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岗饶漱石事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8-30
读《高岗在北京》
假期读了赵家梁、张晓霁合著的《高岗在北京》。
作为对中共党史研究有一定兴趣的我，对于建国后不久发生的高岗事件有相当的兴趣。
赵家梁，1952年任高岗秘书，1954年任高岗管教工作组组长。张晓霁，高岗反党集团“五虎上将”之一张明远的女儿。以这样的身份，再加上利用了当年笔记，作者基本是能够交代清楚高岗事件的来龙去脉的。
高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绝非等闲之辈，曾参与陕北根据地的建立，抗战时期曾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中共七大上当选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进入东北，参与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后任东北局书记，建国初期，高岗荣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大区撤销时进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相当贡献的人，却在党内斗争中，失却方向，最终自杀身亡。岂不引人深思！
早在1941年，刘少奇同志就针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出现过的问题，做过关于《党内斗争》的重要演讲。其中说：
许多同志是死记着列宁的原则，认为党内斗争是必要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是要不得的。但他们是机械地死板地运用这些原则，他们以为在党内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应该而且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是斗争得愈凶愈好；党内斗争的方式，党内批评的方式，愈激烈愈尖刻就愈好；同志间在党内的对立，愈尖锐就愈好。不然，就会犯自由主义、调和主义的错误。为了要证明自己没有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并证明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就离开时间空间的具体条件，在党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如是，这些人也就成为党内斗争中没有正确立场的“打手”，无原则的“斗争家”，嗜好斗争的“斗殴家”，为斗争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丑事，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是“十足的布尔什维克”，而只能证明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的侮辱，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
但是，不幸的是，在十多年后，悲剧还在重演。高岗对刘少奇同志有意见，都是党内同志，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刘少奇提出来，但是高岗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散布小道消息的方式进行攻击。而刘少奇同志作为当事人一方，应该说也没有完全按照他在1941年的这段论述行事，以至于高岗走上自绝之路。
高岗事件肯定是悲剧。有人认为，从这里已经看见了“文革”的影子。而希望：“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党内生活的民主机制理应健全。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不应凭借个人好恶动辄上纲上线、随时发动党内的无情斗争，随意对党内的同志——当年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进行残酷打击。”
因此，我比较欣赏该书的结束语。其中说：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的确光荣、伟大、正确，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其最大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内斗争时有发生，思想认识的、路线方针的、派别集团的，甚至以我划线的——斗争批判，肃反清洗，屡见不鲜。残酷的党内斗争造成的冤案之多，自我损耗之大，难以估量。而受到伤害的人，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有时甚至遥遥超过敌人所能加害的程度。如果没有那么多那么大的内毫，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肯定会取得更大更好的成就。
高岗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正如本书所述，固然与当事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其具体的特定原因，但仔细想来，像其他内耗事件一样，还有着多方面的共同的原因。
高岗和所谓“高岗反党集团”，“高饶反党联盟”，所涉及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他们经受了艰苦的战争年代的考验，对中国革命事业曾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为什么，又怎么会在短短一二年之内，就背叛党，背叛他们为之奋斗金牌的革命事业，而成为“反党分子”呢？
50多年来，我们反复听到、看到相关的领导人讲话，报告或文件中，无非是说高岗有野心，搞阴谋。具体就是反对刘少奇（这是事实），想取而代之（这就是推论了），以图将来成为毛主席唯一的接班人（这更是无限上纲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或听到足以臵高岗于死地的其他犯罪事实。但是他却自杀了，被定性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这究竟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必然事件？认真想来，高岗的赞美和错误的确不少，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它们终究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如果当时能够实事求是地估量他的错误，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真正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样的原则处理，而不是偏听偏信，夸大缺点，牵强附会，无限上纲，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式，悲剧会发生吗？
联系到后来发生的诸多类似事件，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尤其是它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混淆敌我矛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和诸多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错误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类似的错误绝非仅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止一次犯这样的错误，究其原因，除了国际国内、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条件影响外，领袖或领导集体自身的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还不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品质和作风在他们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影响，反映在他们的工作中，必然导致党的工作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偏离正确轨道。尤其是，长期以来，我们党缺乏真正的集体领导和民主监督，特别是对领袖的监督，结果往往使这些偏差不能及时得以纠正，必至酿成大损失，方才醒悟，却为时已晚。
试想，假如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不搞形而上学、实用主义的、似是而非的主观唯心的东西；假如他们多一些民主法制观念，不搞一言堂，不独断专行，不以我划线定是非，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健康成长来说，尤其是对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基本原理的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和素质的提高，封建主义遗毒和实用主义谬误的清除，集体领导和民主监督的确立和加强，显然是必须长期贯彻实施的艰巨任务。
历史学，首要的当然是弄清事实，但着重点不在追究责任，而是面向未来，总结经验教训，汲取经验教训。立足历史，超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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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打倒“高饶反党联盟”，前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实际上斗争在1954年2月就基本结束），除了高岗、饶漱石两人外，其他干部很少被清洗，从表面上看来，这次政治风波的规模不大，比后来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牵扯面都要小的多，影响并不深远。
