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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上10位文学造诣很高的科学家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4-24

 

许多在中国近、现、当代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科学家,都具有颇高深、广博的文学造诣。这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管后来是学习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均家学渊源很深,基本上念过私塾,甚至父母也都有很高的旧学功底,而使他们受到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很扎实、丰厚的国学知识;民国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注重通才培养、全面基础(其实那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反对并抵制专科的、功利化的教育方式;当时的大学里,乃至社会上,比较推崇人文情怀,有很好的人文环境。

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体制特色,中国的家学传统被摧毁,旧学文化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大受破坏,到新中国更加被打倒;大学教育过于专科化、功利化,过早分科;整个社会缺乏人文环境、过于推崇科学技术。因此,学文科的不懂得理科,学理科的更没有人文基础了。

不管是专才、偏才也好,还是通才、全才也好,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只要有真正的才干,都应该合理地得到父母、老师、单位、社会的引导、培育、尊敬和重用。

下述10位现当代教授科学家,他们的文学造诣就很高深,并不亚于许多成名的文学家。

+现代史上10位文学造诣很高的科学家

1/著名数学家、文史专家、诗人、书画家郑桐荪

郑桐荪(1887-1963),名之蕃,字桐荪,别号焦桐,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人。与著名诗人、学者柳亚子有郎舅之谊,且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为其女婿。

早年肄业于上海震旦大学。1908年考取清华庚款赴美留学,毕业于康乃尔大学数学系。1911年回国,在福建马尾海军学校、上海南洋公学等校任教。1920年至清华学校任教。1923年至1924年任清华教务长。1928年至1935年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中国诗词。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抗战胜利后又回清华,直到1952年退休。

他是清华算学系创办人之一与首任主任,曾担任多门基础数学课程讲授,著有《四元开方释要》、《微分方程初步》和数学史专著《墨经中的数理思想》,参与编纂《数学名词》。

退休后通读二十四史,于历代兴废、山川变革,乃至名胜古迹、遗闻轶事颇有研究。著有《禹贡地理新释》、《元明两代京城之南面城墙》,及《吴梅村诗笺释》、《宋词简评》等文学专著。曾写有诗词数百篇,但多已散佚。新中国治理黄河,曾作七言百句诗《河清歌》。对于国画、书法亦有研究。1963年10月因肺炎病逝于清华园。

郑桐荪天生就是学者而非诗人。他的知识结构很完善,历史掌故相当熟悉。对于中国的朝代和历代帝王的称号,了如指掌。同时又颇爱研究字画,在北平期间闲暇时常到南城琉璃厂转转,也收罗了不少珍品密刊,可惜“文革”时全部遭到没收或毁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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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名地质学家、教育家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湖北黄冈人)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2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80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他曾撰有一诗悼念其学生:“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短短40字,堪称语简情深,感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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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著名教育家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天津人)的话不多,却字字如珠玑,一掷千金,一言九鼎。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学者陈寅恪评价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他的教育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影响深远。

梅贻琦的父亲曾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但老人家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曾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梅贻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他对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说:“诸君在国外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态度,研求真理。”

群育是梅先生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这源于他对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

早在民国初年周诒春当校长的时候,清华的体育活动就非常活跃。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就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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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著名气象地理学家、教育家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开始认字。他的大哥是一位从事语文教学的秀才。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学习十分勤苦。

他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3种外语。新中国成立后,年过60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其做人原则、求是精神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其处世原则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在其所著的内容丰富、文字通俗的著作《物候学》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其中包括李白、杜甫、刘禹锡、王之涣、陆游等名家的诗篇。如引陆游诗:“平生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枫叶欲残看愈好,梅花未动意先香。”

自1916—1974年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坚持带头进行科普工作,撰写科普讲稿、文章约160余篇。他的《大自然的语言》与《沙漠里的奇怪现象》是初二课文。

他的论文《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专业知识与文化知识都很渊博。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他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1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1938年,他的前妻张侠魂与儿子因患痢疾不幸逝世后,遭到沉重的打击,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其中有依陆游《沈园》诗原韵吟成的悼亡诗:“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从中可以看出竺可桢对妻子的一片深情。

竺老75岁那年,还手录过陆游的著名诗句:“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旨在律己策人。

有人认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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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著名物理学家、戏剧家、社会活动家丁西林

丁西林(1893-1974),原名丁燮林,字巽甫,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人。191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次年入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1920年归国,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和主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并任研究院总干事。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任中国科协副主席。1960年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主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等。

