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11-19
张闻天之子张虹生：“文革”中被流放的父亲
口述/张虹生 作者/周海滨
近日，口述历史作家周海滨的新作《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中，张闻天之子张虹生讲述了张闻天在肇庆鲜为人知的六年流放生活，和“肇庆文稿”得以保存的过程……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69年10月20日，有人向他们宣布解除“监护”，遣送广东的中小城市，限三天之内离开北京。10月24日，他们带着养女小倩，在专案组的监送下，坐上了“北京—广州”的特快列车。
26日到达广州，暂住广州军区第二招待所。三天后，被送到离广州110公里的肇庆，住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干部宿舍的一所平房里，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在那里，他们整整生活了六年。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还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父亲当时的半导体，短波没有被去掉，因为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和俄语等多国语言，因此他有时会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新闻，身边监视的人发现后汇报上去了。
上面就下文，禁止收听，后来他改用耳塞在室内听。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
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在肇庆时，父亲曾分别向我和蔚训、秀君等亲属谈到，他很想有一天能在大会上发发言，文稿将来能出出书，给决策者们作作参考，能再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样过去受我株连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恢复名誉后都能施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父母生活上的艰苦也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的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以至于刚到肇庆时只能向军分区借款权当生活费用。他们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鸡蛋都很少有。
三个月后，上面才发给他们每月一点“生活费”。即便这样，他们也是一星期甚至半个月才买一条鱼或一点肉。两位老人自己做饭，料理家务。
1974年夏天，父亲被允许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与工作。但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甚至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后才能去看；监管人员每月都要往上汇报一次思想动态，有重大思想问题更要及时汇报。
父亲被监视得很严，干什么、写什么都是要汇报的。所以父亲写什么都是背着他们写。或许父亲比较有人格魅力，主要负责监视的警卫员对父亲渐渐佩服起来，对他的看管就放松起来，父亲就有机会多写一些文章。
由于比较同情父亲，这个警卫员后来就被复员了。临走时，父亲把一个收音机送给了他。
我一共去过肇庆两次，父亲跟我谈得比较多，他的“肇庆文稿”的基本思想都跟我谈过，因为当时我终究是上了大学的，在新疆也比较爱看书。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坠机身亡。父亲意识到“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10月12日起，他开始秘密地写作一部近10万字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稿。这批理论文稿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
父亲在“肇庆文稿”中，总结了我国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系统地批驳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指出当时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
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点，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
父亲说建国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阶级教育要不要搞呢？要搞，主要是思想教育，特别是干部的思想教育要搞。但他说思想教育不能用运动去搞，运动是不能提高人的思想的，而且往往起副作用。
在肇庆，父亲最大的乐趣还是看书思考，除了吃饭和散步，他从早到晚都在书房里。他一天的生活跟书分不开，看书、写笔记、写文章。我妈妈说，他写的文章太多，笔头快，他的文章总共算起来大概有五六千万字。
1974年夏天，“肇庆文稿”基本写成。父亲的外甥，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当教师的马文奇利用暑假，从上海过来。父亲让他誊写文稿。
回到上海后，马文奇为便于分散保存，接连抄了三份，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抄完后，他从原稿不连接的三处抽出六页留下，作为证据，其余都按父亲的嘱咐销毁。
父亲经中央同意，1975年8月25日深夜迁居到了无锡。1976年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
1976年9月，母亲到北京瞻仰毛泽东遗容。王震见到母亲说：“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写的稿子你千万不能烧掉啊，一定要保管好，如果不方便，把它放到我这里。”母亲就把一部分文稿寄存在王震那里。这样一来，“肇庆文稿”才得以幸存出版。
唯一遗憾的是，父亲想在“会上谈谈”的遗愿，成了永远的遗憾！
[人民网]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
上庐山，参加小组会议
1959年6月30日离京赴江西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月2日-16日被编入华北组，参加小组讨论。根据会议初期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左”的错误的议题，曾在小组会发言说：大跃进也给外交部门的一些工作造成了被动，尤其是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有的兄弟国家还跟我们学跃进，搞得也很被动。会议初期，还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一书。其间曾结合“大跃进”实际，向身边秘书发表过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容破坏等见解。还说，现在就是骄傲了，这几年搞得不错，就不知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当年斯大林所说，胜利冲昏头脑，不过不说罢了。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这次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我们这种人也不知道怎样开法。