然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高、饶（尤其是高岗）的倒台，对中国此后十多年的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建设方面，高岗倒台的影响是非常复杂、非常深刻的，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一朝一夕的人事变动上，更长期的体制和政策变动上。
首先，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虽然历史容不下假设）——如果1953年高岗能够安于自己的位置，不急于进行反对刘少奇、争取更高位置的活动，那么，高岗肯定能够坐稳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宝座，并且几乎肯定可以在第二年的全国人大上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因为在当时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除了陈云之外，高岗的经济工作经验是最丰富的。他担任东北主要负责人四年多，工业、农业建设都搞的非常出色，东北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有人说：“东北的工业搞的好主要是因为基础雄厚，与高岗没有什么关系。”这显然是片面的。东北的确有日本留下的大量工厂、设备和技术人员，但在解放战争中也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高岗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恢复并大大发展了东北的工业建设（当然也少不了苏联援助的功劳），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解放后很快爆发了朝鲜战争，志愿军的军需大半都依靠东北，正是高岗运筹帷幄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高岗进京时，中央将政务院最重要的8个工业部都交给他主管，充分显示了对他能力的信任。
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期间，作为他副手的李富春也来自东北军区，两人是老搭档，在高岗倒台后，李富春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虽然毛泽东对他有许多不满，但仍让他长期主管工业方面的工作。高岗为人处事大刀阔斧，李富春则比较谨慎，经常讲“反冒进“，如果这两人能够长期搭档主管国家计划和工业工作，无疑是比较理想的。相对于李富春，高岗最大的优点是在经济政策上与毛泽东比较一致，容易赢得毛泽东的好感。在工业企业管理问题、企业领导与工人的矛盾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改造问题等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高岗的观点和毛泽东都比较一致，这也是毛泽东选择高岗主管国家计划工作的原因之一。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虽然搞经济也有一套，但都不是毛泽东的嫡系，思想也比毛泽东偏“右“，因此始终没有赢得毛泽东的完全信任。邓子恢曾长期从事农村经济工作，但是他与毛泽东的观点更加不符，甚至在1962年因为“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犯严重错误“而被撤职，其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一起撤消，这时毛泽东恐怕也有一点想念高岗。总之，高岗的倒台，不但使中共丧失了一个搞经济的能手，最重要的是使毛泽东在经济领域丧失了最值得信赖的部下，从此以后，毛泽东和国家经济负责人就一直处在长期的冲突和不信任中。
高岗倒台，还引发了国家计划体制的根本变革。1952年底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本来是国家经济计划的唯一最高机构，而且不隶属于政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实际上与政务院总理平级。考虑到高岗还兼管政务院的8个工业部，因此在经济事务上他的发言权要比周恩来大的多。除了工业部门外，农业、财政、交通各部门也都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制约，高岗权力之大远非以后的计委主任能比。到了1954年制订宪法，才将国家计划委员会置于国务院管辖之下，并将“主席“改为“主任“，不再兼管工业生产部门。试想，如果1954年高岗还在位，毛泽东未必会将计委置于国务院之下，有可能仍然会保持这种平行的局面，计委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内阁“；即使仍然将计委置于国务院之下，高岗也至少会兼任副总理，仍旧兼管工业部门，经济决策权还是会高度集中在高岗手中。相对于陈云、李富春、薄一波，高岗肯定会更加热心地执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如建立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加速工商业改造、在沿海地区设立更多新工厂、调整轻重工业比例等等，中国在1954-1965年间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谈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提问——既然高岗会更加热心地贯彻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已经在“大跃进”中被证明失败，那么如果高岗不倒台，岂不会对国家经济带来更大的灾难？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当时的经济构想，也并非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如建立高度集中的工业体制，在今天看来很没有效率，但在当时却是加快工业发展的捷径。另外，现在的人们往往误解了毛泽东的经济观点，认为大力发展重工业、大搞三线建设、全民备战备荒等等都是毛泽东一贯的政策，实际上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是反对这些观点的。在《论十大关系》里，毛泽东就说过，必须适当调节轻重工业发展的比例，继续大力发展沿海工业，削减军费，提高工资等等，但周恩来、李富春、彭德怀等人并不支持这些说法，李富春只同意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8比1调节到7比1，不同意在沿海地区新建任何大型工厂，而彭德怀则坚决反对大幅度削减军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宏观经济上的指导思想绝不能一概归结为“瞎指挥“。但是，由于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国家经济领导人经常与毛泽东发生矛盾，毛泽东逐渐开始“直接干预经济“，尤其以1957-1959年为甚。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亲自制定国民经济方针，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错误的，只能说明毛泽东对于具体的经济事务是外行。如果高岗长期领导国家经济，不与毛泽东发生矛盾，毛泽东自然也没有必要到前台来直接指挥经济。据毛泽东的秘书回忆，1958年，毛泽东对陈云已经非常不满，甚至曾经拍着桌子大叫“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毛泽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经济上总是存在冒进的倾向，而陈云则是现实主义者，与毛泽东的反差太大，一次又一次的矛盾只会使毛泽东越来越走向“冒进“的极端，所谓“三年钢产量超过5000万吨”“亩产10万斤”等口号，其实也是毛泽东对于陈云、李富春等“小脚女人“的一种过激反应。如果高岗在位，与毛泽东的冲突减少，可能会有一些冒进，但冒进的程度应该比“大跃进“小的多。高岗搞经济未必比的上陈云，执行毛泽东的政策也未必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但这至少会减少许多党内斗争，减少毛泽东对经济负责人的不满，使国民经济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格局。
李富春接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后，毛泽东对计委的工作越来越不满，为了打击计委的“右倾保守主义路线“，又建立了两个经济计划机构——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大致的分工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制订五年计划，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制订年度计划，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则负责基建计划。当年的高岗“经济内阁”，变成了1956年的“三驾马车”——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陈云。这三人还兼管国务院大部分工农业部门，与周恩来（政治局常委、总理）、李先念（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一起组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班子。但周恩来在党政军都要负责，经济建设的重担主要是由陈云来挑。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主要是想让国家经济委员会制定比较激进的年度计划，推动国家计划委员会提高五年计划的指标，达到“跃进“的目的。但是“政出多门“也降低了经济政策的统一性，无论是陈云还是薄一波，都与毛泽东存在着严重分歧，毛泽东只能施加种种压力让他们就范，却始终不能达到充分控制经济政策的目的。