丁西林曾以热电子发射实验直接验证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律;设计新的可逆摆测量重力加速度值;研究不同空气压力对摩擦起电的影响及电网络行列式的一般性质;对中国传统乐器——笛进行了改进;主持创办南京地磁台;晚年研究“地图四色问题”。他还在建设北京大学物理系、中央研究院及创建该院物理研究所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丁西林自幼喜爱文艺,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戏剧、小说名著。归国后从事业余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致力于喜剧创作的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他一共发表了10部剧作,其中7部是独幕剧。这些喜剧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堪称上乘之作,集中体现在《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和《等太太归来》中,包括独特的戏剧观念,别出心裁的结构,对欺骗、朦胧与多义的嗜爱,机智、简洁、幽默的戏剧语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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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著名桥梁工程学家、教育家茅以升

茅以升(1896—1989,江苏丹徒人)先世曾经商。其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过《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居南京。他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进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

他积极倡导科普教育,撰写了《桥话》、《中国石拱桥》、《桥梁次应力》、《钱塘江桥》、《中国的古桥与新桥》、《五桥颂》、《二十四桥》、《人间彩虹》等大量通俗、生动的科普文章或文学散文。其中,《中国石拱桥》一文发表在1962年3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至今仍在沿用。

他是最早、最多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他也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约占1/3。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在1981年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文集》等。

茅以升的古典文学功底很深,能将汉代的《京都赋》等古代诗文背得一字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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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

故事一:

小时候,苏步青(1902—2003,浙江平阳人)家穷,他没法上学,只能上山放牛。他回家时,走过私塾门口,常被琅琅的读书声所吸引。有一次,老师正在大声念:“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他听后,就跟着念了几遍。此后,他竟记住了这“顺口溜”,放牛时当山歌唱。其父常听儿子背《三字经》、《百家姓》,心存疑惑。有一次,正好看见儿子在私塾门口“偷听”。父亲心终于动了,与妻子一合计,决定勒紧裤带,把他送进了私塾。

9岁那年,父亲挑上一担米当学费,走了50公里山路,送苏步青到平阳县城,当了一名高小插班生。从山里到县城,使苏步青大开眼界,什么东西都新奇。他第一次看到馒头里有肉末,常用饭票换成钱买“肉馒头”吃。一个月的饭票提早用完了,只好饿肚子。他见到烧开水的老虎灶,也觉得好玩,把家里带来的鸡蛋掷进锅里,一锅开水变成一锅蛋花汤。烧水工看到气极了,揪住他打了一顿。

苏步青整天玩呀、闹呀,考试时常坐“红交椅”,到期末考试,他在班里得了倒数第一名。可是,他的作文写得还不错,私塾里的“偷听”,激发了他学习语文的兴趣,为作文打了一点基础。然而,语文老师越看越不相信,总认为他的作文是抄来的,因此还是批给他一个很低的分数。这样,更激发了他的牛脾气。老师越说他不好,他越不好好学,一连3个学期都是倒数第一名。同学和老师都说他是“笨蛋”。

有一次,地理老师陈玉峰把苏步青叫到办公室,给他讲一个小故事:“牛顿12岁的时候,从农村小学转到城里念书,成绩不好,同学们都瞧不起他。有一次,一个同学蛮横无理地欺负他,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使他疼得直打滚。那个同学身体比他棒,功课比他好,牛顿平时很怕他。但这时他忍无可忍,跳起来还击,把那个同学逼到墙角,揿在墙上。那同学见牛顿发起怒来如此勇猛,只好屈服。牛顿从这件事想到,做学问的道理也不过如此:只要下定决心,就能把它制服。他发愤图强,努力学习,不久成绩跃居全班第一,后来成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苏步青见陈老师不批评他,还给他讲故事,心里很感激。陈老师见他垂着头,摸摸他的头后说:“我看你这个孩子挺聪明嘛。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考第一名。”又说:“你爸爸、妈妈累死累活,省吃俭用,希望你把书念好。像你现在这样子,将来拿什么来报答他们?”苏步青再也抑制不住心灵的震撼,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淌在自己胸前,第一次感到自己做错了事。此后,他完全变成了懂事的孩子,不再贪玩,刻苦读书,到期末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名。

故事二:

1972年12月7日,苏步青的学生、著名数学家张素诚,因《数学学报》复刊之需,拜访各地数学家,到上海理应拜访恩师。没想到,苏老所赐的著作《射影几何概论》(英文版)上,别开生面地在扉页题了一首诗:“三十年前在贵州,曾因奇异点生愁。如今老去申江日,喜见故人争上游。”这不仅打破了常人的题词俗话,把师生之情和盘托出;又足可看出苏步青诗艺的高超、文学功底的深厚了。

