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日子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1-20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以积极的工作态度，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工作了3 年，担任过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筹组湖南国民党总支部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1919 年10 月，孙中山将它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然而这次改组却很不彻底。从1922年开始，孙中山经过与共产国际、苏俄代表的多次会谈，下决心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对国民党实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组，这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整顿和革新。

青年毛泽东对建立联合战线早有心理准备。他在《新时代》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对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的联合阵线有着一定的期待。他认为，时下中国不外有这么三股势力，一是革命的民主派，二是非革命的民主派，三是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的主体是国民党，非革命的民主派是研究系、知识分子和商人，反动派主要是直奉皖三系军阀和国际资本主义。他提出“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和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

中共初创时期，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才干，博得陈独秀的赏识。1923年4 月，他从中共湘区委调至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央局，是当时中共的最高决策机关。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陈独秀早早地将毛泽东从湖南调到上海，除帮助筹备中共三大外，还让他过问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中共三大后，他曾陪同陈独秀、李大钊到廖仲恺家，共同商谈国民党改组事宜。

国民党组织历来涣散，这也是没有凝聚力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看到了这点，他们联名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给孙中山去信，建议“在上海、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 “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新军队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

毛泽东不仅关心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而且也对湖南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倾注了心力。当时，湖南只有一个国民党员邱维震。国民党元老覃振奉命回湖南进行这一工作，毛泽东知道后专门给李维汉写了一封信，要中共湘区委协助覃振在湖南开展工作。9月，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回湖南指导湘区委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为便于工作，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中共党员林伯渠还委任他为中央党部筹备员。

回到长沙，毛泽东便和夏曦一起商议筹备湖南国民党的计划。他在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的信中说：“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其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在他的指导下，长沙最先设立国民党支部，接着常德、衡阳也相继设立分支部。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接着，他还在宁乡、安源等地组建了国民党分部。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国民

党湖南总支部。此时就全国而言，湖南是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出席国民党一大

1924年1 月20至30 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阐明对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等方面的意见。国民党一大就联俄联共有过激烈的交锋，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向来持排斥的心理。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在章程上写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显然这是为难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当场驳斥，廖仲恺等代表却表示支持。会议争执不下，毛泽东见状立即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又发生激烈的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套用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依照地区来分配中央委员的名额。

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的要害，是要推翻“多数压服少数”的“现在选举制”，而代之以所谓“比例选举制”，从而保护国民党内不赞成三大政策的少数代表的席位。他当即发言表示反对，他说：“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以少数派以机会也。” 又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十分危险。”他的发言博得多数代表的回应，从而使得这一提案未获通过。

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大会上的表现，很受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赏识和注意。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毛泽东被顺利地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后，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党部，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以指导和监督当地的党务工作。在中央党部的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如何指导下层党部的工作，提出了四项议案：一、“经费断不宜只用于中央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空洞的党部）”，而应注重于市县乃至区的“补助经费”，因他们“为本党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去了力量”。二、本年内各省的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区之特别区党部。三、“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 “中央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四、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定一计划。毛泽东所提议案，除第二项外，其余三项都由会议提交预算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参考。

在上海执行部身兼数职

1924年2 月中旬，毛泽东由广州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而实际负责人是组织部长胡汉民。作为胡汉民秘书的毛泽东，其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毛泽东不仅是组织部秘书，还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代理文书科主任一职。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对他又格外倚重，国民党改组后的许多重大事情，都离不开胡汉民的参与。因此，组织部的实际工作也就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这从胡汉民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顷得觉生先生来书，要取《宣言》十份，《党章》十份及《民国日报特刊》一份，入党表、登记表各四十份，志愿书二十份，请即交其来人为幸！此上润之我兄。

弟汉民

信中所说“觉生”乃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时的胡汉民已经45岁，毛泽东是31岁，一句“润之我兄”可见胡汉民对其器重的程度。

上海执行部成立之初，主要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组织发展，二是平民教育。在执行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毛泽东是9名委员之一，并是常务委员。

毛泽东身兼数职，既要做组织部和文书科的工作，又要处理平民教育委员会的事情。这样超负荷的工作将他累倒了，只得给平民教育委员会去信说： “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委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

