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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古讽今 变味性宫廷剧题材走红荧屏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5-08

 

人民日报:荧屏宫斗何时休?

  “重口味”的后宫题材电视剧,充斥着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相互算计——人性中恶的一面被无限放大。这种对历史的解构背后隐藏着对权力、恩宠、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和对享乐主义的崇拜,既无益于认识历史,也无益于思考人生。

  2011年第一季度,湖南卫视播出的穿越剧《宫锁心玉》取得了较高收视率,从而引发不少制作机构的跟风,《步步惊心》、《穿越时空的爱恋》等陆续播出,一时间“穿越”成为电视剧创作的热门题材。2011年下半年,由穿越剧《宫锁心玉》、《步步惊心》衍生出来的后宫戏又开始大行其道,《美人心计》、《倾世皇妃》、《美人天下》、《武则天秘史》、《后宫》等相继在全国各大卫视播出,直至今年上半年仍有《太平公主秘史》、《后宫甄嬛传》等同类题材接力。后宫纷争、嫔妃陷害、尔虞我诈大有霸占各卫视荧屏之势。

  穿越剧曾因内容新奇怪异,对历史的表现过于跳跃随意,人物行为变化异常,而受到观众和专家的质疑。相较而言,后宫戏在内容表现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量后宫戏存在内容雷同、人物设置脸谱化,情节大同小异,以及更严重的对历史胡编乱造、价值观混乱扭曲的问题。在这些后宫剧中,后宫佳丽一个比一个靓丽、光鲜,内心一个比一个刁钻、凶狠。这里没有真诚善良,只有丛林法则。这样的剧情在电视荧屏风起云涌,应该引发深刻的思考。

  这些后宫剧缺乏历史感,肢解历史,胡编乱造。它们大多根据网络小说改编而成,《倾世皇妃》改编自同名小说,《后宫甄嬛传》也是先火爆网络再改编成电视剧。网络文学作品主打虚构,随意性大,行文天马行空,转换到荧屏上,就造成这些古装剧对历史把控的先天不足,“戏说”成分过多,甚至到离谱的程度。《后宫甄嬛传》的历史背景由小说中虚构的大周帝国坐实到清朝年间,使得历史真实问题成为质疑的中心。大兴文字狱的严酷皇帝雍正,居然整天在后宫流连,还被戴了绿帽子。《倾世皇妃》丝毫不顾历史逻辑,同时在好几个国家后宫掀起风波,造成许多情节的“硬伤”。《武则天秘史》对观众耳熟能详的武则天故事,进行了荒诞的处理,使得这位武媚娘天马行空,不像宫女,更像侠女。《后宫》加入了工局宫女邵春华与乐工杨永在深宫中不可能发生的缠绵爱情,纯粹是想象而成。

  另外一些后宫剧为了缩短拍摄周期,不屑打磨剧本,直接抄袭香港同类题材电视剧《金枝欲孽》、《宫心计》等,情节几近相同,毫无原创性可言。国产电视剧的繁荣、发展从何谈起?

  更重要的是,这些没有历史文化根基的后宫戏,提供的思想价值观也有问题。原本,后宫戏是一个可以深度挖掘的题材类型,通过嫔妃争宠、比拼心计可以发掘在这背后隐藏的特殊人群命运的悲惨以及人性的扭曲。她们从涉世未深的少女到工于心计的嫔妃,完全是封建制度的戕害使然。但实际上,这些本应好好表现的内容在电视剧中完全被屏蔽了,而后宫中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相互算计——人性中恶的一面被无限放大了。这使得今天充斥荧屏的后宫剧,只有成败没有是非,只有你死我活的阴谋、陷害、争斗,不见引人向善、向上的积极力量,更奢谈道德坚守和人文关怀。