到了1957年，计划部门与生产部门脱节的恶果开始显现——由于计划不善，许多工业产品要么过剩，要么短缺，尤其以钢材、水泥为甚；轻工业发展受农业收成影响太大，计划经常赶不上形势变化；由于缺乏全局观念，许多过剩的工业产品都被出口，没有留下来作为战略储备；消费品严重短缺，农民感叹“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基本建设的摊子铺的太大，新增许多工人，带来许多负担。这些恶果不能仅仅归结为某一个领导人的错误，而是经济政策缺乏连贯性、统一性的结果。毛泽东和经济部门负责人存在矛盾，经济部门负责人之间也存在隔阂——当年高岗、李富春搭档负责国家计划工作，李富春是高岗的老部下，政务院的8个工业部门也直接听高岗号令，经济部门的效率当然会比较高；而现在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同时负责国家计划工作，陈云是老资格的中央领导，李富春是出身东北军区的干部，薄一波则出自刘少奇控制下的华北局，三个人的派系、观念和办事作风都大不相同，不可能不出现种种问题。而农村的经济工作，更多的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负责，子恢的思想和毛泽东相差更大。相比之下，毛泽东更信赖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在国务院似乎有牵制周恩来、陈云的意味，然而这种牵制的力量是薄弱的。
毛泽东与经济部门的矛盾，以及经济部门内部的混乱，导致了1955-1956年经济发展的挫折，毛泽东的威信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泽东对计划部门施加了很大压力，但李富春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仍然没有屈服，他既不肯大幅度提高经济计划指标，也不肯在沿海地区兴建更多工厂，在农业合作化上也采取消极态度。邓子恢也在农业合作化、兴办大食堂方面提出了很多扫兴的意见。鉴于经济部门的干部都不能贯彻自己的意图，毛泽东终于开始亲自规划“大跃进”，制订了“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提出了高的吓人的经济指标。中央开始提出的口号是“十五年内钢产量超过英国“，但很快这个口号就变成了“三年内钢产量超过英国“，其他经济计划也都大大缩短，毛泽东甚至提出“我们可能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幻想。在毛泽东的强大压力下，陈云一如既往地“休息养病“——一直到庐山会议后，陈云都处于休养状态，没有对“大跃进“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制约。而薄一波甚至推动了毛泽东的冒进思想，连他自己都承认，是他向毛泽东提出了“以钢为纲”“三大元帅升帐“的口号。周恩来则在被毛泽东批评“保守”后做了自我检讨。虽然国家计划的制订者一直在与毛泽东发生矛盾，但在毛泽东坚决贯彻其计划的关键时刻，他们并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甚至还助长了“大跃进“，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高岗倒台后，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个能够紧跟自己步伐的人来主导国家经济工作。陈云、李富春肯定不符合条件，林彪、陈毅、彭真等人都不适合搞经济工作，李先念虽然善于理财但资历较浅，邓小平倒是比较符合毛泽东的要求。邓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敏锐，善于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有“举重若轻“之誉；从1933年毛泽东遭到王明批判时起，邓小平就和毛泽东站在一边，在1956年的“八大”会议上，邓小平在报告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最高的。高岗的倒台在客观上促成了邓小平的飞跃，邓小平正是因为在对高岗的政治斗争中的冷静、成熟，才赢得了毛泽东更多的信任。虽然文革期间经常把“刘邓”作为一体进行批判，但在文革之前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分歧很大，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他和刘少奇的共同点。毛泽东让邓小平担任新设立的总书记，或许是出于对刘少奇的不满，为未来培养备用的接班人，但邓小平既然已经负责党中央的日常事务，就不可能有更多精力去管理经济了。
1958年，毛泽东发现了一个新的人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他的计划甚至比毛泽东自己制订的还要激进的多，远远超过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反冒进”的计划。毛泽东甚至拿着柯庆施写的文章，在中央会议上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这东西你写的出来吗？“当时纷纷传闻毛泽东想用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但由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被迫依赖周恩来、陈云收拾残局，柯庆施到1965年才担任副总理。如果柯庆施没有在1965年去世，毛泽东或许真的会用他主管经济工作；但柯庆施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工作能力上，都不能和高岗同日而语。柯庆施和高岗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都会紧跟毛泽东，他在华东工作十多年，也有不少成就，但比起高岗的大刀阔斧、明断明决，他是肯定无法同日而语的。
在阅读“大跃进“及其后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史料时，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掌握国家计划大权的人是高岗，形势会怎么样？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马纳曼也曾说过，他在越战后期不只一次思考过，如果肯尼迪总统还在白宫，还在决定着大政方针，他会如何对待这场战争。然而历史不能假设。但是，高岗在49岁的盛年自杀，对于国家经济建设无疑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他比邓小平小一岁，比周恩来、刘少奇小七岁，比陈云只大三岁，是当时党内的少壮实力派领导人，苏联人、日本人都曾经由衷地赞叹过“高岗有领导气质”。
高岗并不是靠政治路线上台的，论到政治他实在太幼稚了，比陈云、邓小平都差了一个数量级，他能够青云直上，主要靠的是工作能力和工作热情。东北战场的后方建设，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恢复和发展，朝鲜战争的军需供应，都是高岗留下的重大业绩。如果他当时没有被打倒，以他大刀阔斧的性格和与毛泽东的关系，在经济建设中是大有可为的。
在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建设走了太多弯路，这能够归罪于毛泽东的“瞎指挥“吗？还是应该归罪于“经济建设经验不丰富“？然而，看到当时经济政策的政出多门，经济管理体制的叠床架屋，计划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巨大隔阂，经济工作与党务工作的纠缠不清，我不禁想到：或许经济决策的不稳定和经济管理的混乱，才是制约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毛泽东曾经找到了一个“能管20年“的高岗，试图建立一种以国家计划委员会为中心、工业生产部门从属于计划部门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但这个努力被“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打碎了。我们无法假设历史，无法预言高岗可能的另一个结局，但无论如何，看到中国后来围绕经济政策发生的种种尖锐矛盾，我们还是无法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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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夫人李力群谈高岗事件
高岗彭德怀之谊
高岗在东北期间正值朝鲜战争。高岗和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配合得也非常好，与彭德怀个人关系密切。高岗自杀以后，高岗夫人李力群带着四个孩子被迫搬出原来的住处。
李力群说：“就把我住的地方换了，叫我从新街口搬到宣武区了。当时我家里连暖气都没有，没有炉子，孩子，三个大的在学校住宿，小的跟着我。我冻的……彭老总偷偷地叫警卫员去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警卫员都不敢说他是彭老总派去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头子，在沈阳跟你家里吃过饭。我就说，是彭老总，那警卫员摆手叫我不要说彭老总。”
看错了陈云
高岗在东北期间还同陈云发展了密切的个人友谊。
李力群说：“陈云根本不能出去，就在家里想想、说说。到前方，到农村不都是靠高岗嘛。陈云过去还说，哎，老高啊，你很体贴我身体不行。你在下边跑。咱跟陈云的关系应该很密切。尤其高岗到北京，陈云要打听高岗，说毛主席老找你谈话，跟你说。高岗不是把陈云当成圣人了嘛，结果就被“出卖”了嘛。
“所以毛主席跟高岗说，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到后来，1954年，陈云一下变了。所以高岗说：‘我看错了你陈云了！’”
彭真逼问高岗和彭林陈的关系
高岗在东北期间还曾经与彭真共事，但是显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高岗死后，李力群曾经先后几次被关押审查。