7月10日前后让秘书起草致毛泽东的信，并拟出提纲，交代要写的内容，大体包括对缺点的估计，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结合，经济工作中的民主集中制，党的民主作风等等，要求写得具体一些，以便使问题形象化，使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信稿写成后因认为太空洞而未发出。
7月12日同住在邻近的（河东路176号）彭德怀交谈说：会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西北组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送出。此前张闻天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有听完便走了。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向政治局几位常委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通知林彪、彭真、黄克诚、宋任穷、安子文等人上山，提出会议小组进行调整，将地区打乱，重新编组。在此前后，一面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话，要他们“硬着头皮顶住”。还对王任重说，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现在不表示态度。一面于17日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称现在是反冒进，自己是反冒进头子。会议中则围绕对彭信的评论出现不同的反响与紧张气氛。相当一部分人同意彭信的观点，肯定彭的精神，不少人对彭信提出质疑。少数人认为信是“针对主席”的，信中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说的“路线错误”，也就是要“更换领导”。
7月17日-8月1日被编入第二组，通称华东组，参加小组会议。组长柯庆施。
准备发言提纲，并在小组会上阐述13个问题
7月18日前后决心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月20日前后在准备发言提纲过程中接到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对秘书说：“不去管它！”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在此前后，胡乔木也来电话告张，毛主席将要对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议中对彭德怀的批评逐步升温的气氛不合，表示担心会挨批评，但张闻天仍表示决心要讲。
7月21日下午在庐山会议华东组会上发言，讲了三个小时，分十三个问题：（一）大跃进的成绩；（二）缺点；（三）缺点的后果；（四）对缺点的估计；（五）产生缺点的原因；（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经济；（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九）民主和集中；（十）缺点讲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问题；（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对产生缺点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指出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就成了主观主义，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发言指出，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我们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的意见。”“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发言最后肯定彭德怀的信是好的，为信中受到指谪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吹遍各部门”等提法作了辩护。发言不时被插话所打断，会场气氛紧张。除华东组的记录外，张闻天还让自己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稿以《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张闻天选集》（四）。
同日发言结束后对秘书表示，希望这次发言能够导致会议讨论些问题。晚饭后见到彭德怀说，今天我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将张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逐一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意见，声称他们把自己抛到离右派只差三十公里了。由此开始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张闻天从会场回来后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
同日庐山会议简报（二十）刊出张闻天7月21日在华东组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7月24日在讨论毛泽东的讲话的华东组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没有经验，从旁边看的，与整个群众运动联系得不够。同时觉得你们不大愿意听，我们要讲缺点，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经常讲出来，经过争论，认识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有顾虑的人还是不少的。彭总写了一封信，引起大家争论，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怕争论，有话就讲，大家认识一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讲什么，就没有什么紧张了。我有时也想，不关我的事，我讲不讲，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讲了以后还有些后悔，我何必讲呢？紧张状态的确是存在的，养成民主风气很重要。这里都是负责同志，下面更严重些。”这篇发言以《在庐山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四）。
被迫承认“右倾”期待“满天云雾散”
7月24日前后会议秘书机构送来张闻天发言记录全文，要求核对。张闻天知道在当时情况下，发言记录印发出来只能成为恶意批判的靶子，因而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拒绝见面。又求见刘少奇，当面向刘表示希望不要印发记录。刘少奇表示可以考虑。但是最终还是在27日作为“庐山会议文件74”印发。
