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4-04
朱德一生中八次历险
熊坤静（新疆）
在新中国成立前，朱德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艰苦奋斗的4０多年间，多次出生入死、历经艰险。可他总能以其超人的机智勇敢，化险为夷，创造奇迹。
讲武堂智斗密探
1909年春，年仅21岁的朱德，怀着“从军救国”的梦想，挥别故乡四川来到昆明，一年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丙班步兵科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军事训练生活。该校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顾品珍等一批教职员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在日本留学时，大多数人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这些教职员在学生中大力发展会员，第一学期即将结束时，朱德已成为同盟会会员。此后，朱德积极参加同盟会举行的各种秘密活动，大家相互交流各地的革命信息，并争相传阅当时的《民报》、《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新世纪》和《云南》等进步刊物。许多青年学生也深受影响，尔后纷纷加入同盟会，从此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时任云南总督的李经羲，得到“禁书”（指各种进步刊物）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大肆流传的密报后，便命令昆明知府速派人到陆军讲武堂日夜侦察，一旦发现有传阅“禁书”者，立即缉拿归案。于是，知府便从社会上招来一批地痞、流氓和恶棍，装扮成新军的军官，混入讲武堂。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同学们都相约外出游玩去了，只有朱德还端坐在静悄悄的教室里，如饥似渴地读着一本借来的进步书刊。突然间，一只大手拍在他的肩膀上，同时听到一声大喝：“你是革命党！跟我走！”
朱德在震惊中猛然回头一看，见是经常出没在讲武堂的那个密探，便有意装起糊涂来，不动声色地回答说：“你认错人了。我不姓‘葛’，我姓朱，叫朱德。”
“你不是革命党，那肯定是同盟会了？”
“长官，我不是‘佟梦惠’，我真的叫朱德，在丙班步科。你若不信，可去问罗佩金教官和李根源总办。”
“你别跟我打哈哈。你不是革命党，也不是同盟会，那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看书。”此时朱德早已将书合上，把书的正面翻扣在桌子上。
这一切被密探看在眼里，他冷笑着说：“我知道你在看书，问题是你在看啥子书？老实对你讲，我早就盯上你了。今天，你就是插翅也飞不掉了！”他伸手一把夺过那本书，狡黠地瞄了朱德一眼，把书翻过来一看，封面画却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立时就傻眼了。
朱德镇定自若地说：“长官，我在看《三国演义》，刚才正看到诸葛亮巧施空城计，着迷了，不晓得有人进来，实在对不起。”
见密探尴尬地拿着书仍不撒手，朱德便有意戏弄他一下，好逼他把书还给自己：“你保准读过《三国演义》！如能给讲两段精彩的，我就不费工夫看了。”
密探立即推辞说：“噢！今天，我是公务在身。‘三国’嘛！改天再讲，改天再讲。今天还是你自己去看吧！”说着把书扔给朱德，然后掉头走出了教室。
原来，朱德看的确实是一本进步读物，只是为防万一，他特地给书包了个“三国演义”的封皮。此事迅速在校园传开，朱德周围的同学纷纷效仿。
昭觉寺躲过一难
护国战争时期，护国军在攻入四川南部、大败北洋军之后，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为了控制四川，遂以四川督军熊克武不听摆布、阻挠“北伐”为借口，于1920年5月发动了“倒熊”战争。起初，滇军进展顺利，以朱德为旅长的滇军第三混成旅很快推进到成都市郊龙泉驿一带。在成都，朱德巧遇老朋友孙炳文，两人经过几天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商定共同出国学习、研究外国的政治和军事，以便寻找救国救民的新路子。孙炳文先行赴北京去追随李大钊，待朱德料理完军中事务之后，即去北京与孙炳文相会。
7月上旬，川军发动反击，经过九昼夜激战，滇军败北，朱德所部死伤过半，仅余一个团的兵力，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滇军的成都防线被川军突破，滇军仓皇撤退时，朱德与大部队失掉联系，只身冲出重围，来到了成都著名的古刹之一——昭觉寺。
朱德使劲叩打寺门，两个守门的和尚从梦中被惊醒，凑到门缝一看，见是个戴大盖帽的军人，吓得魂飞天外，遂躲在一旁，既不搭腔也不开门。这时，追兵已经很近，朱德果断地离开山门，沿着寺院的高墙来到一棵大树旁，双手抱着树干，一使劲，蹿上树顶，越墙而过。岂料他落地还未站稳脚跟，就被几个巡夜的和尚逮住了：“你是啥子人？可晓得这是佛门之地？”