许多人都知道苏步青是数学大师,却不知道他还是位文学大师、写作大家和诗人。他从小酷爱古诗文,13岁学写诗。读初小时,常骑在牛背上诵读《千家诗》等。几十年来,他与诗书为伴,与诗书同行,每次出差,提包里总放一二本诗集,如《杜甫诗选》等。

苏步青不仅读诗,更有作诗兴趣,几十年里笔耕不辍,写了近千首诗作。在他96岁高龄时,北京群言出版社出版了《苏步青业余诗词钞》,共收近体诗444首、词60首,由苏老手写影印,其中1931—1949年早期作品191首,内有词47首。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苏老60年间的学术生涯和诗书技艺所折射的光芒,富有时代气息,给人以诸多的启迪。

回想30年代末浙江大学内迁贵州湄潭时期,他和数学大师钱宝琮等创设湄潭吟社,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形下,竟自费出版了《湄潭吟社诗存第一辑》,内收各家诗词约100首。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诗人们品茶吟诗,或切磋教义,或评论时局,其忧国思乡,愤世嫉俗之情常流露于笔端。

1944年,苏步青以《游七七亭》为题作诗一首:“单衣攀路径,一杖过灯汀。护路双双树,临江七七亭。客因远游老,山是故乡青。北望能无泪,中原战血腥。”这是苏步表以物寄情,对家乡沦陷和祖国山河破碎的怀念,和对人民奋起抗战的歌颂,爱国忧世之情自心中汩汩流出。

苏步青的诗意境高远,笔调清新,常用典故,富有哲理。读了苏步青的许多诗,不仅使人感到苏老常对后学谆谆教导“金字塔”般基础之重要,文理相通之亮点。他几十年如一日,巧用自称“零头布”(零碎时间)来学习和研究;而这些永留人间的诗词,就是苏步青充分利用零碎时间的佐证。

正因为苏步青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学,而且自己也颇精深,所以他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要求该校录取高中毕业生,不管文科、理科,语文一科成绩都必须要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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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顾毓琇

顾毓琇(1902—2002),字一樵,江苏无锡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一生充满传奇。

他自1915年到1923年在清华学校学习8年。后到美国留学,仅用四年半时间,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学士、硕士、博士3个学位,创造麻省理工学院记录,同时也是第一位获得该校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

他是清华大学工学院创始人之一(1933年,院长)、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首任工学院院长,并创建清华大学电机系(首任主任,1932年)、无线电研究所(首任所长)和航空研究所(首任所长)。此外,他还是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及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今上海戏剧学院前身)创始人之一,是中国黄钟标准音制定者;还担任过中央大学校长与工学院院长、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科主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国立音乐学院(今中央音乐学院前身)首任院长、国立交响乐团首任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中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等职;还是江泽民、朱镕基、钱伟长、曹禺等人的老师。晚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作为诗人,顾毓琇一生创作词曲歌赋7000余首,出版诗歌词曲集达34部之巨,是中国历史上仅次于陆游的高产大诗人。作为佛学家,他的英文巨著《禅史》和多部佛学研究专著深受国际佛学界重视。

顾毓琇早在清华学校上学时,就显示出了过人的文艺才华。他广泛地参加了校内的各项文艺活动。1920年秋,他才18岁时便开始翻译国外短篇小说,到1921年底共完成12篇。1921年初翻译国外戏剧两篇:即柴霍夫的《悲剧者》和洛斯的《一个囚犯》。是年3月组织“清华小说研究社”。1921年清华文艺社成立后,任小说组组员兼戏剧组主席;清华戏剧社成立后,任社长。1922年,他开始较多地写作白话散文。是年编成四幕剧《孤鸿》,后载《小说月报》上。1922年秋至翌年初春,完成中篇小说《芝兰和茉莉》;经郑振铎推荐,由商务印书馆付印,为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4月他编完三幕剧《张约翰》,同年6月由1923级公演,参加者有梁实秋、吴文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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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华罗庚

华罗庚(1910—1985,江苏金坛人)的科普文章《统筹方法》曾选入初中语文教材。

1953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出国考察团,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任团长。团员有华罗庚、张钰哲、赵九章、朱冼等许多人。途中闲暇无事,华老题出上联一则“三强韩、赵、魏”,求对下联。

在“对例”中,这是属于难对的一类。远在北宋时期,有人以“三光日、月、星”的上联求对。那时,大文学家苏东坡以“四诗风、雅、颂”而解决了这个疑难。到了清代,有人赠送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对联一幅,打开一看只有上联,写的是“三绝诗、书、画”几字,以此来刻画郑板桥的贡献,是再贴切也没有了,但下联确颇难对。后来,郑板桥友人以“一官归去来”的下联解决了这个难题。这里的“一官”有“归去来”的三重性,这就既解决了数字联的困难,又引用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的典故,而推崇了郑氏与诗书画偕隐的突出性格。板桥友人的对法比苏东坡又前进了一步。

