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5-31
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直言不讳：还是崇拜我好一点
本文摘自《碰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十次思想观念交锋》，刘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
1956年，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显赫胜利和“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以及因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引发的波匈事件等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鉴于对形势的分析，毛泽东不能再支持对个人崇拜的批评了，不能一味地反对所有的个人崇拜。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又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的这一认识。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快地发展起来。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管下的国务院经济部门搞分散主义，并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泽东特别强调：“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68）
1958年3月，毛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指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的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02）事实上，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2）陈伯达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毛泽东还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M］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188）
反对个人崇拜，是因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此言一出，实际上给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对反冒进的严厉批判在前，又有对“正确的崇拜”的提倡在后，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了。所以，伴随着大跃进热潮的临近，党内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升温造势。成都会议上，对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人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有人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是我们难以赶上的。有人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柯庆施的调子更高，他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332）“党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02）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称颂更加突出。比如说，中国出现毛泽东，如同“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著为主”等。随后，1958年夏，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理论小组负责人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2）诸如此类的颂词反复出现，调子一次比一次高，这表明，个人崇拜的氛围已经在党内高层形成并且日渐浓厚。
在中共党内个人崇拜之风日渐显露的形势下，彭德怀为反对党内个人崇拜而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庐山会议最终成了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同时，也导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再度升温。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首先表现出坚定拥护个人崇拜的姿态。1959年8月1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进一步赞扬毛泽东，鼓吹个人崇拜。康生也不甘落后，1959年底，他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2）1963年，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所谓反对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6月14日，他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这个重要文献中说：“提倡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将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1965年毛泽东接见埃德加·斯诺时更加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确实存在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
“文革”开始后，个人崇拜恶性发展，演变成新的“造神”运动。林彪、江青、康生之流利用广大群众被运动所煽动起来的对领袖的狂热，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有：一、“天才说”。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泽东思想万岁［M］北京：战士出版社，19683）二、“三个里程碑”说。1967年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三、“四个伟大”说。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说：“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思想万岁［M］北京：战士出版社，19681）还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说等等。至于毛泽东的塑像、雕像、语录、像章，更是铺天盖地，无处不有，无人不有。
林彪在个人崇拜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党内明确不准反对个人崇拜，而要搞个人崇拜。以成都会议上提出两种个人崇拜为起点，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经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公开提出来了。面对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态度的变化，林彪从毛彭冲突中认清了毛泽东晚年的致命弱点，意识到搞个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是谋取个人权位的捷径。于是，利用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情，竭力鼓吹个人崇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造神运动”。
林彪制造个人崇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庐山会议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前。在这个阶段中，林彪频繁地颂扬毛泽东。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担任了国防部长，开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利用讲话、谈话、下达指示、主持起草会议文件、给《毛泽东选集》撰写介绍文章等各种机会，一再颂扬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一本万利的事”；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次赞颂毛泽东的机会。