“晓得，晓得。我是来找你们主持的。山门叫不开，后面又有追兵，不得已才翻墙进来！实在是罪过！”朱德没有反抗，束手就擒。
此时，早有和尚通报了主持，获准带朱德去见。朱德被众和尚带着，穿过几座院落，进入禅房。
见来人是位威武的将军，主持了尘法师疑窦顿生。他递了个眼色，让众和尚通通退下，而后双手合十，念道：“阿弥陀佛！这是佛门之地。施主，深更半夜来此，有何要事？”
“我乃滇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朱德，不幸在龙泉驿战败，逃命到此。后有川军穷追不舍。来到贵寺，久久扣门不开，才出此下策，越墙而入，实为罪过。主持大慈大悲，能救我不死，功德无量，我知恩必报。”朱德抱拳施礼相求。
对于朱德，法师早有耳闻。他眼睛一亮：“阿弥陀佛！贫僧了尘，在此有礼了！能面见朱将军，真是三生有幸！朱将军护国讨袁，威振巴蜀，久仰久仰！只是这佛门之地，不便收留。请将军还是另谋良策为好！”
“古人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法师德高望重，昭觉寺广布善事，早已闻名天下。今日相遇，总不会见死不救，何况我只借贵寺暂避一时风险！”
这时，突然有和尚进来报告，说有不少当兵的在山门外敲门、呐喊，要求进庙来搜查。了尘法师断然说道：“山门不能开，告诉他们此乃佛门净土，除僧人之外，没有别人。”报信的和尚出去后，主持又把门外的和尚叫进来，吩咐说：“朱将军到此之事，谁都不得讲出去！佛祖有眼，阿弥陀佛！”然后，法师领着朱德来到八仙堂隐藏起来，并再三叮嘱说：“朱将军放心，有了尘在，有昭觉寺在，将军一定平安无事！”
“法师大恩大德，朱德没齿不忘！”
安顿好朱德，了尘法师赶到前院的天王殿，这时川军已破门而入，一拥而上。法师率众和尚一字排开，挡在大殿前，个个双手合十，口中直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个手里提着两把盒子枪的小头目，吓唬道：“听着，你们这些秃和尚，给老子闪开！要晓得：你会念经，它可不会念经，只会吐子弹，要惹恼了它，这家伙可亲娘老子都不认，还管你啥子秃和尚！”虽经他一再威胁，了尘法师等岿然不动，只是一个劲地解释着。
那个小头目一声令下：“搜！不能放过每一间屋子。”于是，闯进来的几十名川军士兵，便将寺内各处搜了个遍，但仍不见人影。
小头目两眼骨碌碌地转着，便跑过去砸开八仙堂的大门，只听见黑洞洞的里面“咣啷”一声，把他吓了一大跳。尽管士兵很快打着了火把，点上了灯，但大家依旧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进去搜查。小头目情急之下，骂了一声“一群胆小鬼”后，就独自壮着胆子，勾着腰跨进去。他喊叫道：“龟儿子，莫耍花子了。你藏在那里，我早看到了。是你自己爬出来呢，还是叫老子去把你揪出来？你说！”
静寂了几分钟后，小头目不耐烦地一脚踢翻了香案，抬头两眼死盯着天花板的藻井，猛然大喝道：“龟儿子，你跑不了啦！”随即双手扣动了扳机。两声枪响过后，天花板掉了下来，同时还落下一堆东西，灯也熄灭了。等再打起火把看时，但见地上躺着一只血肉模糊的大白猫。
了尘法师听到枪声，急忙赶来，见此情景，这才放下心来：“阿弥陀佛！戒杀生，是我佛门之规。这可如何是好！”
这时，一个当兵的附耳低声对小头目说：“大哥，这庙是佛爷住的地方，不比平常百姓家里。得罪了佛爷，怪罪下来可了不得，犯不着，还是撤了吧！”
小头目再看看八仙堂里的各位神仙个个都“怒目圆睁”，真的有点害怕了，遂把手一招：“走！去别处看看！”这伙川军就呼啦啦地拥向另一座佛堂，一直折腾到拂晓，一无所获，才悻悻离去。
之后，朱德在昭觉寺暂住下来，整日与了尘法师下棋、谈天，相处甚欢。一个多月后，外面的风声归于平静，朱德才踏上归途，去川南追赶部队。
寻出路亡命天涯
1920年10月，因各路川军猛烈反攻，加之滇军第二军赵又新部的参谋长杨森突然率众反水，使形势急转直下，滇军一败涂地，撤出四川，朱德所部也退回云南，驻扎在滇北的昭通。不久，滇军将领顾品珍等积极策划“倒唐”（指唐继尧）事宜，朱德表示支持。次年2月6日，朱德等将领联名致电唐继尧，劝其下野。唐见大势已去，立即逃离昆明，后又去了香港。2月8日，朱德率部进驻昆明。
这时，朱德向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要求辞去军职，离滇另谋出路，但经不住众多朋友和同事的再三挽留，只得答应暂时留下来，为建设新政权尽力。他先是被任命为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旋兼云南省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及复查锡务公司账项委员长。然而，云南黑暗的社会现实，特别是顾品珍的心胸狭窄、独断专行，又使朱德彻底失望。
1922年3月，因滇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调往宜良集中准备出兵讨伐北洋军阀，云南边境一带出现空虚。唐继尧乘机秘密潜回云南，纠集旧部并收买土匪武装卷土重来，击毙了顾品珍，并将其所部主力赶出了云南。3月27日，重返昆明的唐继尧发出了悬赏捉拿朱德的通缉令。
朱德等人决定北上四川，尔后再投奔孙中山。由于朱德有着在云南边界跋山涉水、穿越丛林的丰富经验，故而一连几天，追兵都没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但进入人生地不熟的彝民区后，朱德等一行便困难重重。一个下雨天，他们夜宿盐丰桃花山时，突然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朱德指挥一个连队仓促应战，虽然打退了敌人，但人马损失过半。
