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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壳里的中兴:半推半就的同光年代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7-26

 

蛋壳里的中兴:半推半就的同光年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最终决定改弦更张,如恭亲王奕总结的,“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一思路下,清朝一度拥有了“世界前八”的北洋水师,但除此之外,在诸如教育、外交,乃至国家战略等看不见的环节,依旧落后于时代,表面繁荣的“同光中兴”,其实危如累卵。

  一、向西方学习,但有限度

  “坚船利炮”是西方世界给近代中国的第一印象,由此,“洋务新政”的首要之举即兵工建设,制造枪炮船舰。从安庆军械所到江南制造总局,从福州船政局到天津机器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中兴名臣”用心用力,苦心经营,效果却是不尽如人意。

  简单说,造枪、造炮、造船,都学会了,但无一不仿制,无一不落后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举例而言,江南制造总局造了近30年的枪,还设计不出一支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步枪,更不要说大批量生产;天津机器局为北洋舰队专供炮弹,却造不出作战急需的爆破弹。至于其他非军工类的官办企业,同样是死气沉沉,效率低下,而民间资本又长期被压制,毫无竞争力。

  事实证明,向西方学习不能零敲碎打而是系统工程,一个只会仿照枪炮而没有自我创新与自我造血功能的国家,除向列强买军舰、送订单,别无其他选择。纵观30年的“洋务新政”,清廷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既惧之(制度、实力)、又厌之(人种、文化),实行的是有距离的接触政策,只及器物、不及制度,只知皮毛、不知根本,充其量是“不介入、跟着走”,这与日本采取的主动追随融入的战略迥然不同,其发展速度与效果也由此差异巨大。

  以对西方的考察为例,清廷也曾派出斌椿考察团、蒲安臣使团前往欧美各国,但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弃置不用;而同一时期,日本派出岩仓具视考察团前往欧美,其成员回国后大多成为朝中巨子。再以教育为例,日本仿照西方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其“政府主导、全国动员、全民参与”的模式在数十年后成果斐然,到十九世纪末,日本小学入学率接近95%,而中国却是科举依旧,学习内容陈腐依旧,与时代越走越远。

  表面上看,清廷在甲午前的30年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年财政收入也恢复至8000万两左右,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与国土面积远少于中国的日本,其甲午前的财政收入也已接近清廷,而其投向军事的开支远高于后者。由此可知,所谓的“同光中兴”,不过是“蛋壳里的中兴”,在真正的考验面前,其“表面繁荣”势必一捅即破。

  二、军事有突破,但误判严重

  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主战派们意气风发,认为日本不过“蕞尔小国”,必定一战而胜,但外方评论对中方却大多持消极态度,如上海《德国新报》称日军与德国劲旅无殊,与中国交兵必操胜算;英国海军情报处也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日本军队之与中国军队,就像十九世纪的文明军队之与中世纪军队一样”;“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

  事实究竟如何呢?当时的清廷,确实号称有百万大军,并大体换上了近代枪械火炮,但扣掉60万完全不中用的八旗、绿营,其他湘淮勇营加上部分由绿营改编而来的练军,可用兵力不过40万人,其中李鸿章掌握的淮军精锐只有5万人。与日本25万的可用兵力相比,清军并不占优势,更何况在营制、训练、指挥、参谋、后勤等方面都要远远落后于日军。

  至于当时国人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此时也早已是明日黄花。不错,北洋舰队在1888年成军时,确实是樯橹如云、旌旗当空,并被国外军事年鉴排为“世界前八”,但从这一年开始,北洋舰队再未添过一舰一炮,而同时期的日本却以每年增加一艘新军舰的速度扩大规模。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实力已经超越了北洋舰队。

  当时的世界海军技术可谓日新月异,日本后来者居上,无论是定购还是自造的军舰,装备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和武器,其平均航速远超北洋舰队,而军舰上大规模装备的速射炮,更是北洋舰队所不具备的。就事论事,甲午前的北洋舰队除“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在装甲、吨位和巨炮上占据绝对优势外,其他几乎都处于劣势。就这样一支疲弱之师,最终被赶鸭子上架,输得毫无脾气。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场悲剧?长期的文治主义倾向,对时代与大局的误判,对海军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等,这些似乎都可以推到“女人当国”的替罪羊上,但归根结底,还是农业社会的底子、“小政府”的治理模式导致清廷严重缺乏战争动员能力与机制,国家虽大、人口虽多、资源虽丰富,但根本应付不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近代战争。

  三、在朝有优势,但难以为继

  明清以后,中国传统宗藩体制日趋成熟而稳固,但好景不长的是,随着欧美列强的东来及日本的崛起,这一体制从四面八方都面临着解体之势。其中,守卫东北藩篱、最为清廷重视的头等朝贡国朝鲜,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遭到了日本强有力的渗透。

  早在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使馆及人员被毁被杀,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国内。事后,日方不肯善罢甘休,但就在日本出兵的同时,清廷一改此前的拖沓而果断下令派庆军入朝平乱,结果清军在北洋兵舰的护送下抢先进入韩京,在兵力远少于中方的情况下,日方只得知难而退。

  事后,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其训练新军,朝鲜的外交事务与海关也掌握在清廷委派官员手中。由此,日本在朝势力被大大压制而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为增强。两年后,心有不甘的日本人勾结亲日的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大肆杀害亲华的朝鲜重臣并控制了局势。危急关头,庆军营务处总理袁世凯挺身而出,一举挫败了日方及“开化党人”。由此,袁世凯崭露头角,继而成为“朝鲜监国”,一代枭雄就此起步。

  甲申政变后,李鸿章也意识到,“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话虽金石之言,但国势如此,李鸿章又岂能力挽狂澜?

  公式金满楼(历史学者)

  【中国人眼中的日本】

  “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以纸为币。虽兵制步武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问其师船,则以扶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寙,不耐风涛,小炮小舟而已,盖去中国定远铁船,超勇、扬威快船远甚。问其兵数,则陆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始杂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懦怯,又中国湘、淮各军远甚。夫其贫寡倾其危、国势若此,实难久存。”

  ——张佩纶(1882年)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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