第二个阶段，从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到“文革”开始。以七千人大会为标志，林彪把个人崇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不顾事实、真理和原则，阿谀奉承毛泽东。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了1958年以来我党错误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三年困难局面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在巨大胜利面前，头脑发热了，不谦虚谨慎了，不实事求是了。与会代表纷纷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林彪却作了一个与整个会议气氛极不协调的发言。他说：“困难局面的出现，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本来，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失误及其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负有重大责任，但林彪反而说这是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结果，阿谀之相显露无遗。
第三阶段，整个“文革”时期。“文革”开始后，林彪等人煽动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旷日持久的“造神”运动。
1966年，林彪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极力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讲天才论，声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10）同年9月18日，他又讲：“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11）
《毛主席语录》是林彪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摘录，中国人民人手一册。林彪凡公开露面，必手举语录频频晃动。“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个人崇拜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神运动伴之以惩罚与镇压，凡是反对者、怀疑者，甚至偶有口误、笔误者，都要予以惩处，或批判，或斗争，直至押入监狱，判处徒刑。这又使造神运动带上了恐怖气氛，增加了它的威势。
持续不断的造神狂热，最终形成以下一些观念：
第一，由于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他可以“洞察一切”，他的话“句句是真理”，所以用于检验人们思想和言行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语录标准，就是毛泽东不时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和他以前说过、写过的每一句话。
第二，对于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指示都必须“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一切照办”。革命与反革命，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归结到一点，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实际就是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
第三，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最能体现他伟大天才的，是他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列主义崭新阶段的主要标志。因此，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又集中表现为对待“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这三条也是“文革”期间达到顶峰的个人崇拜的主要内容。
其实，林彪大肆鼓吹“天才论”的真实目的，是把自己也打扮成天才，以便为自己抢班夺权奠定基础。然而他的主观目的却在客观上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但到了1970年12月前后，毛泽东开始指斥个人崇拜的许多做法，毛泽东这一态度使个人崇拜在形式上有所收敛。
“文革”时期，林彪大肆吹捧毛泽东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为了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面对林彪集团的兴风作浪，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是支持的，他批准了林彪的“5·18”讲话，决意做20世纪60年代“共产党的钟馗”。在中共九大上，林彪被党章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他并不满足。
九大以后，林彪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加快了夺权的步伐。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在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有组织有预谋地发难。他们采用的手法，是通过大肆宣讲所谓“天才”问题，竭力称颂毛泽东是“天才”，藉此吹捧林彪的“天才”，并且不顾毛泽东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做国家主席的意见，鼓吹设立国家主席，提出要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实际上是企图使林彪当上国家主席。在这次会议上，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变成了林彪集团向党发动进攻的一个锐利武器。但林彪集团的拙劣表演暴露了他们的夺权野心，使毛泽东对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真实用意以及个人崇拜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当即找林彪谈话，对他提出批评。正是这种认识，使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也有了变化。
1970年12月2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一方面为“文革”前期的个人崇拜辩解，另一方面对个人崇拜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个人崇拜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个人崇拜现在没必要了，要降温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毛泽东虽然提出没有必要搞个人崇拜了，但当时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群众性的个人崇拜的风气，他对待群众热情的一贯态度是加以引导而不泼冷水，因此他对个人崇拜的态度仍然只是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和废除个人崇拜。此后，特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全国范围内的个人崇拜的狂热同“文革”前期相比，的确有所降温，这一方面与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有关。
邓小平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反对不适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突出个人，更反对神化伟大人物，反对个人崇拜。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由在野党向执政党角色转换以后，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内在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二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甚至在“文革”期间出现了造神运动。这极大地危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和和谐的党群关系，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和损失。