朱德一行穿越山间马道，历尽艰辛，终于抵达金沙江边。但在渡口他们见不到一只渡船，大家顿有一种绝望之感。可朱德依然瞪着双眼巡视着金沙江两岸，如此过了许久，他忽然面露喜色：“船，那边有一只船！快来看！”
大家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影影绰绰地只见有一个人从山上走下来，上了船，向这边划来。于是，朱德等像列队似的齐刷刷地一字摆开，站在江边向对岸招手、欢呼：“船老板，过江了！” “船老板，过江了！”
小船顺江而下，不久就靠岸了。船老板一听说他们是当年护国讨袁的滇军，而站在面前同他讲话的正是血战棉花坡的朱德将军，更是倍加亲切。他激动地说：“我在对岸观察多时，觉得你们不像土匪强盗，也不是坏人，看来定有急事要渡过江去。这不，我才冒死来了，没想到见到贵人喽！”
船老板自我介绍他叫曾海若，是云南人，一直在江上摆渡谋生。他一说起唐继尧重金悬赏捕捉朱德等人的事，就气愤地说：“唐继尧这个老贼，心都黑透了。他为了独霸云南，已经六亲不认了，花钱买人头的事，迟早是要遭报应的。我们再穷，也不去干那种丧尽天良的事。”
船老板顿了顿，然后把胸脯一拍，对朱德说：“请放心，有我曾海若在，就有你们在。前面别说是金沙江，就是火海，我也要把各位老总摆过去！”
朱德等一行过了江，便辗转回到南溪家中，与亲人团聚。
后来，朱德谢绝了同乡杨森的极力拉拢，毅然决然地乘船顺江东下，前去找孙炳文了。
石径岭绝处逢生
1927年，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便果断地执行了“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率余部1000多人离开广东，转战福建。10月中旬，他们击退了敌钱大钧部两个团的进攻，又消灭了钟绍奎部一个营之后，来到武平以西武夷山南端一处名叫石径岭的地方。在这片崇山峻岭中，有一条石径山路蜿蜒穿过壁立的两山之间，大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
当起义军风风火火地赶到隘口时，发现这里早被民团占据，明碉暗堡林立、路障栅门重重，根本无法通过。敌人居高临下，又隐蔽在石缝、草丛和树木之中，前卫部队几次冲杀，都没能过去，反而遭到很大的伤亡。
西进的道路被阻，大家心急如焚。此时，朱德来到这里，问明了情况后，对前卫部队的指挥员说：“敌人设防坚固的隘口，不宜强攻。《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叫做‘暗渡陈仓’，讲的就是在作战中，故意暴露行动，利用敌人固守之际，迂回偷袭，出奇制胜。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迂回侧击的打法，去夺取胜利？”
朱德的一番话使前卫部队的指挥员不禁频频点头，但举目四望，全都是悬崖峭壁，又面露为难之色。朱德遂命令部队立即展开隐蔽，同时向身边的几个干部交代了任务，要他们率正面部队改强攻为佯攻，迷惑敌人，吸引火力。然后，他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员，迅速隐没在路边的丛林之中。
他们穿林海、攀峭壁，终于绕到敌人背后，民团的碉堡、堑壕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他们面前。随着朱德一声令下，参谋、警卫员一齐开枪射击，并将手榴弹扔向敌群，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这时，正在佯攻的我前卫部队也乘机冲上隘口，在两面夹击之下，敌人死的死，逃的逃。
红军终于打通了道路，脱离了险境。
扮伙夫化险为夷
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到江西后，仍面临重重困难。朱德获知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同学和结拜兄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的范石生率部驻扎在湖南汝城的消息，便决定前去投靠，与之实行联合反蒋。于是，朱德修书一封，派人送给范石生，很快得到回复，同意与朱德面谈有关事宜。
11月，朱德受党组织委托，带着50多人的卫队自江西崇义上堡启程，前去与范石生接洽。这天，当他们来到汝城境内的一个名叫濠头圩的山区小镇时，天色已晚，就决定在此住下。他们一进入该镇，朱德就立即命令卫队布置岗哨，封锁消息，以免惊动了附近的土匪武装和民团。为了不惊扰百姓，卫队就住在圩场外的一座祠堂里，朱德和警卫员则住在祠堂后院伙房旁的小屋里。
朱德布置完警戒任务刚睡不久，就被枪声惊醒。他从地铺上一骨碌坐起来，并推醒了身边的警卫员。警卫员一跃而起，提着手枪就要往外冲。朱德上前一把拉住他说：“出不去了。我听四面都是枪声，还有人在敲祠堂的大门！我们被包围了。”
祠堂的大门很快就被撞开了，一帮民团吆五喝六地向后院冲来，另有几个人已爬上祠堂的屋顶，此时逃走和躲藏已来不及了。朱德急中生智，对警卫员说：“不要慌张，见机行事！”
朱德和警卫员迅速闪进紧邻的伙房，把手枪塞入柴火堆里，然后顺手拿起一条围巾系在腰上，正要往外走时，几个民团冲了进来，用枪顶在朱德的胸口问道：“朱德在哪里？快说！”