7月26日在小组会发言说：参加庐山会议前，对成绩没有怀疑，但认为问题和缺点也不少，希望这次会议把这些问题的性质和程度弄清楚。参加会议后，对有些同志怕讲缺点，心中有些不满，觉得既然要总结经验，那就要讲缺点。因此在小组会上，在肯定了大跃进和总路线以后就大讲了一通缺点，还批评了一些不愿意讲缺点的论点。我当时自以为这样做是出于责任心，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并不怀疑自己立场有什么问题。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开始时对主席所说的立场问题、动摇问题体会不是那么深刻。当时以为自己的立场是拥护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在上次发言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也都讲了这一点。但是为什么我强调缺点和反面的经验？“实际上”确是“立场问题动摇问题”。
同日毛泽东写《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指出：现在党内外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涨，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同时，各分组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随即骤然升级。
7月31日、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住处“美庐”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彭德怀“谈话”。张闻天未被允许参加，但毛泽东的谈话中说：洛甫是理论家，这次犯有错误。洛甫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讲话号召反右，说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还指责张闻天说，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同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印发。信中指责张闻天陷入所谓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武文合璧，相得益彰”，讥讽张闻天从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尽是假的”，认定张闻天是“旧病复发”，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对此张闻天自我解嘲说：“哪里有什么‘军事俱乐部’，要说‘文化俱乐部’倒还差不多。”又反问：“怎么说‘尽是假的’？”
同日写出书面检讨，被迫承认“右倾”，犯了“政治性的严重错误”。由于思想实在转不过弯来，无法下笔，这份检讨只得由秘书代劳写成。
8月3日交出书面检讨。同时给毛泽东写信，除违心地表示接受批评外，也表达了希望得到谅解的心情，期待“满天云雾散了，又是明朗的青天”。
8月3日-10日参加华东组和第二联组（约于7月7日编成）的会议，接受批判斗争和追问，被迫交代与彭德怀等人的联系。承认自己“实际上”反对总路线，反对毛主席，但在回答什么是“反党集团”的目的、计划时总是说“我脑子里不清楚”，“脑子里模模糊糊的”。同彭德怀来往较多，一方面是因为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点，感到为什么不能讲缺点，感到总结缺点经验谈得少，希望把缺点的经验谈得深刻一点，以后可以不犯。这个思想有共同点。对“里通外国”问题严正声明：“是完全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对于会上批判的关键问题即所谓“反党集团”的目标是反对毛主席，进而推翻毛主席，则回到住所后对秘书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又说：“大跃进的问题纠正也只能靠他。”
8月9日在小组会上受到猛烈斗争和追查。会后心情沉重，驱车前往牯岭镇外山中，眺望远方良久，回头对身边秘书说：他们在追“秘密反党计划”，好像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这种做法危险，没有什么材料，想这样逼出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来。8月11日毛泽东在全会大会上讲话，认定彭德怀是经验主义，张闻天是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都没有精神准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
8月12日准备在全会大会上作检讨。当写到在民主问题上的“错误”时，边写边对秘书说：所以问题还是党内民主，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
8月13日被迫在全会大会上检讨，承认犯了“反党的右倾路线错误”，自己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和彭德怀的信是“这条错误路线的纲领性的文件”，表示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就是损害党的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必须保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检讨发言后，受到追问“斯大林晚年错误”这句话，坦率承认这句话是在同彭德怀谈话中讲的，是从说毛泽东同志说了算，毛泽东同志不民主，集体领导等问题扯起来的。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后者指责“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他们“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宣布把他们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岗位，但保留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8月18日离开庐山返回北京。行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还说：“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与夫人吐露庐山会议之“抗争”的心迹
8月20日回到北京。夫人刘英说，你做外交工作，对经济问题何必多去讲呢！何方也为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还说：“事实上我非讲不可，老百姓都快没有饭吃啦！经济这样搞下去，人民生活怎么得了。”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要讲，则是必然。“‘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讲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他问刘英：“你看我讲的哪点不是实情？”并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能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在党的会议上，有什么想法，都允许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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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张闻天“三让总书记”之谜