李力群说：“1959年发生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嘛。这时候公安部就派了人到我家，把我关着，不准我出去，软禁。后来，彭真、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把我夜里带到彭真家里审问我。关了我4个月，问我究竟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怎么阴谋反党活动。
“我说，人家是抗美援朝，当时高岗和彭德怀，还有金日成在那里谈抗美援朝，门外站两道岗，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能搞什么阴谋？他们就是抗美援朝商量嘛，哪里是搞什么阴谋啊？
“彭真又问高岗和林彪、陈云的关系。哎呀，我说，你们都是东北局的委员，你们都住在一条街，陈云和你和高岗住对面，他们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和林彪就是，高岗在补充部队，搞土改，打土匪，和东北局的一些工作，他要和林彪汇报，和林彪商量嘛。叫我回去按照提纲写，我说我写不出来。
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受追查
“结果后来习仲勋因为李建彤‘反党小说’的问题(挨整)，又把我关起来了，问我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和彭德怀的关系。我说，习仲勋和高岗是老战友嘛。陕北人，一块受过‘肃反’嘛。这个谁都知道嘛。习仲勋是高岗的部下嘛，后来做过地委书记嘛。
“说习仲勋写刘志丹反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的。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过这个《刘志丹》反党小说。后来就文化大革命，关了我以后放出来，就不准我再回劳动部工作了，叫我还是回教育部。这个曲折，我也不知道，一会儿把我踢到这里，一会儿把我……我要不是为我几个孩子，我早都不想活了。”
毛泽东有悔斥责周
那么李力群对毛泽东怎么看呢？
记者：“您认为毛主席是好人吗？”
李力群说：“我不是那样(看)。他也看见刘邓的势力大，他们团结刘邓周陈，他(毛)也害怕。可是后来，他(毛)又后悔。我得说明白，他对高岗还是很亲密的，他也不是想把高岗整死。从他的一些言论，从他后来，从他高岗死了以后，他跟周恩来发脾气，说你把高岗整死了，把问题复杂化了，扩大化了。
“在北戴河，他从杭州回来，跟周恩来发脾气。从后来他在政治局在十三陵开会时说，有人想把高岗整死，灭他的口。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他说，对高岗的问题，我迟了一步，我要习仲勋(跟高岗)谈话，结果我迟了一步，结果他死了。过去叶子龙(注：毛泽东秘书)也说嘛，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是一个多月显得心里沉重。”
保高指示未传到
李力群在1971年从周恩来那里得知毛泽东曾经想保护高岗的情况。
李力群说：“这是总理跟我说的，(主席)叫习仲勋去跟高岗讲，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要他回西北当省长，开发西北嘛。这是总理把我从教育部干校接回来，找我谈话。他问我，习仲勋去讲了没有？我说，没有，因为刘邓把高岗软禁起来就不准西北人去了。谁也进不了了。不准见。我说，我还是有自由的。我知道，(习仲勋)没有去。”
高岗：都是莫须有的事
高岗不堪巨大的精神压力，自杀身亡。李力群谈到高岗自杀的原因。李力群说：
“高岗这个人个性很强，但是座谈会上不准他讲话。安他那些罪名根本不是事实。像陈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轮流值班。高岗回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问，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算一个，陈云表示支持这个轮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你怎么能……你没有脸面，是你说的，怎么能说是我说的？
“四中全会根本不准他说话。他说，他妈的，我们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个性很强的，他受不了这个，回来情绪很坏，说怎么你座谈会一直对着我，都是莫须有的事。但是，有些事情对刘少奇有意见，也不是我一个人。他就觉得共产党揭发的事情就没有真实性了，哪里是实事求是？都是莫须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
高岗否认反周
李力群表示，高岗一直说他没有反对周恩来。
李力群说：“毛主席对周总理不满意，高岗就说，主席呀，总理已经很不错了，能把国务院工作应付了，尤其外交部。后来不是又给他安上说反毛、反刘、反周。后来高岗说，他妈我真冤枉，我哪里反周啊？我他妈在毛主席跟前说了许多好话，为了周。
“后来秘书在跟他(周恩来)汇报时讲的时候，把高岗关起来以后，高岗死也不承认，说你给传达说，反你了，反周了。周恩来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是毛主席说他反我的，他们说他反我的。
“可是周恩来对高岗，那的确还是好，在高岗死后对我们，对我几个孩子管了，这点我感激。但是我知道，高岗跟我说，跟秘书说，说我怎么能反(周)嘛。我就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我对刘少奇的意见是工作上的意见嘛。我怎么能反总理呀？我没有嘛。
“他没有反总理，所以他死以前，还给总理写了封信，说你们看在我一辈子是为革命奋斗的，为共产党事业，为全国胜利方面。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几个孩子。”
毛周照顾
高岗死后，周恩来似乎对李力群有所关照。
李力群说：“总理就不让我去教育部了，叫我生完孩子到劳动部。为什么到劳动部工作？因为劳动部长是马文瑞，是西北人，是高岗的部下。总理认为他能照顾我。实际上他敢照顾我吗？”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不仅没有关照李力群，而且为了显示和她划清界限，把李力群的行政级别从11级降为13级。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对李力群有过特别交待。
李力群说：“周恩来让专案组跟我说，关于高饶事件，彭德怀、陈云的事情，千万不要说，就说你以前不知道。当时我挨打挨斗，我就按照总理跟我说的，一切就说不知道。”
1969年，周恩来亲自指示将李力群下放到教育部“五.七干校”。中国记者高瑜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高瑜说：“后来她到干校去了。她的几个大孩子已经都‘插队’(注：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了。就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是高岗死了以后她才生出来的嘛。她说，我能不能带这个小儿子去，结果不让她带。而且是让国务院管理局的一个局长，叫朱奎的，当年是刘志丹部队的人，周恩来特别让这样一个人告诉她，说你到干校去吧。给她送到干校了。
“到了干校两年，那个干校生活非常苦啊，劳动啊，下水啊，而且她又是高岗的老婆，在干校也遭批斗啊，斗争啊。”
还是毛泽东最关心自己亲信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说：“高岗死以后，应该说毛主席对我和几个孩子很照顾了。”
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的中国记者高瑜说：“当年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还规定一个孩子要给40元的生活费。40元的生活费比一般干部都高呀。给一个炊事员、一个司机、一个四合院。”
1971年获优待
1971年，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予以工作和生活照顾。
高瑜：“1971年，中央办公厅来两个人，要接她回北京。当时军代表和造反派不让回，说这是高岗的老婆，就得在干校，不让回去。她也不敢跟人家回去。过了一个月以后，中南海警卫团又派了三个人来了。这两次要接她回去都是毛泽东指示的，周恩来给办的。
“接回北京以后，她提出来要到图书馆去工作，说这样我可以少接触人。结果毛主席说不行，说你们在东北、西北都是有影响的人，而且你在东北还办过学校，回教育部。
“这个时候呢，周恩来找她谈话，问你几个孩子在哪儿。她说我的孩子都‘插队’了。她说，把孩子的生活费也停了。李力群说，我的外交部的同学曾每月给过我们50块钱。两个外交部的同学，就是当大使的，工资多一点，就给50块钱，照顾了两个孩子。
“周恩来就跟她说，我把几个孩子马上给你接回来，给你补发几个孩子的生活费。谁支援过你，你借过谁的钱，你该还谁就还谁。每个孩子按当年的40块钱补助。后来说给他们家补了一万多块钱。当年一万多块钱当然很多了。
“后来由国务院给她看了房子。看了好多处房子，包括当年邵力子的房子，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房子。那都是当年还是政治局，党中央副主席那类人住的院吧，都是很大的。就是还是按高岗当年的级别。
“李力群都不敢去住，说那么大的院子，我怎么敢去住啊。结果后来就是找到现在这个房子。当年是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住过的房子。她到这儿以后就改名叫李力，把‘群’字给舍了。到现在户口本上还是‘李力’。就一直住到现在，最近不又要拆迁嘛，她说她要当‘钉子户’。”
李力群谈到1971年回到北京之后受到的关照说：“后来把我从干校接回来，1971年接回来，总理找我谈话，把我几个孩子都接回来，安排工作，恢复我的级别，恢复我的职务，我在教育部当司长，学生司。任命我为第四届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
胡耀邦有意平反，邓力阻翻案
文革以后，胡耀邦要为高岗平反。中国记者高瑜说： “李力群找过胡耀邦，讲高岗的冤案。胡耀邦让中组部成立一个高岗平反小组。而且胡耀邦当时到东北、西北去，遇到很多老干部，当年都被打成反毛、反党，因为高岗都受过牵连吧。文革以后都平反了嘛。他们在讲自个的问题的时候说，高岗在东北、西北都是党的有功之臣，这个谁也抹煞不了的，提出为高岗平反。
“胡耀邦到西安去，见了很多老同志。老同志也是提出来为高岗翻案。胡耀邦当时就做了这样的评价说，他是自由主义，不是反党路线的问题。说毛主席当年向全国发电报，让全国向高岗学习。给他戴的(反党)帽子不合适。
