” 为什么中国古典小说要将“忠义”与“情欲”这两个今人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范畴对立起来，而西方骑士小说往往英雄美人相得益彰？在忠义与情义的选择上，中国英雄只能坚定不移地取忠义而舍情欲，方能显示英雄人物的高尚伦理道德。 乔峰被康敏、阿朱、阿紫三个女人一步步引到了绝路上，讽刺的是，这三个女人都极端欣赏他。在情节的设计上，它又回到了中国小说传统套路中“红颜祸水”的男权中心意识。 “英雄杀嫂”模式是这一意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惯常的表现，如武松杀潘金莲，石秀杀潘巧云等。这种女人总是淫恶的化身，中国古典小说常赋予“淫妇”五个特点：淫荡无度、出身低贱、行为主动、泼辣狠毒、有谋害亲夫的行为或可能。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惟其“贱”，才没有太多的顾忌，才有以性诱惑作为手段，冲击男权社会、改善生存环境的必要。男权中心用“红颜祸水”这个词诋毁女性的同时，反证了男权社会对“红颜”特别是对不受父权体制控制的“淫妇”的力量的恐惧。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传统的英雄好汉都患有某种程度的“恐女症”，不但不近女色，而且极端痛恨奸夫淫妇，对于那些肆情纵欲者，莫不“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尸弃首”为快。正因为美貌会诱惑男性“舍大家为小家”，从而会造成类似“忠义堂”的理想父权机构的分崩离析。 因此英雄好汉只有被塑造成“无欲”的个体，将女性带来的潜在危机摒斥在外，“忠义”才能通行无阻，理想的男性社会才能建立和维持。“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在弱肉强食的江湖世界，兄弟情谊是一种舍生共死的心理需求，一种激励斗志的力量源泉。 酒：女色的替代物 侠义小说中的“禁欲”，并不等于佛道中的“禁欲”，前者禁绝的只是情欲，而乔峰与古典小说中的英雄们有个共同的爱好：嗜酒如命。常言，酒色之徒非君子，在侠义故事中,“酒”、“色”两字常常相伴出现。 对于苟合男女来说，酒是色的最佳媒体。对于英雄来说，“酒”本身就是目的，所以他们要大碗喝酒、大块啖肉，一醉方休。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欲望满足物，酒与女人具有同等功能，文学作品中大凡使酒的英雄，多不好色。“醉酒”是侠义故事中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好酒不仅不会减损英雄形象，还是塑造英雄丰满形象和可爱“缺憾”的优先选择，而“醉酒”是考验英雄意志、人格的最佳方式。乔峰则将这种坚定意志发挥到极致，越喝越清醒越豪情万丈，这种对酒精免疫的塑造实质在暗示乔峰在欲望面前有着超凡的驾驭力。酒是色欲的暗涉，“千杯不醉”表明犯错误的机会也不存在，酒精对他都不起作用，更何况是女色了。 贞洁英雄受到崇拜，在于他们能够克制对性欲的渴望。福柯指出，“这种极端的美德表明他们能够自我控制，由此证明他们能当之无愧地对他人施用权力”，它向我们提示了禁欲如何与道德挂钩并转化为一种权力关系。禁欲受到尊敬，因为它是常人做不到的事，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它标志着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它赋予了此人以特权，使其以道德的力量凌驾于一般人之上。 [北京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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