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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我为抗日而死 我死了也不能倒下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5-31

 

吉鸿昌:我死了也不能倒下

东城区炮局胡同里,现在仍存抗战时期的炮楼。

  人物档案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人,字世五。1913年加入冯玉祥部,曾任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军军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北路前敌总指挥。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炮局监狱牺牲,时年39岁。

 

  老北京有句俗话:“你小子再不老实,就送炮局”,指的就是炮局监狱。日伪时期,炮局监狱成为“日本陆军监狱”。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东城区的炮局胡同,仍然能看到高耸的围墙和密密的铁丝网,还有4座残存的炮楼伫立在胡同里。

  炮局胡同21号的北平陆军监狱旧址,现在是北京市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的办公地,包括吉鸿昌在内的革命先辈们曾在这里就义。

  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

  18岁那年,吉鸿昌应募参加了冯玉祥的军队,人封“吉大胆”。

  年轻的吉鸿昌,文职做到宁夏省政府主席,军职升到22路军总指挥,已经是个大官了。1930年,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令吉鸿昌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还给他送来了河南省主席委任状。不愿执行“中国人打中国人”政策的吉鸿昌拒绝接受命令,撕毁了委任状。为此他被蒋介石撤销职务,被迫“出国考察实业”,实则是变相流放国外。

  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秘密回国,并于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吉鸿昌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攻克了塞外重镇多伦,击毙日伪千余人,声威大震。9月部队进入平北山区却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为了保存抗日火种,吉鸿昌接受了国民党当局的调停条件,含泪离开了部队。

  打麻将换座躲过刺杀

  1933年10月,吉鸿昌秘密回到天津,他在法租界的家很快成为中共的秘密活动联络站,并于1934年5月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南京当局密令刺杀吉鸿昌等人。

  11月9日,吉鸿昌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与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见面会谈,他们在45号房间内借打麻将牌掩护研究工作。特务们在楼道里佯装玩拍球游戏,并借口找球进屋侦察情况。当时吉鸿昌穿一身白褂离暖气较近。就在特务外出汇报之时屋里面打牌正好四圈结束,重新换庄,吉鸿昌坐到对面去了。阴差阳错之下,闯进来的特务一枪击中坐在吉鸿昌刚才位置上的刘少南,子弹弹回后擦伤了吉鸿昌的肩膀。

  法租界派巡捕以杀人嫌疑为由将吉鸿昌逮捕,秘密引渡到北平军分会,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

  喝令特务到他正面开枪

  1934年11月22日晚,北平军分会对吉鸿昌进行“军阀会审”。11月24日,蒋介石密电下令对吉鸿昌“就地枪决”。

  就义时,吉鸿昌就像平时出门遛弯儿一样从容走向刑场,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了下来,捡起一根树枝,在刑场的土地上挥手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就义诗。

  写完他对特务们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

  特务们搬来椅子,吉鸿昌面对枪口坐下,对拿枪的特务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

  持枪的特务都愣住了,只好走到前面去,和他脸对脸地举起了枪。

  枪声响了,吉鸿昌仰靠在椅子上,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时年39岁。

  采写/新京报记者 林野 实习生 李骁晋

  资料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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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芬 为抗战献出6位亲人

密云县石城镇张家坟村的新村中心,耸立着邓玉芬塑像。

  人物档案

  邓玉芬(1891-1970),1891年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水泉峪村,后嫁到密云县张家坟村,一生务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舍家纾难,先后献出了丈夫和儿子共7位亲人,被当地人民誉为“当代的佘太君”。1970年2月5日病逝,享年79岁。

 

  北京城区往北100公里,位于密云县石城镇张家坟村的新村中心,耸立着一座高大的花岗岩雕塑,雕塑是一位年长的面带微笑的妇女,基座上7个大字概括了她伟大的一生——英雄母亲邓玉芬。

  5月26日,不大的广场上行人稀少,村民在广场边闲聊,对于邓玉芬,他们并不陌生,“抗日英雄”“打日本鬼子死了好多亲人”“如果几个儿子没有牺牲,老人家现在肯定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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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号召送儿抗日

  史料里简单记录了邓玉芬在1940年前的生活:邓玉芬未成年就嫁给了密云县张家坟村的任宗武。婚后她和丈夫靠租种地主的几亩地过活,先后养活了7个儿子。

  1940年,八路军10团挺进密云西部山区,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6月,10团组织游击队,邓玉芬和丈夫商量:我们家没钱没枪,可是有人,在打鬼子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能含糊,就叫儿子打鬼子去吧。于是玉芬的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水成为了白河游击队的首批战士。

  到了9月,三儿子永兴受不了财主的欺压跑回家来,玉芬知道游击队正缺人手,毫不犹豫地又把三儿子送去了白河游击队,此后三儿子下落不明。

  “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

  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邓玉芬叫丈夫把在外扛活的四儿子、五儿子找回来,参加了抗日自卫军模范队。

  1942年3月,抗日政府发出了“回山搞春耕”的号召。邓玉芬和许多山地群众决定重返“无人区”。可丈夫任宗武和四儿子永合、五儿子永安在种地时遭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子同时遇害,四儿子也被抓走了。

  听到噩耗,邓玉芬拉起两个小儿子坚定地回到了猪头岭,拿起丈夫留下的镐头,没日没夜地开荒种地。

  苦难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这位母亲身上:1942年秋,大儿子永全在保卫盘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牺牲;1943年夏,被抓走的四儿子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中;1943年秋,二儿子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死在家里。

  幼子连病带饿死在母亲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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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失去多个孩子的邓玉芬在抗战胜利前夕再遭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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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下山时,孩子脸色青紫,好半天才缓过气来,微弱地吐出几个字:“妈,饿,饿……”就这样连个大名都没有取的年幼儿子连病带饿地死在母亲怀里。

  1945年抗战胜利后,邓玉芬泪洒坟头,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大儿、二儿、四儿、五儿、七儿。

  1970年2月5日,邓玉芬因病逝世,享年79岁。临终前,她嘱咐公社干部和亲人:“把我埋在大路边,我要看着孩子们回来。”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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