  情节上漏洞百出,内容上将“煽、色、腥”发挥到极致,主题上唯斗争至上、以恶制恶。这些被观众称为“重口味”的后宫题材电视剧,有意忽略作为公共媒体应当承担的舆论教化责任,对历史的解构背后隐藏着对权力、恩宠、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和对享乐主义的崇拜,既无益于认识历史,也无益于思考人生。这类电视剧是在大众消费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消费历史的怪物,因其所谓对当下职场状态的映照,而受到一些年轻观众的热捧。如果继续放任这类题材的过度制作和播出,无疑会对社会心理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对历史的严重篡改和对宫廷争斗的无限放大对于受众,尤其是青少年会构成一种误导,会让他们对历史、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产生歧义,失去了指引现实人生的历史坐标,一味沉溺在逃避现实的空虚里。而对于后宫剧本身来说,任意设置历史语境,编造子虚乌有的历史情节和人物关系,片面迎合市场的低俗趣味,消费恶、渲染恶,终将在“娱乐至上”中“娱乐至死”,而留下一堆糟蹋历史、无益于人心、无益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垃圾。(王广飞)

    [人民日报]

 

 

 

相关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党”意识

  任弼时是使用“执政党”概念定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任弼时率先使用“执政党”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定位。1949年3月13日,任弼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现在,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任弼时在这里不仅最先使用“执政党”概念定位中国共产党,而且特别提醒要在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后增强执政忧患意识。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先使用“执政的党”这一概念

  1954年2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其中提到“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以警醒大家要注意党的执政地位会使个人主义呈现隐蔽性的特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明确使用“执政的党”这一概念。

  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集中阐述与大力推动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阐述最为集中。主要集中于两次会议上。一是在中共八大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接着,他指出了执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艰巨任务:“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章草案的总纲,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由于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集中阐述和大力推动,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予以了确认:“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二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坚持党的优良的传统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执政党的特点,已经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清楚了。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

  刘少奇关键时刻使用“执政党”概念

  刘少奇曾两次明确使用“执政党”概念。一次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集中阐述执政党问题时隔六年之后,“执政党”概念再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报告中。刘少奇在国家建设因受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左”的错误的影响而遭遇重大挫折后,在执政党建设出现严重问题的关键时刻重新使用“执政党”概念,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次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1962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会上郑重告诫:“执政的党,有的干部可能腐化下去。”因此,对干部要从严管理,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毛泽东与“执政党”概念

  毛泽东是默许“执政的党”概念的,依据有二:一是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这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之后形成的中央文件,从档案上看,这份文件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作了多处修改,这句话依然保留。二是1956年毛泽东曾亲自审阅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对报告中的“执政党”提法未加否定。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对“执政党”这一概念的认识和使用,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敏锐地洞察到由之带来的党的历史方位的根本变化,并开始逐步自觉地形成执政党意识,提出并使用“执政党”概念,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作出了初步却十分重要的探索,推动了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

  (敏文摘自《党的文献》,李磊文)

    [北京日报]

北京反腐:公布五年来典型案件和主要贪官名录

  日前,记者从市纪委监察局获悉,根据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至2011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2906件,结案处分2917人,大大打击了腐败分子的气焰,充分体现了本市坚决查办违法违纪案件,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决心。

  市纪委监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中央纪委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北京市各级纪检监察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应该看到,当前北京市的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高发多发,局处级干部腐败的大要案仍占有相当比例,涉案金额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案件时有发生,这些情况与中央对反腐败形势的判断是一致的。

  在各类腐败案件中,窝案、串案、个案并存。如市地税局原局长王纪平、原助理巡视员任依娜以及有关干部在地税系统信息化建设中收受巨额贿赂的窝案;如延庆县交通局原局长王新亮等人在治理110国道货车超载过程中贪污受贿的串案;如顺义区财政局原局长马万林、昌平区崔村镇原副镇长李安江、宣武区人事局原副局长王强等人的腐败个案。

  这些腐败案件多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类型。如通州区卫生局原局长王文永、民政局原局长郭辉等人为他人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并从中收取财物;如平谷区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张立平等人接受他人请托私放嫌犯、帮助他人逃避刑罚。

  国企腐败案件依然多发

  集中在改制和招投标环节

  全市企业单位立案总数为706件。其中,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中出现的腐败案件共624件,成为腐败案件高发多发的部门之一。据介绍,国有企业违法违纪行为多集中在改制或招投标环节当中。

  在国企腐败案件中,腐败金额巨大也是重要特征之一。如市环卫工程集团经营发展部原部长于小兰贪污案,朝阳区华阳房地产公司原董事长黄明来私分国有资产案,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公司原总经理王云龙、北京市公联公司原总经理贾维收受贿赂案,丰台区宛平房地产开发公司原副总经理焦红卫挪用公款等案件,涉案金额都在数百万元乃至千万元以上。