早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尖锐地批判了党内开始滋生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他指出：党内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被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这不但会损害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还会把共产党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因此，在会议上，他告诫党的各级干部，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骄傲和个人崇拜会对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和贡献作出不正确的估价。一个人不管负什么责任，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所获得的成绩决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决不能贪天下之功，将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
1956年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又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和发展，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又专门论述了防止神化领袖和个人崇拜的问题。他指出：“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5）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从理论到实践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理论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5）实践上先是通过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然后逐步建立起干部退休制度，并且身体力行带头退休，并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切实有效地防止新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提高全党同志的思想认识。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使我们党的这一理论进一步得到深化。
其一，表现在党对个人崇拜性质的认识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把个人崇拜同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领导体制方面所存在的弊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研究。鉴于搞个人崇拜给我们党造成严重危害的历史教训，中央在《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突出个人”搞“不适当的纪念方法”，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进而在党的十二大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至此可以说我们党已从根本上解决了对个人崇拜的性质及其严重危害的认识问题。
其二，表现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的认识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仅进一步从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历史根源上分析了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而且着重从制度上进行了分析，使得我们党对个人崇拜产生原因的认识趋于全面。
其三，表现在我们党明确了克服个人崇拜的基本途径方面。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才能逐渐消除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影响，克服僵化体制的弊端，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同时，也能够使与社会主义的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和新的观念意识牢固地确立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发展，是从根本上消除个人崇拜现象的一个必要前提。其次，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实现相应的调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邓小平提出的要从政治方面解决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不断推进我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才能根除个人崇拜赖以存在的制度土壤。
总之，在邓小平的引导下，我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克服的途径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宝库，使反对个人崇拜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人民网]
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他的个人崇拜像宗教
本文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塔列朗曾经说过，外交家长着一根舌头是为了藏起自己的思想。这句话对政治家也适用。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我记得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但我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哄骗我们。
我退休几年以后，听到一种说法，说中苏争吵是我挑起的。我用不着来驳斥这种诽谤，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谣言是胡说八道。
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1）。
当毛的革命军队打了胜仗逼近上海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斯大林问：“为什么不打下上海呢？”
毛泽东回答说：“那里有六百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那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好，我问你，这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的话吗？
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依靠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不过，他的胜利根本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歪曲，因为他的胜利是在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赢得的。总之，毛泽东是个小资产阶级，他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始终是背道而驰的。
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定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们召集起来，问谁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后来我们常常拿这件事悄悄地开玩笑。贝利亚说：“你们知道谁知道吗？科兹洛夫斯基！（2）因为他经常唱这首歌『你无法数清这些宝石……』（歌剧《珍珠渔人》中的唱词）。”贝利亚喜欢煽动斯大林，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他说如果我们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