“但是从西安回来以后，邓小平找到胡耀邦，批评他，说‘你糊涂’，你怎么到西北胡说啊？你怎么说他不是反毛主席，不是反党啊？胡耀邦说他反刘少奇是真的，也不能说就是错的。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什么不能提不同的意见呢？但是呢，邓小平就把这个事阻止下来了，胡耀邦也没办法。”
李力群批邓对吗？
李力群对胡耀邦很感激，对当年向毛泽东告密的邓极为反感。
李力群说：“胡耀邦说，高岗不是反党，他是毛主席过去让大家向他学习的，表扬他为革命，为西北、东北建设是有功之臣，要我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的。可是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家不能让你说，不能让你公开嘛。胡耀邦为什么倒下了？至少其中有要为高岗平反(的因素)。”
李力群说：“邓认为高岗不能平反，而且1981年大家讨论历史决议的问题，邓小平说，处理高岗还是对的嘛，虽然他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什么野心家，也没有什么路线问题，但是对高岗的处理还是正确的。邓小平到处讲嘛。大会小会总是要提出高岗的处理还是对的。你‘处理正确’就是怕暴露你自己错！比毛泽东还暴！没民主！我还怕什么？你再把我抓起来，再关起来吗？”
李力群说：“实际我说，他比那毛泽东还霸道。你说，把赵关了17年，现在谁也不能说。你对吗？派了军队进城打老百姓，打学生，历史上没有的。那现在谁敢说呀？还要说是对的。”
复查结论
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屡遭挫折的李力群仍然在不断向领导层写信，为高岗喊冤。
李力群说：“我现在也可以说思想解放，我跟你说，但是我也给中央写了(信)。我不知道写了多少信。我现在倒不是因为现在吹捧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我把他们怎么搞的阴谋，怎么搞的手段，我都写出来给中央。我也不怕它再把我整死。”
还是在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的2001年，中共中央就对高岗案进行了复查。2004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洪祝等人到李力群家里向她宣布了复查结论：
如果高岗不自杀，性质大概就不会那么严重。既然自杀了，让党也没有回旋余地，不再说反党，承认历史贡献，间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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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口述/王汝钦 整理/舒云
平津战役总前委指挥部合影，左起：黄克诚、谭政、聂荣臻、萧华、罗荣桓、刘亚楼、高岗、林彪。
1953年8月，我从北京卫戍区警卫师医院调任林彪卫生员。
我到林彪身边前后，正是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时，在这次会议上，高岗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自此之后林彪与高岗之间的关系便微妙起来。
历史上林彪与高岗的渊源很深，从解放战争开始，高岗就和林彪在一起工作，四野大军入关后，高岗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后来还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地位如日中天。
这时，朝鲜的硝烟已经逐渐散去，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的局势也逐步稳定下来，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联合政府面临新一轮的工作调整。
林彪读书，一拿起来就放不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林彪的保健由北京医院负责，有男医生和女护士。林彪天天要打链霉素，他觉得女护士打针不太方便，我到林彪身边后本来要我接替。但是叶群看我面黄肌瘦，怀疑我抽大烟，问我是不是有病，我说没病，她不放心，不让我靠近林彪，让我先任外勤警卫员，一段时间以后才让我担任林彪内勤警卫员。
我在林彪身边三年，林彪从来不洗脚，他只在杭州九莲村洗过一次澡。是澡盆，水温45度，我们几个警卫员把他抬进去，泡一泡，搓一搓，以后再也没有洗过。刷牙不用牙膏，洗脸用香皂。两条毛巾，小毛巾放水里，捞出擦一遍脸，在湿毛巾上打上香皂，往脸上、脖子上擦，擦完后紧接着用干毛巾擦干净。我们站在他跟前，怕他低头昏倒，给他递递毛巾什么的。1955年以后林彪洗脸不用香皂了。他很少出汗，衬衣一星期换一次，挺干净的。一出汗他就是病了。他出汗没准儿，冬天挺凉，他感觉出汗，只是他自己感觉，你看不出他大汗淋漓，只是他身上有点潮。他不说出汗，你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表情能看出来，精神不太好。
林彪吃饭以青菜为主，不喝水。馒头切成小方块，放在碗里蒸，倒开水一泡，一顿吃二两。黄瓜放盐，不放油，煮熟，连汤带水，吃点黄瓜片，吃菜花，不吃炒菜。后来林彪大便不干燥，那时尽拉稀，从来没有便秘过。他三餐不重样，中午吃一个红烧鸽子，切成一块块，吃一碗藕粉，广州时吃过一个时期的甲鱼。杭州吃过鲥鱼，青岛吃过鲫鱼。吃红烧肉切一小块，不能有一点肥肉，小米粒大的肥肉也要弄出来。
记得林彪在看毛泽东的《矛盾论》，前前后后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时还没有做卡片，他在书上写眉批，有的字特别小，小到小米粒大小，有的字特别大。他看过的书，有眉批的都不能扔掉。我收了好多他看过的书，像《反杜林论》、《实践论》、《自然辩证法》等。林彪看书有个特点，一看就放不下，甚至饭不吃觉不睡。有一次我把早饭端上去说：“首长吃饭吧”，然后我就走了。过半小时我去收碗，一看饭还没有动，来回折腾五次。快到中午，我说首长，你早饭还没有吃。林彪这才吃了早饭，饭后不大会儿就午睡了。
林彪对高岗来访挺冷淡？
我刚到林彪身边时，林彪住在北京西郊遗光寺。夏天他找凉快地，颐和园住了一个月，搬到遗光寺，南草厂也住过。我们外勤警卫员就是轮流坐在林彪门口。那时林彪成天在屋里躺着，胡子半尺长。谁来见林彪，都由我们通报。有一次我值班，林彪在屋里听到汽车喇叭响，叫我去看一看，是不是来客人了。我报告林彪，说没有来客人，是司机不小心把汽车喇叭弄响了。
在我印象中，有两个人说来就来，从不提前打招呼，一是高岗，二是刘亚楼，就这两个人随便。有一次在青岛海边，大中午的，别人都睡了，就我在树下乘凉。刘亚楼来了，问“在不在”。我以前见过刘亚楼，他穿戴整齐，而这回他戴着大草帽，穿着破衬衣，我没有认出他来，也不知道他问的“谁”在不在。我问：“你是哪的？你找谁？”刘亚楼也不说，只说叫秘书来。秘书赵川来了，大老远就喊“刘司令”，我才知道他是刘亚楼，他是问林彪在不在。
那时高岗老来，但林彪对他挺冷淡的。有一次高岗来了还没有十分钟，林彪秘书赵川让我去叫首长休息。我对林彪说“首长休息吧”，林彪说“等一等”。坐在一边的高岗心里明白，马上站起来告辞走了。
那一段时间，林彪基本上卧床不起。1953年10月的一天上午，林彪急急忙忙起床，到中南海毛泽东那里去了。下午林彪就赶快出发，到了杭州。那时警卫员有四十多人，一个排，整天在门口站岗。他只带了十几个人到杭州，裁掉一半多，包括我留下七八个人在北京。那时北京的负责人是李文海，后来他在人民大会堂任警卫连长。林彪去杭州后，我们把家从遗光寺搬到毛家湾。
1953年春，党中央酝酿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八大”，酝酿调整国家体制和中央领导机构。10月28日，高岗专程到杭州来游说林彪。林彪住在浙江省军区保健路一号的老房子中。据记载，高岗借谈政治局开展增产节约和粮食统购两个会议的情况，动员林彪出任国务院总理。
高岗这次来我还在北京留守。12月底，叶群叫我到杭州。我见高岗来访过一次。当时我还有些奇怪，高岗来了，林彪仍躺着不起来。叶群让我告诉高岗，首长睡了，高岗就走了。以后林彪搬到西湖九莲村，高岗就再没有来过，李力群（高岗之妻）来过两次。
王汝钦，1951年入伍，1953至1956年任林彪内勤警卫员，兼作护理工作。1981年转业时担任某仓库副主任，1995年退休。
林彪给刘亚楼的两封信
1953年10月25日，林彪在杭州回103（刘亚楼）的信，不赞成103提自己担任重要职务。林彪在信中说：“亚楼同志：关于高（岗）所谈机构问题，盼你不仅不要对张、邓不必谈，且望在粤在汉在京对一切熟的同志亦均勿谈。高（岗）对我的估计是很高，态度是万分诚恳的。且主席亦重视我，但我自量是胜任不了的，故根本不敢想此问题。因此盼你亦了解此点，在谈话中勿涉及人事问题。林彪。”
1954年2月初，林彪给刘亚楼一封信，说：“刘亚楼同志，我对高岗的意见，请你转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七届四中全会前，高岗曾要林彪出任国务院总理），并请他考虑。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非常信任。他的意见不妥，我不会考虑。”刘亚楼立即把林彪的意思转告高岗，并对吴法宪说过。1965年刘亚楼逝世后，吴法宪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这封信。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吴法宪将此信交给林彪，林彪扔进马桶，被叶群拾出。“九一三”事件后，在（叶群）准备外逃的文件中发现。
叶群让高岗夫人李力群转给高岗的信
1953年11月28日，叶群托李力群给高岗一封信，汇报了林彪的病情，有一点好转。李力群在“九一三”事件后有揭发材料。此信是从公安部档案中查出来的。
高主席：
趁力群同志回京之便将林的近况报告给您。
近一个时期林的身体还好，一直没有发起烧来，每天仍坚持两三个小时的郊外汽车运动。有时天晴阳光好时也可在院中散散步，但不能太久，也不能遇风。遇风遇寒仍有出大汗及神经不安等现象，但不似去冬今夏之严重了，抵抗力亦在逐渐增强中。记得去年冬天房子要烧到22度高的温度，人穿了厚毛衣二件，呢子衣服及丝棉裤等还叫冷，还不时感冒。现在只穿薄毛衣一件，外罩薄呢衣服，可以适应20度的室温了。至于今夏不能行动，只能躺在躺椅上，还不叫别人动的怕风情形也大大减轻了，行动自由得多了。收到这样效果的原因，除病重时用了链霉素扑灭了炎症之外，最近主要还是由于：（一）采取了每天乘汽车在郊外转三小时的办法，这样既活动了血脉，增加运动，又借观玩风景转移了对病的注意，使人渐渐得到调整，使神经得到安抚。（二）则是改善了营养，现在能吃几种肉类及黄瓜、藕粉等，比过去一碗馒头一碗豆腐的素食办法是好多了，人也胖了，现在还争取他更安心的［地］坚持这个休养，知您十分挂念，特报告他的近况。并希勿念。