国民党一大后，执行部发出通告，要求凡是在国民党一大之前加入国民党者，“无论何人，均须重新登记”。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在做这项工作时，首先碰到了一个“硬钉子”，这便是国民党元老谢持。此公早年参加同盟会，筹划过成都、重庆起义，谋刺过袁世凯，曾担任过大元帅府参议、代理秘书长，时任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可谓老矣，职务可谓高矣。谢持对重新登记很不理解，气冲冲地来到执行部说： “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免填？”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拂袖而去。毛泽东知道后，让人给谢持送去表格，并耐心地做工作，以求得谢持的理解。最终谢持也没有再固执己见，按期填好了表。这样，其他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也都一一如期填好了表。

上海执行部的三个常委中胡汉民、汪精卫常在广州，叶楚伧可算是最高领导人。叶虽仅比毛泽东长6 岁，可也是国民党元老。他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持异议，对共产党员一直持戒备心理。在这样的状态下，毛泽东的工作极为艰难，只得于7 月辞去组织部秘书，推荐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

叶楚伧早就想把共产党排挤出执行部，8月1日，他在南方大学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处置共产党分子问题”，当场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第二天，一些国民党员闯入执行部，殴打共产党员邵力子。事件发生后，叶楚伧处理不公。毛泽东与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毛泽东与叶楚伧的矛盾，在执行部几乎人人皆知。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困难重重，就是鞠躬尽瘁，也是吃力不讨好，兼之劳累成疾，便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韶山了。

代理国民政府宣传部长

1925 年9 月，毛泽东由长沙来到广州，当时广州已成立了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宣传部部长汪精卫为政府主席。汪精卫管不了这么多的工作，他看中了年轻且有才华的毛泽东。10 月5 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常务会议当即通过。

毛泽东于10 月7日到部任事，随即召开第一次会议，提交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决定先组织专人根据已出版的中外文报刊，针对工农商学各界的知识程度，有分别地制订宣传、编纂计划。会议还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知，以后有关党义的宣传品，都得先交宣传部审查。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等领导机构起草了许多指导性的文件，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仍然保留着毛泽东当年亲笔起草的文件。

当时政局动荡造成交通不畅，国民党的一些宣传品几乎仅及广东一省。中央和各地的机关，也限于条件疏于联系。11 月，毛泽东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应在上海设立交通局，作为中央与各地党的机关联系的部门。国民党中央立即同意这一建议，设立交通局，并由宣传部管理。本是一潭死水的中央宣传部，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立即活跃起来。次年5 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范围再也不仅限于广东一省，而是遍及12个省市。

1925 年11 月12 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9 次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11月23日，林森和张继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掀起反苏反共的逆流。11 月27日，由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等10人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等5人通电各级党部，指出在北京西山召开的所谓中央全会为非法，并警告西山会议派“勿持异端，致生纠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5次会议上，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革命策略之通告》，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山会议派是在分裂国民党，是叛党行为，并斩钉截铁地表示：“若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入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

1926 年1 月1 日至9 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宣传报告。会议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有代表提出，国共之所以常出纠纷，是因为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和活动，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又没有通过国民党在“该地党部之许可”。毛泽东有针对性地予以解释，他说：共产党员从不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问题是“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毛泽东的发言入情入理，那位代表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继续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可是，5月15 日至22日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迫使在国民党内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纷纷辞职，毛泽东就是此时辞去代理宣传部长一职的。

主编《政治周报》

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期间，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主编《政治周报》。办报写文章是毛泽东的强项。《政治周报》创刊于1925年12 月5 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写

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幸福。”这“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当时，西山会议派活动十分猖獗，而国民党的一些报刊对之反击不力。《政治周报》第二期便组织文章予以痛击，发表了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国民党组织反击的文电20 份，毛泽东为这些文电写了按语：“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地点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 “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

孙中山逝世后，叶楚伧利用所主编的《民国日报》，以所谓不偏不倚的中派立场，声援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右派。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第三期发表《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指出：“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和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明白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国日报》何以要反动”。

1926年1月10日，在国民党二大期间，毛泽东抽出时间编辑了《政治周报》第四期。他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文章分析现阶段的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同，就在于革命的对象与革命的力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他以“如笋脱壳”，比喻国民党右派分离出革命队伍的必然，从而化解大多数革命者的担忧，以为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为，它 “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

毛泽东在这期周报上，仍然摘发了一组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国民党组织与个人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文电，共29份。毛泽东为这组文电加写了按语：“全国农工商学民众团体，则全在左派领导之下。从此一月之间，反右空气，弥漫城内。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因忙于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在办了第四期后便再也没有时间过问《政治周报》，到第五期便改由沈雁冰主编，后改由张秋人主编。1926年6月停刊。