朱德镇定自若地回答说：“在后面嘛！”还用手指了指另一处院子。几个人一窝蜂地顺着所指的方向追去，可有一个提着手枪的小头目满脸奸笑，仍不放心地追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朱德把双手的手掌在围裙上擦了擦，在几分窘迫中，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是个伙夫头。”
小头目见朱德腰上围着条脏兮兮的破围裙，就骂了一句，又将信将疑地把他拉到油灯下，仔细一瞧，见他满脸胡子足有五六十岁，一身破军衣已经补丁摞补丁，遂信以为真了。转过头，又去盘问警卫员：“你是干什么的？”
“我们俩是同行，他是我的伙计。”因生怕警卫员露马脚，朱德就抢先平静地回答着，同时递了个眼色。警卫员遂抖动了一下提在手中的布袋子，小头目立即警觉起来，便把枪对着警卫员，斥骂道：“你小子还有枪？”
“没，我哪来的枪。”
“布袋里装的什么？”
“是几个……伙食钱，买米用的。”警卫员装作一副极不情愿讲出实情的样子想把布袋藏起来。
小头目眼睛一下亮了许多，伸手就要抢，不料警卫员攥得太紧了。争夺之中，布袋里的银元滚落在地上。小头目见状，就弯下腰去捡。朱德作出帮助捡银元的样子，迅速从柴火堆里取出手枪。手起枪响，小头目便栽倒在地。朱德和警卫员打开后窗，纵身跳出，顺着枪声很快就找到了部队。
原来，当朱德带着卫队路经濠头圩附近的白村时，走漏了消息，被乡长何曾智知道了。适逢蒋介石正在悬赏通缉朱德，何曾智觉得这可是个立功领赏的好机会，就给驻在20里外的民团头目何其朗写了一封信。何其朗接信后，急忙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贤弟：今有共党朱德率部来濠，兵仅五十，夜宿祠堂，良机难逢，时不可失，望速派兵剿灭之。”何其朗遂把这个美差交给其小舅子朱龙奴，要他带领200人的民团前去捕捉朱德。因为朱德布置的警戒哨兵打了盹，才出现了前面那样的险情。而那个被打死的小头目，正是朱龙奴。
寻邬县摆脱追兵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湘赣之敌对井冈山的第三次“围剿”，经有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各地方组织以及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共60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红五军留下守卫井冈山，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军部直属队和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计3600多人向赣南出击。一路上，敌人围追堵截，红军边打边走，一路闯关夺隘，过大汾、左安、崇义、大余和广东南雄，折入江西信丰，然后经安远进入了赣粤闽边界的寻邬县境内。
一天，当红四军向罗福嶂挺进时，被敌人追了上来。凌晨，在敌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下，担任后卫的第二十八团团长林彪拉起队伍就走，竟把毛泽东、朱德和军部直属机关都抛在后面。在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朱德主动要求留在后面阻击敌军，让毛泽东带着机关先撤。结果，朱德和部队被打散了。
敌人看到有背冲锋枪的，就认定其中必有大官，于是穷追不舍，越追越近。朱德见一时难以摆脱敌人，就心生一计，将几个红军战士分成两路，一路向东，一路向西，以便吸引敌人，分散其力量。朱德只身带着一个警卫员，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尾追。
当红军战士们来到圣公堂休息时，一听说朱军长失散了，便有如天塌地陷似的，个个忧心如焚，神色黯然。下午，朱德突然回来了，部队顿时一片欢腾，士气昂扬。
“空城计”大破敌军
1936年春，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一带进行整编，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并积极筹集物资，准备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医院驻在川西北一个四面群山环抱的名叫梦公镇的地方。这天上午，总部指战员在忙碌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教育的间隙，举行了一场篮球比赛。因为朱德要亲自上场参赛，所以镇上的红军几乎都去了，另外还有不少群众前来观看，赛场上格外热闹。
随着“总司令，加油！”的一阵阵喝彩声，球赛渐进高潮。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欣赏着朱德的精彩球艺时，忽然从北面的山脚下传来清脆的枪声。敏感的朱德陡然停止了传球，向场外的警卫员喊道：“有情况，警卫员，拿望远镜来！”
朱德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望远镜，朝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观察了一阵之后，对大家说：“球赛暂时停止，现在发现敌情，大家准备投入战斗。不要慌乱，要听从指挥。”