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就解决我们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我们把这个想法打电报告诉了毛泽东。中国人回电说，如果我们肯给他们贷款，他们就让我们在海南岛建立橡胶园。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但后来发现，他们给我们在海南岛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象样的橡胶园，这件事就算告吹了。
后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我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政府也没有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需要给人打过左脸以后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后来，竟有人恶意造谣说，我要对苏中争吵负责！使我特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这类无稽之谈，他说是我把毛泽东刺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假如尤金在这里当面对我讲这番话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第一个使我们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驻华大使。假如尤金强使我参与这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肯定会跟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跟铁托翻了脸；把尤金派到中国，我们又同毛泽东翻了脸。这并不是巧合。
但是有一点我尊敬尤金。为什么要把尤金派到中国去？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要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中国去帮助编《毛选》。毛泽东在他的着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养的人帮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出现错误。尤金就被选上了，去了北京。
在一段时间里，尤金和毛泽东相处得很亲密。毛泽东去拜访尤金的次数比尤金拜访毛泽东的次数还多。斯大林甚至有点担心尤金对毛泽东不够尊重，因为他让毛泽东来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泽东。总之，一切都很顺利。
后来，出乎意外，我们收到尤金一封长长的用密码拍来的电报，讲述了他从毛泽东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我们党以及尤金本人的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现在，再也不必担心毛泽东奉承尤金了。很明显，毛泽东根本就不尊敬尤金。我们决定把尤金调离中国。作为一个大使，尤金本来就是个很差的行政人员、很不称职的外交官，但是由于他和毛泽东维持着个人友好关系，他一直还是有用的。至于他那个按照严格意义来说的大使工作，就让它见鬼去吧，我们反正能够让驻北京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来照管这件事的。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见地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无论作为大使，还是作为我们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我们都无好处了。所以我们召回了他。可是现在，这位哲学家却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从我自己同毛泽东的关系来说，我总是力求公正和友好。不像斯大林，我从不试图占他的便宜。事实正好相反，中国人想占我们的便宜。例如，一九五四年（当时我国由于战争的缘故仍然处于饥荒挨饿和贫困不堪的境地），我们到了北京，周恩来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或许能送我们一所大学？”
我说：“你知道我们自己也很穷，我们或许比你们稍为富一点，但战争才结束，我们还没有喘过气来。”即使当时我们有自己的难处，我们还是把旅顺港和大连免费交给了中国，而且我们还在中国投入了巨额资金。
我们建筑了从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铁路。1957年毛泽东提起这件事时说：“乌兰巴托到北京的这条铁路对我们用处不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北京穿过群山通到哈萨克的铁路。”
我说：“你比我清楚你们自己的国土。我们原先考虑乌兰巴托这条路对你们来讲比较近，但我们也愿意通过哈萨克再开一条路到中国。这条铁路在你们境内的由你们建，在我们境内的由我们建，然后在边界接轨，这样不好吗？”
后来，周恩来又提起这条路：“是不是在我国境内的这一段也由你们来修？”我们看了一下地图，发现修这条路要削山跨河。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各修各的，照从前达成的协议办。”
我们开始建筑我们那一段铁路。在工程进行过程中，中国人又提出他们那一段路也由我们来修建。后来我们把铁路修到了边境，可是中国人的路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记得一九五四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在我访问北京时，气氛是典型的东方式的。每个人都殷勤、巴结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我还是看穿了他们的虚伪。我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和我互相热烈拥抱，互相亲颊。我们经常在一个游泳池旁躺着，像最要好的朋友那样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这实在甜得有点令人恶心。当时的气氛是令人作呕的。另外，毛泽东讲的某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戒备。我始终也没有搞清楚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想，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思想方法有点特别吧！总之，我觉得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过于简单化，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
例如，我记得毛泽东有一次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对我们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有什么想法？”
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简直弄不清楚你们提的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花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花，讨厌的花，甚至有毒的花。”毛泽东承认这对俄国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口号。关于『百花齐放』的口号，我们决定不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并不傻；他知道我们的沉默是表示对他这个口号不赞成。当然，实际上我很了解『百花齐放』是什么意思。那是说在文化艺术中要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但是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口号不过是个激将法。它意在鼓励人们更加公开地表现自己，以便将那些开放出来的颜色或气味不正的花统统摘掉丢到垃圾堆里去。
他还有另一个有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认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竟把美帝国主义当成纸老虎，而实际上它是一只危险的猛兽。他第一次提出『纸老虎』口号的时候，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好的，但是这个口号使我们有点为难，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提出来的。现在，中国人似乎暂时平静下来了，不再热中于『纸老虎』的提法了，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天到晚为它唱赞歌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我说：“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一百个，二百个，一千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一九五七年，他显然改变了他的调子。他来参加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一次亲切、坦率的交谈中，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国防部长朱可夫说，要是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你们将迅速回击。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我说：“毛泽东同志，朱可夫兄不代表他个人说这番话的，他代表中央委员会表达了集体的决定。我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们没有争吵，我们只是在友好地进行讨论。