本文摘自《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徐焰 马祥林 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红军万里长征的途中，中共中央在特殊环境中产生了一位总负责人，这就是“留日留美复留俄”，有着“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笔名为洛甫)。这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举止有着学者风范的领导人，被毛泽东开玩笑地称为“明君”。他配合毛泽东开好了遵义会议，又在征途中“三让总书记”，显示出不计个人名利的坦荡胸怀。
“明君”曾经三让总书记
2月上旬，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许多领导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负责下去，常委分工问题应解决。2月5日，在一个“鸡鸣三省”(即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里宿营后，中央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当时有人也称为总书记)。
当时博古也认识到自己缺乏斗争经验，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有人劝他不要“交权”，博古还是襟怀坦荡表示应该服从集体决定。这一交权形式很简单，就是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总戴着眼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常在沉思问题，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一再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希望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以身体不好并忙于军务为由拒绝。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讨论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
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身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的张国焘伸手要权。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又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泽东经过考虑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于是中央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有远见的，因为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另立中央，从组织程序看是严重的反党行为。若是让他事先担任了总书记，怎么定性就不好说了。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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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称张闻天为“翰林”欲予重用 被刘少奇否决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
高岗颇有工作能力。毛泽东曾对秘书叶子龙说过：“高麻子这人能干事。”（《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1937年底，王明、康生返国，王明被誉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高岗却异常反感这些教条主义者，在背后提醒说：“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原来是祸从天降！”（《我的一生——师哲自述》）而作为旁观者的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也说高岗是一个“能干的、意志坚强的人”。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死，事后在集市上有个农民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保安处知晓后即拘捕了这个农民。高岗把这一消息告知毛泽东，毛泽东摸清情况后，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减轻了边区农民的负担。（《我的一生——师哲自述》）
194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任弼时提交的《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斗争》的报告时，决定成立一个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刘少奇任主任。高岗在“反内奸斗争”中还是比较注意方式和火候的，他指出：“反特斗争要坚决采取群众反奸路线与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应严格区别党内反特斗争与党外反特斗争，稳定多数、打击少数。已经逮捕审讯清楚并有改悔表示的可以释放，少数必须枪毙的也暂不枪毙。”（高岗、周兴致习仲勋、师哲电——与敌特作斗争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1945》）当康生推行的“审干”、“抢救”等极左的政治运动进入白热化时，高岗主动向毛泽东汇报了实情：“西北干部都是一块战斗过来的，怎么能同特务联系上？”（《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由于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徐特立、高岗等人的如实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从而一举中止了“抢救运动”，赢得了干部群众的欢迎。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把战略目光投向了东北，为此专门成立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出大量干部前往东北，高岗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945年6月16日，中央来电，全面改组东北局领导层。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兼副政治委员。6月24日，高岗兼任东北局秘书长，成为林彪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助手。1949年3月11日，高岗正式就任东北局书记。在高岗主导东北期间，东北地区的工业经过三年多的恢复，在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出历史上最高水平（1943年）10%以上。而农业生产也与历史最高水平相近，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已经上升为中农，其中一部分即20%还是富裕中农。严济慈后来回忆说：“金鸡报捷，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唱建设之歌。”