此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正在前方作战，总部只有一个警卫连，其余都是些机关工作人员，还有医院的大批伤病员。在这危急关头，朱德沉静异常，他迅速把各单位的负责人和警卫连召集起来，下达了命令：“手中有武器的同志和警卫连一起，到东面大墙下面集合，等我的命令再行动；其余的同志，每人快去找一根木棒，到河边的大操场集合，等待命令行动；司号排，按东、南、西三个方向分散开，听到我们发起冲锋的命令后，你们就在各自的方位上，从四面八方一齐吹冲锋号，号音越响亮越好。现在就开始行动。”
大家迅速散开去，各就各位。这时，枪声越发稠密，也越来越近了。只见三四百个敌人闯过了红军设在北山上的岗哨，气势汹汹地端着枪朝镇上冲过来。
朱德命令警卫连分成东西两路，向敌人的侧后迂回，其余的人员在正面选择有利地形，由他指挥迎击敌人。当敌人距梦公镇仅有几百米的时候，朱德举起驳壳枪，大喊道：“同志们！冲啊！坚决把敌人消灭在山坳里！”
顿时，警卫连从左右猛然发起攻击，正面阻击的同志们也奋勇还击。与此同时，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枪声、喊杀声震天，战士们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冲向敌群。敌人以为陷入了红军的包围圈，顿时阵脚大乱，有的被打死，有的抱头鼠窜，更多的则是束手就擒。不足一个小时，红军就结束了战斗。
经过审讯俘虏后才知道，原来这是当地土豪恶霸豢养的一批土匪武装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得到了红军主力外出作战、后方兵力空虚的消息，便想乘机捞一把，发点洋财，岂料便宜没占上，反倒被红军给消灭了。
敌占区“浑水摸鱼”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在阜平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一结束，朱德就奉命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临华东野战军前线司令部驻地濮阳进行视察和动员，同时参加会议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陪同前往。其中陈毅、粟裕乘坐的一辆吉普车走在前面开路，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乘坐一辆大卡车，行驶在最后面，朱德乘坐的吉普车被夹在中间。
三辆汽车沿着年久失修、坎坷不平的京汉大道南下，一过邯郸，就进入了敌占区。陈毅建议车队由白天行驶改为夜间行进，以便安全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朱德表示赞成。
一天晚上，汽车刚启动，当地的同志就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前面约３０里处，发现有敌人的散兵。公路离敌人的据点也只有一两里路。”
警卫参谋来向朱德请示，朱德斩钉截铁地回答：“几个散兵怕啥子？走！”
于是，汽车开动了，也不开灯，只管向前急驶。约赶了３０里路，第一辆吉普车突然停下，陈毅和粟裕跳出来，快步走上一个土丘，警惕地观察着前方，然后向赶上来的朱德报告说：“前面确发现有敌人，大约有200人左右。”
“朝什么方向运动？”
“正沿着公路向东南方向步行。我们是不是稍停一下？等敌人过去了再走？”
朱德尚未开口，坐在后面大卡车上的警卫人员来报告说：“后面发现敌人，有多少，还未搞清。几辆汽车正朝我方开来。我们是不是先向旁边避一避？”
朱德略一沉吟之后，果断地说：“前后的敌人都不要去管它，我们继续前进就是了！”
见大家一头雾水的样子，朱德就耐心地解说道：“你们知道‘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叫‘浑水摸鱼’嘛！我看今晚月黑天暗，倒是个浑水摸鱼的大好机会。继续前进，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注意！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
汽车启动后，端坐在前排座上的朱德对司机说：“把大灯打开，放心大胆地开吧！”
于是，打开车灯的汽车疾速行驶着，只见公路上那些晃动的人影渐渐清晰起来。敌人的散兵，稀稀拉拉，倒背着枪，歪戴着帽，仿佛刚刚败下阵来。在汽车大灯的照耀下，他们闪到路旁，呆头呆脑地看着驶过来的车队。
离敌人越来越近时，车队上的警卫战士们无论站着坐着的都赶紧端起枪，手指紧扣在扳机上，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静。这时，敌人的一个小头目一声令下，大路中间突然让出一条通道来，200多人齐刷刷地站在路边。当车队将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一群人全都立正、敬礼，目送着车队渐行渐远。
原来，当初敌人发现车队时，还以为是碰上了解放军，吓得纷纷躲进草丛里。后来，一看只有三辆车，两辆吉普一辆卡车，而且都是美国造，车上还有国民党军车标志，就认定上面一定坐着大官，因而赶快列队迎送，以免惹出麻烦来。