但是,华老提出的上联又有了新的发展。这里的“三强”,明说是战国时期韩、赵、魏三个国家;却又隐语着代表团团长钱三强同志的名字。这就不仅要解决数字联的传统困难,而且要求在下联中嵌入另一位科学家的名字。隔了一会儿,华老见大家还无下联,便将自己的下联揭出:“九章勾、股、弦”。《九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著作。可是,这里的“九章”,又恰好是代表团另一位成员、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名字。华老的妙对使满座为之倾倒,因为又开辟了数字联的新“对例”。

1980年,华罗庚教授在苏州指导统筹法和优选法时,写过以下对联:“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纠正错误”。

文革期间,他在向老毛阐述自己的十点思想中,第九点是用诗词表达的:“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驱原野志千里,翱翔太空志凌云,一心为人民。”老毛回信关心他以后,他万分感慨,又做词一首:“往事历历知多少,衷情难述描,莫过今朝。只觉得盈耳歌声满眼笑,如孺子又得慈亲教。主席年高,国事辛劳,无微不至,明察秋毫。扶危解困惑,飞示下九霄。掌舵领航有主席,哪怕风狂雨骤浪滔滔。虽今日,还淹留病榻上,论斗志,早已直上九重霄。”

他还有许多警言:“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归去来兮。”

“人家帮我,永志不忘,我帮人家,莫记心上。”

“日累月积见功勋,山穷水尽惜寸阴。”

“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

“自学,不怕起点低,就怕不到底。”

“科学成就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惟有长期的积聚才能由点滴汇成大海。”

“我想,人有两个肩膀,应该同时发挥作用,我要用一个肩挑着送货上门的担子,把科学知识和科学工具送到工人师傅手里;另一个肩膀可以作人梯,让青年们踏着攀登科学的更高一层山峰。”

“天才是不足恃的,聪明是不可靠的,要想顺手拣来的伟大科学发明是不可想象的。”

“学习和研究好比爬梯子,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企图一脚跨上四五步,平地登天,那就必须会摔跤了。”

“任何一个人,都要必须养成自学的习惯,即使是今天在学校的学生,也要养成自学的习惯,因为迟早总要离开学校的!自学,就是一种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行路,还是要靠行路人自己。”

“要循序渐进!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独立思考能力,对于从事科学研究或其他任何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历史上,任何科学上的重大发明创造,都是由于发明者充分发挥了这种独创精神。”

“见面少叙寒暄话,多把艺术谈几声。”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搞科学研究工作就要采取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有半点虚假浮夸。不知就不知,不懂就不懂,不懂的不要装懂,而且还要追下去,不懂,不懂在什么地方;懂,懂在什么地方。老老实实的态度,首先就是要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科学是踏实的学问,连贯性和系统性都很强,前面的东西没有学好,后面的东西就上不去;基础没有打好,搞尖端就比较困难。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其中不少是由于基础未打好所致。一个人在科学研究和其他工作上进步的快慢,往往和他的基础有关。”

“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做前人生命的延续,是现在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科学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可以等来的。如果说,科学上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难’也是如此,面对悬崖峭壁,一百年也看不出一条缝来,但用斧凿,能进一寸进一寸,得进一尺进一尺,不断积累,飞跃必来,突破随之。”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

“钻研然而知不足,虚心是从知不足而来的。虚伪的谦虚,仅能博得庸俗的掌声,而不能求得真正的进步。”

“凡是较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毫无例外地都是利用时间的能手,也都是决心在大量时间中投入大量劳动的人。”……

这些警句简洁、精辟、形象、隽永,没有很好的思想内容、没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的人是做不到的。

上述内容均表明,华罗庚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

+现代史上10位文学造诣很高的科学家

10/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才离世两年的“导弹之父”钱学森(1911—2009,原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3岁后随父母在北京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曾说:“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中应该有艺术,因为科学里有美学。”

同时,他本人就具有很好的艺术造诣和文学修养。

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女高音歌唱家)婚姻美满,夫妻恩爱。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搞科学技术的和搞艺术的,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在钱学森的家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感情甚笃,而且在艺术上、事业上也有共同语言。他们爱弹钢琴、拉小提琴,热爱欧洲古典音乐,有很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情趣。钱曾感谢妻子说:“……正是由于她为我介绍了音乐艺术,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深刻认识,学会了广阔的思维方法。”

钱学森去世后,“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钱老曾经提出的一个问题,震撼了所有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引起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

个人语录: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高等学校的学习,是打基础的时期,应该强调学好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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