除了狠抓工农业生产，高岗还在用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诚招天下士、广揽四方才”来形容东北局的用人政策并不过誉。东北解放后，大批干部被抽调入关，人才储备出现了真空。针对这一现状，高岗积极采纳陈云、张闻天的建议，不仅派专人到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招聘知识分子，动员一些著名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到东北工作，本人还亲自在党代会上作《站在经济建设最前面》的报告，号召“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就成为内行，成为专家”，鼓励技术人才脱颖而出。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截至1952年，东北培养了10万余名新生干部投入一线，稍后培养出来的8万多名工人干部也成为工业战线的骨干。高岗还同张闻天研究，请张出面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报经中央审批，信中提到了请苏联对东北地区施以援助。1949年7月，高岗随同刘少奇访苏，代表东北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了12个月的易货贸易协定，苏方派出近200名专家来华支援建设。
高岗的用人虽有所偏狭，但在东北时期至少保持了一部分“五湖四海”的优良传统。他不以“山头”为唯一依归，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搞论资排辈”。像马洪、华明、安志文等人都是在高岗身边工作过，并被一点点发现培养起来的。对于那些因为党内斗争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资格”，高岗也不避忌讳，一体信用。例如张闻天，他虽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已没有多少权力。但高岗对张闻天很尊重，称他是“翰林”，认为张闻天有学问、有能力，在制订很多重大方针、政策时都请张闻天过目或起草。高岗甚至还提议张闻天重新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但被刘少奇否决，因为刘认为张闻天是“教条主义者，不能管党”。（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张明远《我的回忆》）
凯丰（何克全）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在1947年以后，凯丰逐渐淡出高层，以后担任了中共沈阳市委书记，高岗对他仍旧很尊重，看重他的理论水平。对于在工作中有分歧的领导干部，高岗还表现出难得的宽容。他和张秀山是多年的战友，在一些问题上各执己见，甚至到了争吵的地步。有的人看到了，对张秀山说：“你怎么跟高主席这样争吵”，张秀山则说：“有不同的意见就要争论，在红26军、在延安时，讨论问题经常是这样的。”这说明高岗并没有把彼此争论问题时持有的态度带到个人看法上。林枫在彭真的去留问题上与林彪、高岗有很大的异议，但就是这样，在高岗行将离开东北时，却嘱咐张明远说：“由林枫主持东北局的工作，由他管全面。”（张明远《我的回忆》；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
有人曾在背后说高岗领导的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刘少奇针对这一不负责任的说法批评道：“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并请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听那些闲话，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张明远《我的回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高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是时，党内领导人兼任军委副主席的只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四人而已，高岗跻身其中，说明了他的分量。上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高岗坐镇大后方，殚精竭虑为协助彭德怀的前方作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彭德怀获得朝鲜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后，在志愿军党委会议上说：“如果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的。”（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后来军内还流传一个有关高岗支援前方志愿军战士吃“炒面”的笑话。1953年6月16日上午，秦基伟奉命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及志愿军战士的吃穿问题，说战士们作战很苦。秦基伟说：“战士们都说毛主席对我们最关心，专门给高岗副主席打电话，叫给志愿军吃好点。高岗副主席听错了，听成让给志愿军吃炒面，所以志愿军天天吃炒面。”毛泽东信以为真：“我没有这样说呀。”秦基伟说：“是战士们讲高岗副主席的俏皮话，算是个笑话。”毛泽东听后大笑：“还是不愿吃炒面啊。”（秦基伟《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高岗虽人在东北，却对身处北京、操劳国务的毛泽东的身体健康极为惦念。有一次，他打了一只老虎，用虎骨泡酒专程送给毛泽东滋补。毛泽东看后，说了一句：“这个高麻子。”这些虎骨酒的下落后来在聂卫平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当时，胡耀邦见我把茅台酒留给了中国足球，便又送给我一瓶虎骨酒。这瓶虎骨酒也颇有些来历：五十年代初，高岗还在当‘东北王’时，曾亲手打死一只老虎。他用老虎的骨头泡了一坛酒，并将这坛酒送给了毛泽东主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叫人将这坛酒埋在了地下。几十年来风云变幻，当年埋酒的人早已不知去向，这件事似乎也已被人遗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才发现这坛酒。酒封得好好的，上面还有个说明，这样人们才知这坛酒的来历。后来酒被分成了十几瓶，分别送给了当时中央的老同志，胡耀邦也分得一瓶。然而，平易近人的胡耀邦又把这瓶酒转送给了我，怎不令人感动！”（聂卫平《围棋人生》，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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