  信访举报数量下降

  反腐已经进入深水区

  2011年以来,作为案源主渠道的信访举报数量出现一定程度下降,有可查性和针对性的案件线索大大减少。

  市纪委监察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外,还有三个方面,一是反腐败已进入“深水区”,违法违纪手段翻新,呈现出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的特性。二是腐败利益链条更加牢固,不易暴露。三是运用媒体舆情等新的案源形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有效做法。

  此外,从本市基层情况看,个别领导不能正确认识发展经济与惩治腐败、保持稳定与查处案件的关系,存在片面的政绩观,导致一些单位或地区长期没有查处大案要案,一旦个别人问题暴露就形成窝案串案,牵扯多名干部。

  数说反腐

  (2007年至2011年)

  立案 2906件

  大案要案 1247件

  结案处分 2917人

  移送司法机关 274人

  挽回经济损失 5.45亿元

  查处局级干部 50人

  查处处级干部 504人

  涉案数额百万元 165人

  千万元以上 26人

  贪污受贿行为 616件

  五年重点监察

  1、重大活动

  在奥运会和国庆六十周年庆典筹办期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有关举报进行认真调查,涉农区县集中开展了排查农村基层干部信访问题活动,化解了一批信访矛盾。

  2、重点项目

  严肃查处了一批在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水利建设等工程项目和土地储备、征地拆迁、保障房建设等政府重大资金投入中的违法违纪行为。

  3、涉及人民群众利益

  集中力量查处侵占土地补偿款、扶贫救灾资金、惠民补贴、截留保险金的案件,一批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小官巨腐”的问题被严肃查处。

  4、换届工作

  与组织人事部门密切配合,认真查处违反有关纪律的行为,保证了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

  五年专项治理

  1、工程建设

  全市共立案35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人,移送司法机关33人,严惩了许勇、安凤奎等人在项目融资、项目监管、招标投标中谋取个人私利的违法违纪行为。

  2、小金库和公费旅游

  纪检监察机关与有关单位密切配合,清理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小金库”364个,涉案金额2.09亿元;查处了市农业局及东城区、朝阳区等一些单位的公款旅游问题。

  3、领导干部渎职行为

  大兴区旧宫镇民房火灾案中,该区区、镇、村三级以及工商、公安等单位的19名相关责任人因失职渎职被查处,首发集团、门头沟区斋堂镇、怀柔区水务局等单位相关人员的失职渎职行为也被追究了党纪政纪责任。

  案件揭秘

  1

  今年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透露,朝阳区原副区长刘希泉贪污一案已经起诉,并已进入法院审判阶段。

  2011年5月,时任朝阳区区委常委、朝阳区副区长的刘希泉被“双规”。

  据了解,刘希泉案的线索来自于刘及其家人房产、车产的相关情况,纪检监察部门综合分析了这些情况之后,确定了以查证刘希泉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为重点,对其个人银行账户进行摸查,发现了区农委工作人员为其在银行开卡存款的重大线索,从而揭开了朝阳区农委“小金库”。

  为避免过早暴露办案意图,纪检部门利用各种手段查询相关信息,查明刘希泉等人挥霍的情况。

  其中,纪检部门发现刘希泉曾有刷卡购买相机的记录,商家开具了“办公用品”发票,发票可能用于报销,这一情况经查证属实。于是,在对刘的刷卡消费资料进行排查后,纪检部门发现,刘希泉购物时有使用几张卡“拼卡”付款的迹象,经查卡主另有其人,从而证实了刘希泉收受他人礼金的违纪事实。

  2

  2011年10月,15岁读大学、25岁拿下博士学位的“神童”姚增起,因单位行贿,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这一事件一时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在这一案件中,有一个大胆的“小官”,为老乡姚增起“两肋插刀”,最终身陷囹圄。这个“小官”,名叫梁敏进,案发前担任海淀区国税局财务管理科副科长。

  2004年,有人举报姚增起的北京正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存在逃税行为,市国税局稽查局随即对正普公司展开调查,负责调查的是该局检查科科长梁丛林及主任科员凌伟。