恰于此时，后面敌人的那几辆车也渐渐赶上来了，眼见得前面部队这种列队迎送的架势，便断定车上准有“大官”。因此，他们一直保持着一段500多米的距离，不敢超越前面的车队。
就这样，朱德的车队大摇大摆，在天亮前顺利地通过了敌占区，并于5月11日安全抵达濮阳孙王庄。
[中共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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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冯芝桂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根据地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39年2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强调指出，要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经济困难。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总司令提出“开垦南泥湾政策”
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除参与指导抗日战争外，还抽出时间指导边区经济建设。他在陕甘宁边区内进行实地考察，并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开展经济建设对克服困难的重大意义。
1940年9月2日，朱德邀集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到延安西川视察。在视察高桥镇难民纺织厂时，朱德提出利用边区资源，开展纺毛运动，以织毛呢、毛衣等来解决军民穿衣问题。随后他们在去南泥湾等地考察回来后，朱德又写了《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等文，提出:(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使边区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达到完全自给；(二)提高技术，发展经济，巩固边区，供给战争和人民生活需要；(三)积极开发边区资源，发展以纺织业和盐业为中心的工业生产。
12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说:“朱总司令最近曾到我们边区各地各工厂参观后，贡献给我们很多宝贵意见，对我们明年的生产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
在到南泥湾视察时，朱总司令看到南泥湾这块地方可以实行“军垦屯田政策”。回来后，他将考察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提议由王震旅长率领359旅屯垦南泥湾。
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克服部队供应困难，中央决定调359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垦荒屯田。朱德对359旅旅长王震说:“部队参加生产后，不仅可以休养民力，增进军民关系，还可以使指战员得到锻炼。延安南泥湾开发起来困难比较大，希望你们好好搞，要充分做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用大家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务。”他又说:“我考虑这块地方给你们比较合适，劳动力少的单位是不易啃动的。”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南泥湾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固临等县各一部分，方圆百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一个“丫”字形，西边叫南蟠龙川，南边叫九龙泉川，东边叫南阳府川，三川交汇处叫阳湾。
1941年春，中央决定，由王震旅长率359旅进驻南泥湾。其中有:717团、718团、719团、补充团、特务团、旅直属团。
任务下达后，朱总司令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洁、359旅718团政委左齐以及技术人员，先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对南泥湾的开垦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他专门找当地的农民对南泥湾的山、水、林、路多次询问。哪里荒地多，哪里土地肥，四时八节种啥好，以及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他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1941年3月到1942年春，359旅部队分四批，高唱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建设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南泥湾。
