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6-02
1964年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我骂娘没有用，你厉害
本文摘自《“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 著，人民出版社 出版
毛泽东对社教运动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指责“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还谈到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革'的种子。”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看法出现了严重分歧。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提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叫贪污犯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接着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的问题并不很热心，且隐隐约约表现出对刘少奇有看法。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也有所流露。
1964年11月底，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对于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刘少奇并无准备，只得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谢）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毛泽东说刘少奇“厉害”，也是事出有因。毛泽东曾一再要求干部下去蹲点，可有些干部就是不下去，他也似乎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而刘少奇负责“四清”一线工作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对一些干部进行严厉批评。刘少奇还不止一次地讲，不下去蹲点的干部，不能作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当司局长，也不能当中央委员。他还对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讲过同样的话。这样一来，不长的时间，就有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名司局长离开机关下去蹲点了。刘少奇还讲过，现在搞社教运动，过去搞调查研究的办法不行，得学会扎根串联。这样的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也就难免产生某种不快了。
12月16日之后，会议是上午小组讨论，下午举行全体会议。两年多的社教运动的结果，不但未能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发现形势越来越严峻。在会上的发言中，中南局的陶铸提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西北局的刘澜涛说，县以上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在50%以上，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反革命，自己可能是反革命。华北局的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四清”、“五反”如此。山西8个重点县县委，已烂掉3个，常委72人有问题的38人。浙江省第一书记江华则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其比例已不止三分之一。
1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要刘少奇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就要刘少奇先讲话。
刘少奇一开始就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裕农民阶层同广大贫下中农的矛盾，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同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问题是这一批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他又说：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显然，毛泽东认为这一次要解决的是这些“当权派”的问题。
刘少奇似乎没有跟上毛泽东的认识，继续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提出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派？ 毛泽东又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有一亿四，那恐怕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他还说：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刘少奇始终放不下主要矛盾问题，又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认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时，彭真插话说：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说：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话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又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这时，参加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脱口而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立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解释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建国之后，毛泽东没有公开为自己做过生日，但这一次，他主动提出要请一些人吃饭，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吃饭是在晚上进行的，参加者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部分劳动模范和科学家，以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共40多人。 毛泽东一走进宴会厅，就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接着又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这是一次气氛紧张的生日宴会。据参加宴会的薄一波回忆：“在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又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12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为“十七条”。这十七条即：运动性质，统一提法，工作方法，抓全面，时间，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相结合，工作队队员，集团问题，给出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生产队规模，基层干部任期，监督问题，四大民主，工作态度。最后一条是讲以上各条原则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文件第一条就是讲运动的性质，并列举了几种提法：（一）“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文件认为，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并且强调：“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这天的会议上，陈伯达就矛盾问题作解释时说：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在发言中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② 28日的会议仍是围绕“十七条”的内容进行讨论。这天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前，他向工作人员要去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将之带入了会场。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等人发言后，毛泽东作了讲话。 关于“四清”的性质问题，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
“十七条”中的第十六条规定，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干部在工作态度上，必须“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毛泽东对此表示：就是要讲民主。天天说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
毛泽东讲完后，其他人又对“十七条”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就在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拿出了带来的那两本书，并且又讲话了，而且语气很严肃。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第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最后，毛泽东说：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毛泽东讲这番话时，着实一时让与会者摸不到头脑。其实，他是有所指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的讲话比较长，只讲了一个开头就将其打断了。对这两件，毛泽东很不满意。这天的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十七条”，并于同一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十七条”提出：社教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中央部门、省、地、县、区、社的那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十七条”规定，今后城市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十七条”规定了社教运动的具体方法，这就是：（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二）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三）讲文件，要抓要点，要讲两条道路的斗争，讲阶级斗争。要结合运动的发展，该讲什么就讲什么。（四）在运动中，要抓生产，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五）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于有错误的干部，要鼓励他们交代问题，揭露问题，改正错误。（六）对严重“四不清”的当权派，也要见见面，宣布来意，向他们做工作。（七）情况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烂掉了的。