林也再三嘱转力群同志注意您的身体，忙中务希保重，应增加营养及休息时间。切勿弄坏。
最近两天华南送来点本年的柠檬及广柑给林。特趁力群同志回京带给您一点尝一尝。
林彪同志嘱我附笔问候您。专此
敬礼，叶群11月28日
林彪与工作人员
从1953年10月之后，林彪在杭州保健路一号住了两三个月，然后搬到西湖九莲村，住了半年左右。我的工作就是打针、喂药、打饭，那时连个暖壶也没有，开水也由我们内勤打。我在他身边三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在九莲村，林彪亲自交代：我这病需要身体活动，我本身不能蹦跳，需要有个晃动床帮助我运动。本来在北京身体很不好，吃饭都要喂。这回我从北京来，到杭州不用喂了，就是火车来回颠，我觉得身体挺舒服的。我现在不坐火车了，能不能做个上下颠的床？现在做个颠床特别容易，那时很难。技术人员用个把星期做好了，特别笨重，底下四条床腿装有弹簧，后面是电动机，噪声大，弹簧也响。震动又太厉害，林彪只睡了两晚，就再也不睡了。
后来，林彪就开始转车，靠汽车帮助运动。每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有时甚至三个小时转车。在杭州转到六和塔、钱塘江……天好的时候林彪也在院子散步，叶群常常拿个照相机给林彪拍照。
我记得在杭州三年间，毛泽东来看过林彪。毛泽东到杭州、广州至少五六次。来看望林彪，林彪不出门迎接。林彪在杭州时毛主席来过两次，一般半小时，四五十分钟。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杭州九莲村，毛主席一进门，林彪、叶群都在，我站在跟前。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报告你们好消息，我最近体重降了两公斤。”1955年林彪在广州，住的是广州军区大院谭政的房子，有一次毛主席有特殊事情，没有来，叫江青代替他来。
林彪在杭州住了一段，坐火车去了广西桂林，住了两晚，又坐火车到了南昌。在南昌住了半个月，记得有一次去看南昌起义的地方，是个四面围墙的营房，有一堵墙塌了一个缺口，林彪对叶群说：“我们就是从这里冲出去的。”
开会忘带老花镜
1954年5月中下旬，林彪从江西到了上海，以后又到了青岛。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林彪本不准备参加。他给毛主席去电话，毛主席回电话，“这是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选举国家主席，叫他一定要参加”。
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前不久的8月17日，高岗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林彪从青岛回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记得选举国家主席有个分组讨论。军队组来了十几个人，朱德、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等都来了。我把茶摆上，听朱德说：“咱们推选个组长吧。”林彪说：“叫小平呗。”邓小平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大伙说“行了，行了”。邓小平说：“咱们就酝酿酝酿主席人选……”我就出去了。
林彪参加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忘记带老花镜，借了何香凝的老花镜看稿子。可能着了点凉，回来发烧39度多。这是我在他那里三年，他病得最重的一次。北京医院派了一位姓刘的医生，诊断是感冒，让我给他打了退烧针。林彪对我说，这几天你辛苦辛苦，9月27日要选国家主席，争取之前退了烧，我必须到会。
我在毛家湾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我守着林彪，他睡在床上，我睡在单人沙发上，白天黑夜，只要他一喊，我就马上起来护理他。9月26日，林彪烧退了。他很高兴，说明天我一定要去参加会。这样，明天放你一天假，好好休息，这几天你累了。
[百度-南方周末]
1953年时高岗试探邓小平：谁才是中国的斯大林？
资料图：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商谈关于新中国开国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图为刘少奇同代表团成员高岗（右）、王稼祥（左）在莫斯科合影。
“新税制”风波中主持公道
195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从重庆举家迁往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同时还继续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不久，党内围绕新税制问题引发一场争论和斗争。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旧税制，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税制。1950年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根据当时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的实际，税法规定对国营工商业和合作社经济采取某些特殊优惠的政策，如规定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一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按八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三年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等。
到了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济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其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及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私营企业主看到国营经济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也就更多地来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批发营业税。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
这时，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不断增加税收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可是，由于出现上述情况，原定的税难以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对原有的税制作了重大修正。1952年底，政务院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修正后的税制。修正税制规定：一是试行商品流通税，即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各种税负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二是将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的一些项目合并简化；三是修订工商税，将工业品批发环节应交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四是取消对供销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和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一天，该报还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明确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在修正税制的过程中，由于操之过急，工作较粗糙，如方案提出来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新税制公布前也没有提交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没有直接向毛泽东进行汇报，听取他的意见。这样一来，修正后的税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使一些私营批发商得到了便宜，而工厂的税负则相应增加。同时，由于取消了对供销合作社的一些优待条件，使得供销部门的意见也很大。加之新税制公布时商业系统正在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个别商品也因为实行新税制的缘故而提了价。于是，新税制公布后，在一个短时间里，一些地方曾出现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
执行新税制中出现的问题，也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3年1月15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对“匆率发表”新税制提出批评，并要求主管机关将“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举条向他作报告。随后，财政部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并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解决发生的问题。经过努力，执行新税制中所发生的较大问题，很快都采取了补救措施，得到妥善解决。