部队初到这里时，人烟稀少，树木繁多，野兽出没，荒草丛生，首先遇到的困难便是没有房子住。为了不误农时，抓紧时间开荒，战士们先用砍来的树枝搭起草棚，草棚漏风、漏雨、漏光，战士们把它称为“三漏”茅屋，之后又在开荒的同时，抽出一部分人员突击打窑洞，解决了住的问题。
吃饭问题和生产问题所遇到的困难更多。没有粮食，就由旅、团首长带头，冒着风雪严寒，到百里以外的延长等地去背粮；没有烧的就打柴烧木炭；没有菜吃，战士们到山里挖野菜，找榆树皮，收野鸡蛋，打野猪，下河摸鱼；没有生产工具，他们自己制造；没有耕牛，就用人来拉犁……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许多人手上都打起血泡，他们不仅不叫苦，还掀起开荒竞赛热潮。他们唱着:
南泥湾好风光，红红的太阳照山岗。
革命战士不叫苦，扛起镢头去开荒。
生产自给反封锁，气死光头贼老蒋。
在劳动竞赛中涌现出不少劳动英雄:李显旦一天开荒二亩半，教导营一排长刘顺清开荒四亩多，补充团战士尹光普一天开荒四亩二。据统计:1941年359旅共开荒地1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收获蔬菜164.8万斤，打窑洞1000多孔，盖房子600余间。在大搞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开展了手工业、运输业、商业等服务行业的生产，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基础，南泥湾出现了荒山变良田的景象。
亲临南泥湾指导大生产
1941年5月，朱总司令在王震旅长陪同下，来到南泥湾，广泛听取干部、战士对建设南泥湾的意见。在接见团以上干部时，他讲述了屯田政策的重大意义，并勉励大家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一定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他说:“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6月20日，他致函718团团长陈宗尧、代政委熊晃并转717团团长陈外欧、政委晏福生，表扬了这两个团在生产中取得的成绩；要求他们在开荒结束时，抓紧时机，大力发展畜牧业、运输业和手工业，做好商业工作；时刻不要忘记人民的利益，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发展生产事业。
1941年7月，朱总司令再次来到南泥湾。他在接见部队时讲了屯田政策的重大意义。他说:“蒋介石把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枪口对着我们。不仅不发给我们经费，还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边区。我们红军、八路军从来没有向困难低头。去年我们一面防守，一面生产。今年更要大开荒，大规模搞农业生产。要求你们今年粮食自给自足，明年耕二余一，向边区政府交公粮。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然后他又来到718团，看了部队种的谷子、玉米和蔬菜，又看了他们喂的猪、鸡和新挖的窑洞。见到团首长时，他高兴地说，几个月时间你们就把南泥湾改变样子了。在吃饭时，他吃着战士们种的新鲜蔬菜，连声说好。他说:屯田政策初见成效，你们也有了经验，部队生活也有了改善，我最喜欢的是你们干部带头劳动，无论开荒锄草、背粮、施肥，干部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这是好作风啊！希望你们各级干部都要再接再厉，和打仗一样，干部冲在前面，不怕流血牺牲，就能取得胜利。
1942年2月(农历正月)朱总司令再次来到南泥湾718团。他说，这次来，一是慰问大家，给大家拜年；二是要了解你们新年后的生产打算。当总司令听到该团开荒种地面积比去年多一倍时，非常高兴。因当时正是农历春节，718团在驻地召开春节军民联欢会，由部队自编自演节目，驻地群众也参与演出。总司令看了演出后高兴地说:我们的部队不仅生产成绩好，文化生活也活跃起来了。大家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丰收；还要进一步搞好拥政爱民活动，感谢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他要求部队在农闲时间开展大练兵活动，生产不忘打仗，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2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朱总司令、贺龙师长在王震旅长陪同下再次来到南泥湾视察。他们检阅了717团，并给干部作了报告。这时，359旅广大官兵经过一年的奋战，已取得很大成绩。他们不仅开荒种地，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新打窑洞，新修房子；同时开展了手工业、运输业、商业等服务行业，为以后的生产打好基础，使南泥湾面貌焕然一新。朱总司令称赞南泥湾是“陕北好江南”。