  为了平事,姚增起找到了在海淀区国税局工作的老乡梁敏进帮忙。梁敏进很“仗义”,介绍姚与梁丛林、凌伟二人见了面。席间,梁丛林暗示姚“此事可大可小”,姚拜托三人为正普公司平事,并拍胸脯说“不会让你们白干”。事后,正普公司补交了税款,逃脱了处罚。为了表示心意,姚送给中间人梁敏进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好处费,并让他转交500万元给梁丛林和凌伟。随后,梁敏进、梁丛林、凌伟三人私分了500万元,加上之前的好处费,梁敏进“仗义”地收获了200万元。

  此外,法院还查明,梁敏进非法接受了姚增起赠送的价值10.75万元的捷达牌轿车一辆。

  最终,因犯受贿罪,梁敏进被判有期徒刑12年。

  市纪委监察局相关负责人指出,“小官巨腐”已经成为了反腐败过程中,新近暴露的突出问题。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间,全市立案查处乡科级以下干部和工作人员207人,占立案总人数的33.8%。这些案件涉案金额近4亿元,人均涉案金额达193万之巨。

  3 邓连庄:挺过3天没用

  怀柔区人口较少,干部人情交往较多,“关系网”复杂,查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干扰多、阻力大。

  2007年7月,市纪委接到举报市规划局怀柔分局原局长邓连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信件,随即展开调查。邓连庄自恃在怀柔区工作多年,资格老,关系广,有一定“影响力”,不把办案人员放在眼里。他甚至放出话来说:“想把我扳倒,没那么容易!”面对邓嚣张的气焰,有些办案人员表现出畏难情绪。

  “邪不压正,我就不信这个邪!”面对腐败分子,一个人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声音。

  他叫金超杰,北京市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是个老资格的纪检干部。

  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金超杰请示领导后,立刻对邓连庄采取组织措施,开展谈话。

  邓连庄认为谈话仅是“家常便饭”而已,起初三天,一言不发。

  金超杰没有着急,默默地等待着。于是,两个“老资格”比起了耐心。

  五天过去了,一阵突如其来的号啕大哭打破了平静的局面,邓连庄“投降”了,他内心的小九九被彻底击碎了——“有人告诉我挺过3天就没事,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啊……”

  拿下邓连庄,怀柔区群众对此交口称赞:“没想到能把邓连庄办了,共产党惩治腐败决心大,魄力更大!”

  然而,就在3年之后,金超杰因积劳成疾,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但他的“办案传奇”却早已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流传。

  主要贪官名录

  海淀区原区长 周良洛

  市地税局原局长 王纪平

  市公联公司原总经理 贾维

  门头沟区原副区长 闫永喜

  大兴区人大原副主任 李学元

  中关村开发建设公司原董事长 王云龙

  市卫生局原工会主席 白宏

  海淀区原副区长 许树迎

  朝阳区原副区长 刘希泉

  北京城建集团原副总经理 林庆乐

  市国资委原副主任 钟抢年

  通州区人大原副主任 董士清

  通州区人大原副主任 仇春利

  西城区法院原院长 郭生贵

  历史数据

  2002年至2006年,北京市纪检监察共处分4495人,平均年处分899人;2007年至2011年,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2917人,平均年处分583人。

  警示教育的“三面镜子”

  近年来,本市在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的同时,利用查办案件所取得的成果,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教育,发挥“以案为镜”的警示教育作用。

  教育片

  本市纪检部门拍摄制作播出《以案说纪》反腐倡廉系列电视短剧,组织违法违纪人员现身说法,剖析刘志华、周良洛、王纪平等典型违法违纪事件,以案明纪。

  教育基地

  几年来,北京市反腐倡廉法制教育基地、北京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北京市依法行政教育基地,成为了对党员领导干部开展经常化、制度化教育的重要场所。截止到去年12月底,三个基地共接待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驻京部队单位5474家,党员领导干部30余万人,并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市委党校等建立了教学实践共建机制。

  巡回展览

  2011年,本市围绕治理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突出问题,举办了多次巡回展览,在全市各区县以及建设行业部门巡回展出,吸引了10多万党员领导干部参观。

  本版文字 记者 吴迪 通讯员 高明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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