“十七条”还就如何兼顾点和面的关系、运动的时间、对隐瞒土地的政策、工作队的成员、集团问题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按照预定的时间，中央工作会议到这一天就算结束了，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也开始陆续返回。可是，过了两天，中央办公厅又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则在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 原来，毛泽东对会议就这么结束不满。据曾志回忆：会议结束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京剧《红灯记》。演出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毛泽东又问：“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回答说：“有的走了。”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965年1月3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大那边的会一开完，刘少奇就赶忙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作了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一开始说：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1万5千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可以去学嘛。毛泽东讲到的“一个小县”，是指河北新城县。毛泽东认为，集中这么多工作队员在一起搞运动，人太多了，既没有必要也不需要这么多。运动不应该只依靠工作队，应该依靠百分之九十上的干部和群众。他说：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变。 毛泽东接着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他扭过脸问刘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他又说：（应该）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块、百把块、两百块的，他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毛泽东还表示，运动中发动群众，要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不要读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样扎根串联，“四清”只清干部，只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过了一天，即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对刘少奇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根串联，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否可以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要几个月就行了。搞运动首先要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 毛泽东还讲到了矛盾的性质问题。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那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按：即“前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讲到这里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时任煤炭部部长。经毛泽东这么一说，刘少奇不敢再说了。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批评刘少奇，除了在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及如何搞法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个主要原因外，也与当时正在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各地反映的情况有关。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会代表也都认为各方面的形势越来越好。在这天的会议上，宋任穷在讲话中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插话说：“在人代大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正如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这种气氛，各地对'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不满。” 这天下午，毛泽东还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找去谈话。毛泽东说，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党内开会一片黑暗。过去看不到蚂蚁（指阶级斗争），现在又说满地是蚂蚁。他还谈到了打歼灭战的问题，认为一个地方集中的工作队员太多了，并强调要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允许人家革命，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革命。
1965年1月6日，已经回去的省委书记们又陆续来到北京，继续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多次讲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对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作了批评。 1月13日，毛泽东在同一些省、自治区负责人谈话时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有听到反应。第二天，毛泽东在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了第一个“十条”，为什么刚过了三个月，9月北京又搞了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这项工作主要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文件仍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文件不但条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 “二十三条”与“十七条”比，增加了“形势”，“搞好运动的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面的工作”，“干部问题”、“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和“思想方法”等七条，去掉了“集团问题”这一条，全文共23条。
在“二十三条”的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对文件作了多处修改，并加了一段措辞很严厉的批语，如：“不是说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说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② “ 二十三条”提出，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待干部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多数；对于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干部，要尽可能早一点地解放出来，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四清”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也不要搞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规定，对于纠正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中的许多“左”的做法，维护农村的稳定，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二十三条”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四清”运动中“左”的指导思想，相反，它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并且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把斗争的矛头尖锐地对向了党的各级领导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十三条”去掉了原“十七条”中关于“扎根串联”的相关内容，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
此外，“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1月14日，此次历时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可是，这次会议却造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巨大的裂痕。经历了这次会议的许多人都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也为此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还在自己家里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他人的批评和帮助，并且让陈伯达将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①然而，刘少奇的这些努力，并非达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中央政治局在开会时，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事已至此，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已是无法弥合了。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革'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并且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1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要求点面结合对“二十三条”进行广泛宣传，点上要传达到全体“四清”工作队员，面上要向所有的干部群众进行宣传。中共中央还要求将文件印成布告，发给农村的每一个党支部和每一个大队在室内张贴，在城市的一切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支部和军队的连一级单位也要在室内张贴，以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孤立极少数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
随后，各地立即开展了对“二十三条”的宣传贯彻，并对前一阶段运动中的过“左”做法有所纠正。
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49个县结束了“四清”，占总数的32%。已经基本结束的有北京、上海两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辽宁两省。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转而酝酿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
[人民网]
刘少奇语出惊人,毛泽东"无人望其项背"的威望遭受危及?