1942年7月，抗日战争五周年之际。朱总司令特邀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位老人同去南泥湾视察，并作《游南泥湾》诗一首: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薰风扑面来，有似江南好。
军垦屯田成就辉煌
中共中央为了总结和推广359旅的生产经验，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指出:“朱总司令从前方回来后，竭力提倡陕甘宁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业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了陕北好江南”。
据统计:1942年全旅收细粮5451石，蔬菜10万斤，瓜5万斤，猪1819头，鸡473只，鸭107只。每人平均每月吃到2斤肉，每天5钱油、5钱盐、1.5斤菜。
359旅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同时，还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化工厂、制鞋厂等。大光纺织厂年生产棉布由1940年的几百尺，增加到1943年9117尺，生产毛毡千余条，毛巾2000余打；制鞋厂年生产单鞋2500余双，棉鞋1200余双；化工厂年产肥皂10余万条；被服厂年产单衣2.5万套，棉衣1.2万套；榨油厂年产食油2万余斤。木工厂，皮革厂，陶瓷厂等，产品除供部队所需外，有的产品还可向社会销售。由于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好评。
359旅在开展生产的同时，进行军事训练，坚持“劳武结合”，时刻不忘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战斗任务。他们贯彻“农忙小训练，农闲大训练，突击生产不训练”的方针，进行军事训练。在投弹训练中，王震旅长提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人人必到，一到必投；风雨无阻，假日不休”的口号，要求指战员们苦练杀敌本领，努力提高军事技术，掀起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训练热潮。
1943年10月7日至10日，朱总司令同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邓颖超、康克清等领导，赴南泥湾视察了部队大生产情况。先后到359旅旅部、第718团、第719团、补充团等听了汇报，参观了农作物、酿酒厂、榨油厂、水磨坊、妇女毛纺厂等，并探望了休养人员。
1943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陪同下，到南泥湾视察，先后视察了金盆湾、九龙泉、马坊、桃宝峪等地，接见了359旅干部，听取了部队首长关于生产、布防和训练情况的汇报，并对359旅的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导，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在视察时，毛主席检阅了部队，观看了教导营军事训练基本动作表演。还到各团看望了战士和附近群众。毛主席看到满山满川的谷子、玉米、豆子长得绿油油的，牛羊成群猪满圈，高兴地对陪同的王震旅长说:你们今年又是大丰收。
1943年初，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全面总结了边区开展生产运动的经验，进一步明确了边区工作的中心是发展经济，加强干部教育。会议评选出359旅、延安县和延安南区供销社三个先进集体，并授予359旅一面“发展经济的先锋”的锦旗。评出的22位领导经济建设的劳模中，359旅的王震、何维忠、晏福生、罗章等四人同时被授予毛主席题词的奖状。毛主席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给何维忠的题词是:“切实朴素，大公无私”；给晏福生的题词是:“坚决执行屯田政策”；给罗章的题词是:“以身作则”。
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同时举行边区生产展览会。
12月16日，朱总司令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军队是武装的工农，可是很久以来，这些工农参加军队后就不从事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八路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是工农，到军队后还是工农，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
[中共新闻网-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