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委托，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会后，他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于 1924年7月，已经办了5期，共有454人在此学习，最初的主办者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的是第6期。

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务后，毛泽东依然是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而他最看重的则是中央农运委员，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农讲所。他给农讲所的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他说，辛亥革命至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道理十分简单，那就是“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并说：“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一再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

为让农讲所学生对农村和农民有更真切的感受，他两次带领学生到韶关和海丰，实习和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他在国民党的一系列会议和各部门会议上，几乎每会必讲农民，必讲农运，必讲土地问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蒋介石开列的被通缉的193 人中，毛泽东名列其中，国共合作已走到了尽头。毛泽东从此终止了国民党中央机关的工作。

来源《湘潮》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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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准备在一万年以后发表的文章

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说：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毛泽东为什么有这样的怨言呢？斯大林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让毛泽东极为不满呢？事情还得从斯大林曾经四次整了毛泽东说起。

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谈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不许革命”。他说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其中一次就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进行自卫反击，可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但是，我们没有听他的。毛泽东声称，他想起这些事情“就有气”。

毛泽东还说过，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干涉，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有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见到了阻止我们过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难道斯大林真的“不许”毛泽东革命？斯大林真的想劝阻解放军过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斯大林一共给毛泽东发过多少封电报，恐怕没有人统计过。在这些电报中，有两封电报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以致十多年后，毛泽东还经常提起，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的错事。他说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其中一次就是“不许革命”。所以，研究中苏关系，不能不提到这两封电报。

1945年8月20日，苏联红军驻延安情报组给毛泽东转来一封密电，落款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这封电报的内容是什么?当年给毛泽东当翻译的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叙述的：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

不管电报全文是怎么说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斯大林反对中国进行内战，要求毛泽东同蒋介石谋求妥协。而在毛泽东看来，这就等于让他不革命。所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斯大林“不许革命”。

1956年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将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全体代表留下来又开了一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披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肃反”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3月中旬至下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x中央xx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说，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的，要中国共产党执行，结果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在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不过，中国共产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路线，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进行自卫反击，可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但是，我们没有听他的。第四次，是1949年阻止解放军过长江。毛泽东表示，“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一个月之后，即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了一些错事”。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又一次提到那封电报。他相当不满地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在这一点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一样”。毛泽东还说，在中苏两党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有几件事与斯大林有关。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令毛泽东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灭亡”。

这封电报确实成了毛泽东对斯大林抱怨最多的一件事，也是最能体现他愤懑情绪的一件事。以至于他在同尤金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说：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据师哲回忆，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毛泽东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接到这封电报后，毛泽东把自己关在窑洞里生了一阵子闷气，连门都不愿出。当事人回忆说，毛泽东的极大不快就是“大发雷霆”。

毛泽东不满斯大林的电报是有道理的。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就希望苏联对中国革命提供援助。1944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同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谈话时说过，美国人连中国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解决远东的复杂问题了。“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能没有莫斯科的参加。”毛泽东打算通过苏联的介入，以及苏联东部边境问题的解决，从而解决“中国的棘手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曾经帮助过莫斯科。当日本人威胁苏联远东地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曾向中蒙边境派出两个团的兵力。将来中国共产党还会这样做，而且规模要大得多。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曾多次谈到中国革命胜利问题。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90多万军队，120多万党员，解放区人口达1亿多。这时候的共产党，和以前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超过共产党，但远不如共产党军队英勇善战，所以在质量上要大打折扣。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上的一败涂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不仅毛泽东，就连一些美国人也看出国民党没有指望了。况且，美军观察组又进驻延安，此事被毛泽东看作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崭露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令美国人都刮目相看了。当时，无论中国，还是国际社会，都不约而同地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战后的中国究竟鹿死谁手?

