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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秘密小组”曾为毛泽东服务?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12-21

 

毛泽东所抽的特制雪茄烟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是反对特权的。毛泽东也从不讲特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最穷困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女儿李敏、李讷都与全国人民一样,吃不饱肚子。

   但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因为他身体方面的原因,他无法不“特殊”了。当时各个方面的机构和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晚年的生活质量,为毛泽东成立了一些特殊服务的“秘密小组”,各自展现自己的“身手”,也算是特殊年代里的一道特殊记忆。

   医疗小组

   毛泽东的医疗小组及其成员多有变动,前后两次成立过医疗小组。第一次是1971年~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第二次是1974年到毛泽东逝世。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第二次医疗组的成立,具体时间是1974年的6月中旬。毛泽东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服务着,一直到毛泽东逝世才解散。

   “大字本”组

   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的编辑出版组。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时间是1972年10月1日。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这15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三十六磅特大号”了。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

   吟唱小组

   与大字本相关,又产生并成立了古诗词“吟唱小组”,并“秘密”录制。其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59盒之多。参加这一“小组”的工作人员前后有过很多,为了便于演唱者更准确地把握诗词的含意和意境,又从北京大学调来4名古典文学教授为演员们讲解。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975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曲子《满江红》,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

   戏曲小组

   毛泽东所到之地,一般都会组织演出,并由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播放。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期间,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一些演员都接到了演出旧剧如《生死牌》、《讨学钱》一类戏的演出任务。演员们都不知为何要演出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一开始都不大敢登台。后来有华国锋传话,这才放心演出。当时湖南还没有转播设备,中央又为之调来了特有设备,为毛泽东直播。不料,这个直播的东西,被江西等邻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设备的老干部收到,纷纷向湖南省委举报,认为湖南在搞复辟。

   雪茄特制小组

   毛泽东原是抽“中华”香烟的,之所以改抽雪茄,要从贺龙(一说由李先念)说起。1956年的一个午后,贺龙在与毛泽东聊天时,向他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种雪茄来,说这烟味道是如何的好,如何的解瘾。毛泽东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哎,还真好,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并认准了这种产自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烟。

   于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没有惊动什邡烟厂。但这毕竟不是很方便。经研究后,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时间是1972年的3月。几位四川师傅都举家迁至北京。之所以称为“一三二小组”,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200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年底,“小组”正式宣布解散。

    [新浪网-博客] 

 

相关报道

毛泽东坦言: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35年前的1979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贺子珍等人为政协委员。同时配发了照片:一个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慈祥地坐在轮椅上,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看画报。

毛泽东坦言: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这位老人就是贺子珍,小女孩则是她的外孙女孔东梅。

   贺子珍出来了!”作为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消失”40年后奇迹般地出现,当时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而今,35年过去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几经周折,寻访到贺子珍最后岁月的两位见证者。一位是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外孙女孔东梅,另一位是多次走入贺子珍内心世界的新闻记者王行娟。她们从不同的视角,向我们诉说贺子珍的人生和爱情。

   1927年盛夏八月,18岁的贺子珍随江西永新暴动队伍来到井冈山;深秋十月,34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上井冈。在万山丛中,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被称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他愣住了,没想到井冈山上竟有如此年轻貌美的姑娘。

   贺子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7岁成为中共党员,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作“永新三贺”。少女时期的贺子珍,中等身材,皮肤洁白。她喜爱思考,两道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着的,眉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她一身白衫、黑裙的学生装,梳着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常常引来赞叹的目光。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浪漫往事,牢牢印在贺敏学夫人李立英的脑海里。孔东梅正是从这位“舅奶奶”那里,知道了这段爱情。她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写道:“在井冈山,外公经常去看望外婆。

   每次他要远行的时候,就会敲敲外婆的窗户说,‘我要走了’。外婆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她很奇怪,‘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说?’当时外婆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也是一个革命者,后来牺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贺子珍渐渐对毛泽东有了依赖感,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找他倾诉。有一天,贺子珍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工作,便一声不响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衣角。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他温存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开始十年婚姻生活。孔东梅说,这十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是外公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却是外婆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29年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跟随部队离开井冈山。1934年,夫妻俩踏上漫漫长征路。途中,贺子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她遭遇了敌机扫射,身中十几弹。最惨烈的,是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行军路上,追兵就在几十里外,贺子珍突然临盆,生下一个女儿。

   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块大洋,写了一个字条,便被扛走了。孔东梅说:“外公曾经讲过,‘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35年10月,贺子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来到保安县。在那里,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孔东梅的母亲李敏,乳名娇娇。后来又到延安。凤凰山下的吴家窑,成为贺子珍一生中与毛泽东最后的家。

   1937年冬,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挽留,离开延安,远走苏联。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直到1998年,孔东梅才在曾志的回忆录中,看到一段异常珍贵的资料。曾志这样写道:

   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王行娟根据贺子珍晚年的回忆分析,作为一名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对于“夫人”身份,很不能适应。“她是一个真正有着崇高革命理想的人,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要把重心转到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她心里不痛快。”

   孔东梅则认为:“外婆到了延安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经讲,‘我也是17岁就参加革命的,思想上还是很进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后来连吵都不吵,隔阂越来越大。’”

   “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

   贺子珍是怀着身孕上路的,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10月。不久,贺子珍就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柳瓦。

   不幸的是,小柳瓦6个月大时,因传染上流感而病死。

   在苏联,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劝过贺子珍。她回忆道:“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柳瓦)坟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写信给她。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说我可以帮她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

   1939年9月,刚满30岁的贺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孔东梅说:“外婆刚失去一个儿子,又收到这封信,这种刺激可想而知。”

   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每月从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他们买东西。但早期她从没点破自己的身份。岸英和岸青一直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照顾自己的。他们叫她“贺妈妈”。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李敏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异国他乡,她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孔东梅曾经读过外婆晚年写给外公的一封信,“那封信很长,看后让人心酸。外婆说,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为了养活我妈妈、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了冰……”

    [新浪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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