随后，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的负责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将税制修正的情况和实行中出现的问题，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毛泽东再次对新税制提出了批评，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各大区、省市的财委主任都由党的第一书记兼)。大会的经常主持人是周恩来、高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邓小平。
财经工作会议一开始，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内容，而且各方面的批评，集中在具体负责税制修正的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身上。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薄一波于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讨。他说：“过去财经工作的错误是很多的，枝节地讲不解决问题，我想主要的一条是对党在过渡时期的财经总政策钻研不深，没有彻底解决，而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后期，没有总结出从方针到政策的整套办法来。”他还承认修正税制没有从总的政策出发加以考虑，没有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典型试验，主观轻率从事，因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错误。
可是，薄一波的检讨并未过关，而且会议的气氛反而紧张起来。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会议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薄一波不得不作了第二次检讨。在这个过程中，高岗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更多权力的目的，利用财经工作和“新税制”中存在的问题，以批薄一波为名，把矛头对向刘少奇，企图先推倒刘少奇，再推倒周恩来，实现其篡党夺权目的。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污蔑中央有“圈圈”。高岗无中生有地说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也有一个“圈圈”。高岗将矛头对向刘少奇的同时，还竭力鼓吹他自己能力如何强，历史上如何正确，似乎党内除了毛泽东，就数他高岗有水平了。
高岗在批判薄一波的发言中，无限上纲，随意给薄一波扣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品质不良”等一顶顶大帽子。他在发言中，采取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如1947年土地改革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玩起“批薄射刘”诡计。
财经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与高岗一唱一和，策动对薄一波的批判斗争。饶漱石指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未到会是“消极抵抗”，一再逼安子文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饶漱石还不顾毛泽东要加强团结的指示，在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把所谓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1953年3月初，高岗找到安子文，说毛泽东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共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同饶漱石谈过。高、饶明知这样做不妥，却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发，制造党内矛盾)提了出来，进一步增加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由于高岗、饶漱石从中作梗，致使财经工作会议开了两个月，还迟迟作不出结论。最后还是毛泽东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出了个主意，要周恩来去“搬兵”，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
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在北戴河，得到周恩来“搬兵”的通知后，立即回到北京参加了会议。陈云在发言中一方面对薄一波在“新税制”中存在的缺点作了善意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中财委内部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不会没有，但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邓小平在发言中则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由于陈云、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公道话，使会议气氛发生了变化，结论也就比较好作了。8月11日晚，会议由陈云主持，周恩来做了总结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一方面，他批评了“新税制”的错误，认为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错误不是“带路线性”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批评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谦虚、坚韧的精神。这样，因新税税制引起的党内风波得以平息。
严词拒绝高岗的拉拢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是高岗、饶漱石政治野心的最初暴露，但他们并未就此收敛，反而进一步滑向分裂党的深渊。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我国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中共中央是否增加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也提出要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和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到了，便伙同饶漱石，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大肆捏造和散布毛泽东对刘少奇工作不满的谣言，别有用心地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自己搞政治局。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1953年10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游说，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他散布大量的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做结论。他还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他企图用这套言论去煽动根据地和军队出身的干部同他一道，搞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高岗首先拉拢林彪，得到了支持他的承诺。他继而又找到了邓小平。在他看来，在各大区和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中，只要取得邓小平的支持就好办了。因为他认为，东北是他的根据地，自然是他说一不二；华东的饶漱石现在已和他一唱一和，上了一条船了；中南的林彪已经拉拢住；西北的彭德怀为人耿直；只有西南的邓小平交往不多，心中没底。1953年秋后，高岗找到邓小平，对邓小平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邓小平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挂在墙上的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的像(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说，就在这中间嘛！邓小平还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在坚持党性原则的邓小平这里，高岗碰了一鼻子灰。
高岗见拉拢邓小平不成，又去找陈云，说要向毛泽东建议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还提出“你一个，我一个。”邓小平和陈云都感到高岗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党的原则的，任其下去有分裂党的危险，乃及时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这样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在高岗四处活动之际，饶漱石也没有闲着，到处散布刘少奇的谣言，配合高岗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他本来是刘少奇在华中工作时培养起来的干部，但自从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误以为现在是高岗得势，刘少奇可能会“失势”，于是就不择手段通过打击副部长安子文，极力表白他不是刘少奇“圈圈”中的人，以取得高岗的信任。在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在安子文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后，饶漱石却仍抓住这件事不放，并煽风点火说：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中的安子文。