毛泽东回答说，“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撤退。”
“撤到那里去？”
“你们曾经撤退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叁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作后盾。”
“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于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三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过此以后，什么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如果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还击的话，那就等于是请他们来打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警告是算数的。”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但是我们和中国的裂缝比这要深。中国人知道他们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是危险的。这次大会批判了个人崇拜、独裁和其他一切反民主、反党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当然懂得这种批判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大会揭露并谴责斯大林滥用权力，枪杀了成千上万的人。而毛泽东则正在步斯大林的后尘。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个复杂现象。所谓个人崇拜像宗教。很多世纪以来，人们总是祷告：“主，可怜我们；主，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这些祈祷是否都起了作用了呢？当然没有。但是人们还是照样办，继续相信皇天会降福的灵验。
毛主义的个人崇拜甚至在我国也有反映。大约在一九六二年，我发现我们的军人在印行毛泽东的军事着作。我立即请来了国防部长，对他说：“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我知道你们在发行毛泽东的着作。这简直荒谬！苏军打垮了德军的精锐部队，而毛泽东他们用了二十到二十五年的时间只是玩弄玩弄梭标和刺刀而已。可是现在你们却在发行毛的军事着作！为了什么？学习将来怎么打法吗？你们作出这个决定时是怎么想的？”马利诺夫斯基和其他军人都是聪明人，但印行毛泽东军事着作却是一桩浪费时间的蠢事。我不知道他们把这些书怎么处理了，也许放在某个书库里，也许烧掉了。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提出要我们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尤金的密码电报，报告了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态度。
我对我的同志们说：“照礼节，现在该轮到毛到这里来作国事访问了，然后我们才能再到他们那儿去。但是根据目前情况，我们最好还是到他们那儿去谈。这次最好是作为私人会晤，以便能找出我们同中国同志的分歧究竟有多大。”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访问中国（3）。那是在一九五九年。我们的讨论是友好的，但没有具体成果。在讨论的事情中，我们又提起无线电台的问题。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可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为了合乎情理，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件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4）
当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想法，说中国能在五年内赶上英国时，他对我们采取了攻势，并且公开这么做。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开始组织公社，并建立茶炊般的鼓风炉。在毛泽东的煽动下，中国人开始攻击苏联按劳分配的思想是资产阶级观念。中国有些文章指责苏联是资产阶级尾巴。于是，有关我们运动将来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到了与中国分手的地步。
毛泽东还宣布和平共处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念。从此中国就肆无忌惮地诽谤起苏联共产党的和平共处政策了。但是，我说，要弄清楚中国人真正是什么想的始终很难，很难指出中国人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和平共处。我记得我退休以后，曾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接见了某个美国作家，该作家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真的想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吗？”毛泽东回答说：“不，中国人不想打仗。除非有人直接进攻我们，否则我们是不会打仗的。”迫于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提问，毛泽东多次重覆说中国赞成和平共处。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即所谓的『毛泽东声明』实际上是周恩来搞的。我从来也不能确定毛泽东自己的立场。要确定这些中国人的想法简直是不可能的。
可是，关于他，有一点我是能够肯定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爆发出了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后统治亚洲，然后……又是哪里呢？中国有七亿人口，别的有些国家如马来西亚，有一半是中国人。有一次我和他一边喝茶一边随便聊天，所谈的内容是很有趣味的，因为它使人们多少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在他身上的表现。
他问我：“有多少征服者打进过中国？”接着他又自己回答说：“中国曾经多次被征服，但中国人却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注视着未来。他说：“想想看，你们有二亿人，我们有七亿人。”
然后，他又开始议论起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举例说，中国语言中没有外国字，他吹嘘：“全世界别的国家都用‘ELECTRICITY’（电）这个字，那是从英语借用过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有自己的表达这个意思的字。”他的这种沙文主义和骄傲自大不禁使我打了个寒颤。
后来，中国报纸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叫嚷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中国的。他们写的文章说，这个地方是俄国人从中国手里偷走的。不错，历史上中国人在沙皇扩张到西伯利亚的这块地方以前曾经统治过那里，我们同意就边界问题同中国进行谈判。他们送来了他们画的地图。我们看了一下，那简直荒唐透顶，我们把它丢开了。（5）
毛泽东也许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决不是蠢人。当中国开始进行所谓平均主义的改革时，这方面的宣传品就越过边界开始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广泛流传。我发现这个情况后，告诉我们的同志：“必须立刻加以制止。中国人这些改革的口号是非常诱惑人的，如果认为这些想法的种子不会在我国找到肥沃的土壤，那就错了。”
