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6-07
张闻天的“言人所不敢言”
最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提倡“讲真话”，之所以提倡，一方面是因为真话特别重要，没有它，这个社会就会偏离正轨，另一方面也说明如今敢讲真话的人不是太多。
讲真话的人不太多，与我们曾经对真话的压制不无关系。
1959年7月，鄱阳湖畔的庐山一片清凉，然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心中却像搁了块烙铁似的。7月12日，他对住在附近的彭德怀说：“会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要防止他像斯大林后期那样犯错误。”张闻天跟彭德怀讲这样的交心话，并非由于他们有如何深厚的友谊。在此前一些年里，张闻天只去过彭德怀家两次，只因为他们都在前一段时间下过乡，都感到有些问题要谈一下、说清楚，总结经验，以利于更好地工作。
7月18日前后，张闻天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劝他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还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换了某些人，发言的调子马上会变，但张闻天不是这样。他对秘书说：“不去管他，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其实，在此前后，胡乔木也告诉张闻天，毛泽东将要对彭老总开火，劝张闻天少说，但张闻天仍然表示决心要讲。
7月21日，张闻天发了言。他讲了些什么呢？他肯定彭德怀的信是好的，为信中受到指责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吹遍各部门”作辩护。张闻天对自己的发言很满意，他跟秘书说，希望这次发言能够促使会议讨论些实质问题。
7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逐一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意见，声称他们将自己抛到离右派只差30公里了。张闻天不服气，对秘书讲：“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他希望跟毛泽东当面交流意见，没有被批准。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迫离开外交部，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又向毛泽东转交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这是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等地调查研究了两个多月写成的。报告提出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调整工农业生产比价等政策建议。张闻天的夫人劝他不要送这个东西，说会“引火烧身”，张闻天却坚持要送上去。结果不出其夫人所料：报告送上去不到两个月，中共就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重点批判“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并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一步审查，张闻天的这篇报告成了新证据。
张闻天讲真话所折射的人性光辉非常让人感动，首先这种真话折射了一个人内心的良知。良知是人性善良之一部分，它代表着我们灵魂深处的真诚，呈现着我们对社会与他人的负责。张闻天发表意见之前扎扎实实做过调查研究，手里握有大把的真相，如果他顺着某些上位者的意思去说话，固然可以明哲保身，却必须以内心撕裂为代价，这是正直的张闻天绝不能接受的。我们从一段对话里可以看出张闻天其时的心态。张闻天背着“反党集团”分子的包袱回到北京，他的妻子问他：“你做外交工作，对经济问题何必多讲呢。”张闻天说：“我非讲不可，老百姓都快没有饭吃啦！经济再这样搞下去，人民生活怎么得了？”
张闻天式的真话更需要殒身不恤的勇气。在正常的社会里，说真话会得到鼓励，真话说得越多，一个人得到的尊敬越多；但在一个政治不够理性的时代，说真话就要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原因很简单：真话掀开的是事物深处的残酷真相，它很可能让某些上位者因难堪而生出恼怒。在庐山会议上，消息灵通人士将话说到了那种程度，极富政治经验的张闻天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讲真话的后果，但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将这一切置之度外，即使牺牲自己，也无怨无悔。这样的真话，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比整个世界的重量还要重。
因为敢于言别人所不敢言，因为言了之后无怨无悔，张闻天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灯标。
[腾讯网-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