此前，194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次抗战以后，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前六次代表大会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莫斯科等大城市召开，而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举行的。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中共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山沟里转悠了十多年。中共七大召开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夜，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所以，毛泽东把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的目光投向大城市。4月24日，他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去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我们一旦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的八路军就要开到那里去。“我们一定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第一次给毛泽东提供了这样的机遇。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苏联一百多万军队从中苏、中蒙边境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突然袭击。为此，毛泽东、朱德还联名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电报说：“斯大林大元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就在苏联出兵的当天，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看来，苏联出兵东北，无疑是一个“伟大历史突变”。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所属部队，要敢于迅速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其中，有三道命令是配合苏军作战。

8月12日，蒋介石发出要八路军停止前进，不许擅自行动的命令。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说：“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说到这里，台下一阵大笑。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对蒋介石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是我们。”

8月20日，根据苏军在东北的作战情况，毛泽东决定派9个团“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当天，毛泽东又批准了华中局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并提议组织各大城市武装起义。同一天，毛泽东还多次电告中共华中局，要他们坚决执行起义计划，除发动上海、南京、杭州地区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外，还应迅速调派新四军进城援助。此外，毛泽东又电告华北各局，指示他们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内迅速组织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城市，尤其是平津。毫无疑问，如果这些起义计划能够付诸实施，那么大半个中国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眼看“把中国拿下来”的目标即将实现，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发来了那封电报。这能不让毛泽东生气吗?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只好改变原定的战略部署。21日，中共中央电告华中局取消上海的起义计划。

8月22日，斯大林又发来电报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但是蒋介石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就无法理解，如果打起内战，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表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安全问题不用担心，将由美、苏两国负责。

斯大林连续向延安发来两封内容相同的电报，原因何在?1945年8月14日，莫斯科与重庆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会谈期间，宋子文曾向斯大林提起，国民党中央政府想把军队合并起来，建立全国的统一政权。斯大林表示赞同，认为中国只能有一个军队和一个政府。

就在莫斯科同重庆签订条约的当天，惯于玩弄外交手段的美国人提醒他的盟友蒋介石，应该不失时机地向延安摇动橄榄枝。

美国人的用意很明确，一旦延安拒绝和谈，就意味着要承担内战的责任。于是，重庆的第一封电报在当天就发到了延安，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共商国事。

此时，斯大林正准备参照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即以中共加入国民政府的方式帮助蒋介石实现中国的统一，达到他斯大林说的中国只能有一个军队和一个政府的目的。

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表示苏联已与美国取得谅解。在莫斯科的压力下，华盛顿将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并且支持国民党同共产党在重庆举行谈判。作为对美国这一承诺的回应，苏联不得不保证，它将把苏军占领的地区移交给国民党政府。

中共七大期间，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毛泽东认为苏联一定会援助中国共产党。而且，他还努力地使全党都相信这一点。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既然肯帮助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夺取胜利，就不会置中国共产党于不顾。当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之时，毛泽东和朱德联名电贺苏军的胜利。在七大前夕，毛泽东又收到斯大林的回电。这就使他更加相信，斯大林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了。所以，毛泽东在七大主席团会议上说，我们需要苏联，苏联也需要我们。在七大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又说，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他还对数百名代表说：“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到来，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

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曾这样叙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中共中央主席近年来已经作出了抉择。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美国会全力支持蒋介石。这就表明只得指望苏联。共产党正按此对整个工作重新加以部署……毛把宝押在联共(布)的国际主义原则上。他这样做是经过冷静的深思熟虑……党员们对这一切信以为真。他们为苏联的胜利而高兴。报纸、广播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演讲，造成了一种言过其实的对苏联友好的气氛。在延安，从普通党员到党的高级工作人员都认为，苏联武装力量理所当然地会解决延安到目前为止所有无力解决的问题。他们将为中共解决内蒙古，打垮满洲的关东军，而苏联武装的胜利桂冠将属于延安。

可是，正当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肯定苏联一定会援助中国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得到的却几乎是让共产党向国民党缴枪的电报。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一向是很灵的，这一回怎么就不灵了呢?可想而知，当毛泽东拿到这份电报时是何种心情。

接到莫斯科的电报之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苏联不可能援助我们，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外，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和广大农村。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明了苏联不允许共产党同国民党发生冲突的原因：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并受到苏中条约的限制，不适合帮助我们;二是苏联如果援助我们，美国就肯定支持蒋介石，这将损害国际和平，并可能引起世界大战。他举例说，这就像在欧洲，苏联只能帮助保加利亚，却不能插手希腊，因为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在中国，因为美国的势力太大，国民党与共产党，如同希腊流亡政府与抵抗组织，前者有权，后者无权。所以，我们要准备走法国式的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但是，毛泽东告诉大家，苏联还是真心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要看问题的实质，不能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毛泽东相信，外交归外交，党的关系归党的关系，这是两码事。只要不使苏联在外交上感到为难，斯大林一定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毛泽东的估计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估计，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有机会去东北工作。“如何工作？派干部去是确定的”，不过，“派军队去不能定，要看”。（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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