我们必须对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和主张作出实质性的回答。委婉地说，我们不同意他的立场。实际上我们对他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6）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赞成他的『平均主义』改革中的一件事。他从中国军队的军服上取消了肩章，这是对的，我认为这件事做得好。由于同样原因，我认为我们的军服上恢复肩章和勋纹的做法是错误的。鬼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打赢了内战，但我那时并没有肩章和勋纹，虽然我当时的职务是政治委员。士兵们并不需要凭耀眼夺目的勋纹来识别他们的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没有肩章照样打垮了敌人。现在，我们的军人全都穿得像金丝雀。
一九六○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上，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彻头彻尾地反对我们，阿尔巴尼亚人也起来支持中国反对我们。毛泽东的那个代理人，思维尔．霍查，表现得特别无耻。他对待我们的态度甚至比中国人自己还要穷凶极恶。他讲完话以后，共运的一位老革命家和忠诚战士伊巴露丽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说，霍查像一条咬自己主人的狗。这话说得非常中肯。
我们想尽一切可能来防止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分裂，但一切努力都归于无效。我们同阿尔巴尼亚人的冲突一步步发展，我们逐渐了解到阿尔巴尼亚人正在同中国人密谋反对我们。有一个访问中国后取道莫斯科回国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向我们透露了阿尔巴尼亚人和中国人的这种背叛行径。代表团成员之一，一位诚实的妇女（7），来找我们，告诉了我们内幕情况。我想，在那以后不久她就被绞死了，可怜的女人！绞死她的并不是盖世太保，不是的，而是她自己的『兄弟』。我这样说是因为她是共产党员，而那些人也是共产党员。他们绞死她，无非是因为她，一个共产党员，到苏联共产党的中央蛋员会来找我们，把阿尔巴尼亚人同中国人秘密会谈的情况告诉了我们。
那时我们是多么天真啊！当时谢胡正在苏联的医院里治病。当我们向他摆出事实，说明我们知道阿中两国正在进行会谈以后，他从病床上跳了起来，径直逃回阿尔巴尼亚去了。
霍查、谢胡和巴卢库是在发动一场暴动，推翻了阿党原来的第一书记以后掌权的。那个第一书记是个很好的同志，铁托对他很是称道，南斯拉夫人都很支持他。他出身于真正的工人家庭，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创始人。铁托告诉过我，是谢胡亲自把他绞死的。这三个人──霍查、谢胡和巴卢库──总是把人抓来亲自审讯、亲自判刑，从来也不作任何书面记录，过后就找个机会把他们的受害者秘密干掉。这同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做法如出一辙。
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不和的根源，主要在于阿尔巴尼亚害怕民主化。虽然我曾想过并非一切都完了、不可挽回了，但我现在相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同阿尔巴危亚人的最后分裂是在一九六○年七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我们在那里交换有关国际问题，特别是有关以各兄弟共产党为一方、以中国共产党为另一方的关系的意见。现在，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这使我更加坚信阿尔巴尼亚人所决不肯接受的那些民主领导的原则是正确的。
民主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在民主的环境中，一个领导人如果不坚持同自己的部下商量问题，他就很难掌得住权。一个民主的领导人必须能虚心接受人家的意见。他必须懂得他的领导地位取决于人民是否愿意让他当他们的领导人，而不是取决于他自己要领导人民的愿望。一个领导人只有用行动表明自己和党是血肉相连的，他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必须为人民利益着想，不怀贪欲，不追求虚荣。一个领导人必须有知识，必须谦卑，而且能够生活在集体之中，我再说一遍：他是根据党的意志来保持领导地位的。换言之，他不是凌驾于党之上，而是党的勤务员，只有在党对他表示满意和支持的情况下，他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
霍查、谢胡和巴卢库在党内生活中并没有遵循这些原则。毛泽东亦然。
但是，尽管毛泽东可能滥用职权，把他的党引入了歧途，他却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疯子。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是个精神病患者，说他已经发疯了。这不是事实。他非常聪明，非常诡诈。我记得只是在几年以前，人们还在预言他决不会在正在中国进行的权力斗争中取胜。当时我说：“胡说，他当然会取胜的。”我对了。他现在无疑是在中国占着上风。但是他是用什么办法占上风的呢？中国人只认权力和武力，不认别的。你要是不服从，他们就要你的脑袋。而且做得非常巧妙：在一个广场中间，在成千上万人的面前把你绞死。这是哪种『政治』？你甚至不能把这种做法称作野蛮。这比野蛮还厉害。要知道，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二十世纪！
尽管毛泽东可能正在中国取胜，刘少奇却没有认输。他反对毛的政策，并且为此进行了斗争。刘少奇非常聪明，拥护他的人很多，但他们没有实权。刘少奇之所以还活着。是由于他本人的声望。毛泽东要把刘绞死并不费事，但杀害刘必然会激怒群众。毛泽东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没有把刘少奇当作个人米斗，而是把他当作一种特定的政治体系的代表人物来斗。换言之，他想用政治上孤立刘的办法来击败刘。
当然，我们谈毛泽东，是一回事；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又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谩骂起中国人民来，那我们就越过了客观分析与民族主义偏见的界线。如果我们相信某个民族有特殊的权利并且比其他民族优越，那我们就成了民族主义者。纳粹主义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人，假如中国青年砸我们的驻华使馆，这并不说明我们应该仇恨全体中国人民。一个国家的青年并不能代表整个民族。再说，青年也有各种各样。并不是每个中国青年都到那个广场上去砸我们的大使馆的，广场上的青年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叫喊支持毛泽东的政策的口号的。想想看，会有多少中国人在悲叹他们自己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斗争，人民在互相残杀。
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来解决以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为一方。以中国共产党为另一方所存在的分歧。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使共产主义运动再次团结起来成为一块磐石。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这是苏联人民的利益所在。这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所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万岁！和平共处万岁！
（注释）
（1）“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译者注
（2）苏联著名男高音歌手。──译者注
（3）这次会晤是紧接着赫鲁晓找首次访美以后安排的，当时赫鲁晓夫充满了所谓“戴维营精神”，他由于热情赞扬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治家品质而激怒了毛泽东。这次不幸的会晤所引起的恶感，造成了苏联方面突然撤走正在中国指挥许多工厂建设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回莫斯科时带回了图纸，留下了一大堆没有竣工的工厂。
（4）中国人自己则要求得到制造原子弹的技术知识，但遭到俄国人的拒绝。
（5）这指的是中苏边界冲突，这场冲突延至今日，时而紧张，时而缓和。19世纪，软弱的中国被迫把包括海参威和苏联现在的海滨省在内的大片领土割让给帝俄。在中苏争吵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坚持说，那些给割让规定了法律条文的『不平等条约』不能再认为是有效的，于是整个边界问题就出现了。
（6）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尖锐地抨击了阿尔巴尼亚，从而首次把中苏争吵公诸于众。
（7）贝利绍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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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外交笑话":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