果不其然，财经工作会后不久，饶漱石未经中共中央同意，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安子文的斗争。他指责安子文起草的中组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中组部是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找饶漱石淡了一次话，表示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行事，不要再在中组部内部继续争吵。但利令智昏的饶漱石根本听不进去，在中组部召开的两次部务会议上，继续斗争安子文，还倒打一耙，指责安向刘少奇反映问题是“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逼迫安子文作检讨。
1953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内容原定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可是，饶漱石却在会上兴风作浪，煽动个别不明真相的地方党委组织部长同他一起攻击安子文，并把矛头对向刘少奇。尽管如此，仍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饶漱石不死心，在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说：“这次组织工作会议，该来的人没有来，不该来的倒来了一大堆。”毛泽东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就让邓小平问他谁该来，开个名单，统统请来。饶漱石心中有鬼，只点了陈赓的名字。原来，他听说解放战争时期陈赓率部在太行山地区活动时，因后勤供应问题曾对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的薄一波有过意见，又知道陈赓讲话无所顾忌，以为陈赓来了能放上—炮。其实陈赓根本不是那种人，他来开会后并没有如饶漱石所想的那样发言。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出现不正常情况后，毛泽东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上，刘少奇肯定了中组部过去工作的成绩，同时对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邓小平也在会上强调：中组部工作的成绩，“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的。”
妥善处理高、饶问题
高岗、饶漱石本来是毛泽东信任的干部，把他们调来中央，本意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高、饶到北京后，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个人权欲迅速膨胀，拨弄是非，拉帮结派，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对党的团结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也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原本对高、饶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以来的不正常举动就有所察觉，邓小平、陈云汇报有关情况后，他进一步警觉起来，但他还是决定亲自“测试”一下。同年12月，他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准备外出休假，拟请刘少奇临时代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刘少奇谦逊地表示，还是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的其他人都认为还是按惯例由刘少奇主持，只有高岗表示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出来，从而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高、饶的问题。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29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对高、饶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严重警告。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同时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高、饶问题则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处理。
1954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四中全会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他们的问题。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对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不点名地批评说，如果其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发了言，严肃批评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于是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要使我们丧失敌情观念，必然要破坏我们党的团结，那我们就要丧失斗志，经不住敌人的任何袭击，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失败。”
邓小平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他强调，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他还说：“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最后，邓小平说，四中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四中全会的决议是一副消毒剂，每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这个决议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使全党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气，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这年2月中旬，分别举行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反以自杀(未遂)拒绝党的挽救。1954年8月17日，高岗再次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5年3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揭发了高岗、饶漱石一系列的反党阴谋活动，回顾了党同高岗、饶漱石斗争的经过，总结了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
报告指出：“党内的争论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公开合法地进行，必须严格禁止宗派的、分裂的、阴谋的活动。我们的党要求任何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和指示，同时容许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以便分清是非，达到正确的结论。党绝对禁止像高岗、饶漱石那样，用阴谋家的手段背着党的组织，暗中进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活动。”
报告强调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认为高岗、饶漱石在党的组织生活上总是一方面对上级闹独立性，另一方面总是在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中建立家长式的统治，否认集体领导，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同时他们也不敢按照党内合法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必须正确地发展党内民主，坚决地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次全国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事隔多年之后，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仍然肯定“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他说：“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饶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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