本文摘自《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鲁彤 冯来刚 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1
1月25日，报告稿在刘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准备提交大会。报告总共4万多字。按照惯例和原定计划，报告须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由报告人刘少奇在1月27日的大会上宣读。
1月26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对他说：“好啊！既然报告已经印发，你就不要念这个稿子了，大家都学习了嘛！你还要讲什么，愿意讲什么，解释什么，就讲嘛！请你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
可是，第二天就要作报告了，怎么来得及写报告呢？
刘少奇还是接下来这个任务：“那么，大家继续开会，我先撤了！”
毛泽东一挥手：“我们也就聋子放炮——散了，现在散会，让少奇同志一个人去继续奋斗吧！”
就这样，刘少奇在准备七千人大会书面报告的同时，还要赶写口头讲话稿。刘少奇在大会前经一夜的思考，拟了个讲话提纲。在全体大会开始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休息室，传看刘少奇拟出的讲话稿提纲。
毛泽东看完一页，就传给下一位政治局常委看，就像接力赛似的一页一页传阅。讲话提纲总共才10多张纸，字又大，很清楚，不一会儿就看完了。政治局常委们对刘少奇的讲话提纲表示同意。
在书面报告里没有说的话，都在即席讲话中说了出来。的的确确对与会者的触动非常之大。
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
刘少奇的这个即席讲话，直指国内的困难形势及造成这种困难的缺点错误，还有解决的办法。
刘少奇讲话时只带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
这一点，令与会的代表们有些出乎意料。按照以往的惯例，刘少奇从中共八大开始，在中央召开的重大会议上作报告，都是拿着厚厚的一叠稿子念的。
而刘少奇的讲话内容，更出乎他们的意料。以往，报告几乎都是颂扬成就，鼓足干劲的内容。而今天，刘少奇却作了一个主要内容与以往不同的讲话：是以摆事实，讲道理，提出困难，分析困难，解决困难为主导。
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既综合了自己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又吸取了会议期间的一些反映，可以说是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纵横捭阖，如驰骋疆场上的将军一般虎虎有生气，吐出肺腑之言。
刘少奇没有重复书面报告的内容，而是“醍醐灌顶”，给各路诸侯“降温”，要他们认识到困难形势，也要他们认识到造成困难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
刘少奇实事求是，也敢于提出这样一个论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这句话打中了问题的要害。刘少奇是作了一个表率。
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刘少奇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得来的，都是掷地有声的大实话。
代表们屏息静听，全场鸦雀无声，大礼堂只响彻着刘少奇一个人的声音。
代表们完全被刘少奇的讲话所吸引，忘记了做记录：因为这是不同于书面报告的讲话。
后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农民的语言。”
刘少奇提出了在书面报告上没有讲明确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突破了传统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来了个“三七开”：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
刘少奇这一讲话，实际上就是要求对客观情况作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估计，而不是完全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例关系所束缚，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刘少奇所作的估计，着实令与会者有茅塞顿开之感，感觉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松动，好像解开了。
但是，刘少奇对缺点错误的认识，还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基础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初步肯定的基础上作出的。
“三面红旗”是最后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归结到造成困难的原因方面，也不可能认识得更深一层，而是说：“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刘少奇在讲话中的的确确触及到了这一根源，他批评了“大跃进”中出现的“共产风”，批评了一些不正确的口号和做法，同时也对“三面红旗”的结论问题留了余地：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让历史来作评判，让实践来说话，应该说，刘少奇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有历史眼光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这同时也是一种存疑的态度，虽然是在一段时间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后作结论。
这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对与会者的触动很大。
同时，刘少奇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口号，提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是直言不讳的：
有一个口号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作“条件论”，或者叫作“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否定重视条件，不能否定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
刘少奇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共鸣，也是与会者多年以来不敢启齿的难题：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也就是主观能动性，从而面对客观现实，还要硬着头皮“大干快上”。
症结就是对“左”和右的方向上，都怕犯右的错误，因而“宁‘左’勿右”，因而不断向“左”，再向“左”。
是“左”还是右？这是大多数党员干部不敢，没有勇气触及和回答的思想疙瘩，多年来的风浪，使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左”。
这一点，刘少奇也是直言不讳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是朝气蓬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在刘少奇看来，“左”和右同样都是方向性错误，都是路线性错误，二者都是错误的，不可能存在一者正确，一者错误。
向“左”和向右的任何偏差，都是不允许的。如果联系到一些具体的数字、指标或高或低，就说是“左”或者右，“这也是不正确的”。
更何况，这往往是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联系到一起的。因此，刘少奇说：“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
刘少奇提出，“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运动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这样。”
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不足，仅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刘少奇更深一步地触及到造成如此多的缺点错误的深层原因：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现象。
刘少奇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偏差是有关系的。
刘少奇的确感觉到了民主集中制在实行过程中的偏差问题。实际上把彭真所讲的“每个人都犯错误”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不仅仅是认识错误本身，更要抓住造成错误的根源问题。
刘少奇的讲话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他们由衷地对刘少奇的讲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一讲话是实事求是的。
刘少奇在大多数人那里得了满分。
当然，刘少奇的讲话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口味吗？他的讲话中对“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存疑，对“左”和右的批评，对“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老比例的否定，对人民公社、供给制、公共食堂的“一哄而起”的批评，对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而没有能够继续纠“左”的遗憾和批评，是否会危及到毛泽东的崇高威望？
这些批评和质疑，可以说也是实事求是的。但毛泽东会这么看吗？不一定。
后来毛泽东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了一张“大字报”，专门“联系”到了“1962年的右倾”。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说得更直白：“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因此，仍然有一些“聪明”人，自认为“曲高和寡”，抓住了刘少奇讲话的“漏洞”，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弹出了不和谐的音符。
这个人就是后来吃“大亏”的林彪。（未完）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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