本文摘自《历史，何以至此》，雷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外事无小事，那么，外事中的一些与军国大事无关的“小事”，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
对当年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一些外国人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些闹出后果可能很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先生曾当过几次翻译。齐锡玉先生在《中共党史资料》第81期发表的《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中写到，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位比尔·加德纳先生是煤矿工会代表。在大会闭幕那天，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
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此提问，齐锡玉心里暗自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领导指示，不得不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新闻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这部新闻片的结尾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的确，加德纳很可能以为“万岁”（long lif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愿望，所以他很“不常识”地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来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举行的一种政治活动和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带有宗教色彩，不太合适，于是改称为“晚汇报”。如果是集体生活，如学校、军队、干校，则每天的三顿饭前也要集体“汇报”。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要求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领导”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导”再次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导”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
那时，还会强迫要求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呢！据当时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的主要翻译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译“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所谓“四大件”，即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风范长记教诲长铭——回忆我给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岁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总第96期）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相声《如此照相》曾轰动一时，姜昆由此声名鹊起。直到现在，人们谈起相声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总是以此为例。不过，现在偶尔重播这段相声时，没有经历过“文革”荒诞时代的新一代虽也哈哈大笑，但总认为这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的确，非亲历者很难相信，曾有这样的年代：买东西时买卖双方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交易；有时，正如《如此照相》那样，甚至每说一句话，对话双方都要背一段“语录”；而诸如问路、打电话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语录”，然后才能说话。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此情此景”我当然记忆犹新。但生活的荒诞有时竟超出想象。我确实没想到，当时在外交场合居然也曾经这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在2003年第1期刊登了那时在外交部工作的李达南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一文，回忆了那种后人可能哑然失笑、而亲历者可能会有不堪回首之感的怪状。
李达南先生回忆说：“196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学生时说：毛主席语录不要乱用，不然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那天我到钓鱼台（国宾馆）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坐下，服务员就读‘一切魔鬼统统都要被消灭’那条语录，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 服务员背的这条“语录”是毛泽东于1964年11月发表的《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最著名的一段，当时多数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这篇回忆文章没有说那位服务员是用中文背的还是外语背的，如果是用中文，是否译为外语，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听懂了没有，反应如何，等等。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友邦，也一直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巴基斯坦后来才能成为中美“破冰之旅”的秘密渠道。周总理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否则，他不会在“文革”最激烈的1967年劝红卫兵“不要乱用”毛主席语录，在当时这可是要冒相当风险的。虽然贵为一国“总理”，却也只能如此委婉相劝，委实无奈。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当时“红卫兵小将”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时，往往“强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宾的反感。但在“左”的影响下，我国外交人员居然也如此“强送”，影响更坏。毕竟红卫兵只是“群众组织”，而外交官则代表国家、政府。还是根据李达南先生的回忆，当1969年夏回国参加“文革”的驻外大使们陆续返回所驻国时，周恩来利用接见他们的时机，针对“文革”以来外事活动中对外滥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等情况，特别向他们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定要注意别国国情，要慎之又慎，等等。另外，当时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新华社出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后来经过外交部领导研究，并请示了毛泽东同意，才从9月5日起不登“语录”。今天看来无足挂齿的区区小事，当时连总理都不能决定，必须小心翼翼地请示主席同意，才能最后拍板，足见兹事体大，非同一般。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处理的军国大事何可胜数？相比而言，这些都是细碎小事。然而，唯其“细小”，才更生动地说明了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处境之艰难，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氛围”之荒诞。在后人看来，这些近似笑话，但万万不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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