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2-06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主席。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周恩来提出辞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从时间节点上看，周恩来辞职和中央下发《通知》高度相关，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性？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提出辞职时不可能不知道中央第二天要下发《通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经过改革，国务院的职能弱化，甚至被转移，这是否为周恩来提出辞职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呢？为此，本文通过对当时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分析，来解读周恩来辞职的原因。
经济背景：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
1955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判断较为乐观。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这一问题后，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周恩来、陈云刹车了，但毛泽东还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却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为此，在1957年末至1958年初那段时间，毛泽东有几番讲话。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说：
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11日晚，毛泽东进而又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三扁担，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毛泽东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毛泽东”。他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毛泽东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反冒进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于1月19日晚在南宁作了检讨：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2月18日，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
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曾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工作人员梅行这样回忆：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他想说的话。
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了检讨：
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掌管了经济大权。反反冒进的气氛则一直延续到了八大二次会议。
这场对反冒进的批评是毛泽东发动和主持的，被批评的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包括不得不发一些违心之论。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的心情可想而知。风头过后，他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
政治背景：毛泽东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
在经济领域全力开展反反冒进的同时，政治体制也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个改革是毛泽东倡导的。这是周恩来委婉辞职的另一个重要背景。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八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新的党章规定选举总书记一人。“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
毛泽东这样安排有他的道理，他在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有意要培养邓小平，因而让邓小平先任中央秘书长，后任书记处总书记。
邓小平于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有：李富春、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马明方、林枫、杨尚昆、胡乔木。几乎天天开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曾召集过一次秘书长会议，在会上他说得很明确：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酝酿八大中央名单时，邓小平表示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怕不顺。邓小平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毛泽东做邓小平和中央同志的工作，讲得很风趣：“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解释：“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
八大选出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当时52岁。书记处成员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有：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书记处负责党政军核心，彭真协助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王稼祥兼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外事；谭震林负责农业；谭政是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军队干部；黄克诚是总参谋长；李雪峰负责工业。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书记处在讨论国务院的工作时，因周恩来要参加，总是就着周恩来的时间。从记录看，副主席只有周恩来出席书记处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成员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反而比一些政治局委员消息更灵通。
中央书记处不同于旧的中央秘书处的另一点，是书记处直接参与国民经济以及党团领导，新的中央书记处下设20多个具体办事机构——中共中央书记处各个办公室，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到候补书记胡乔木，书记处成员基本都兼任具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以后李先念、李富春补选为书记处书记，又为他们具体增设了办公室。这样一来，国务院的一切工作，凡事都要请示书记处才能办理，而书记处也不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党务、政府、军事、民政、文化、财经等一系列领域中之于中央的名副其实的“总参谋部”，特别是1957年之后，书记处几乎取代政治局，成为毛泽东直接指挥之下的统帅机构。
1958年，毛泽东在组织上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4月间，中共中央成立5个领导小组，即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分别任命陈云、彭真、王稼祥、聂荣臻、陆定一为组长，小组具体工作归口中央书记处管理。这5个位高权重的小组从组长到一般组员的名单都是毛泽东责成邓小平拟就，稍后，毛泽东除了提出增加谭震林为财经组副组长，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外，无一增减。
提出辞职：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也就是这次改革之后的两个月后，1958年6月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委婉地提出辞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
在随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出席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员现在已经全部作古。从目前来看，他们没有留下关于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辞职这件事情的讲述或回忆。除了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辞职外，会议有没有议定下发《通知》，也没有相关的回忆。由于文献档案解密程度的限制，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个会议的详细情况。
尽管如此，但邓小平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有所顾忌，说自己“一不行，二不顺”。“不行”应该是谦词，“不顺”则是政治家看到了不争的客观事实，这应该是他主张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的原因。邓小平说“一不行，二不顺”，决不是空穴来风。
[新华网-中共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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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敬祖 却又为何平掉自家祖坟?
周恩来童年丧母，10岁时在淮安亲手安葬嗣母陈氏；1942年7月中旬在重庆，周恩来痛哭亡父，为其树冢立碑；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回祖籍地绍兴祭祖扫坟。解放后，他又坚决平掉淮安、重庆、绍兴的3处祖坟。从周恩来敬祖与平坟的矛盾冲突中，人们看到的是总理对亲人的深厚感情以及他心怀国家、情系人民的彻底唯物主义孝道观。这种孝道不是隅于一己的封建孝道，而是对传统观念之“最彻底的决裂”，是对传统孝道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之“大孝”。这种孝道饱含了周恩来的亲情情结、报本观念和寻根心理，更饱含了他无私奉献、甘当人民公仆和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平掉的是3处祖坟，却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树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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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未满周岁就过继给了嗣母陈氏。陈氏才学出众，是周恩来的文化启蒙老师。安葬嗣母是10岁的周恩来当家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1907年生母去世后不久，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也在清江浦去世。一年中连续失去两位母亲，这个打击对于幼小的周恩来来说是巨大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做工，周恩来兄弟3人一下子失去了依靠，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周恩来领着两个弟弟（一个9岁，一个4岁），扶着陈氏的灵柩，乘船返回淮安，借债将陈氏安葬在周家的祖茔地。祖茔地位于淮城东郊的闸口村夏庄组，是周恩来的曾祖父周樵水当年迁居淮安时买下的。周家在淮安没有田地，除了驸马巷的房屋（也就是周恩来的诞生地）外，只有这不足一亩的坟地。这里安葬着周恩来的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13位亲属的遗骨。
周恩来对嗣母陈氏的感情很深，在日本留学时，他于1918年1月2日写过这样一篇日记:“我把带来的母亲（指嗣母陈氏）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篇，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26年，那时候母亲才15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易逝，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2月12日，当周恩来从家乡的来信中得知爹爹（嗣父周贻淦）和娘（嗣母陈氏）的坟还露出棺材在外边时，心里“越想越难受，恨不得即时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
1941年周恩来曾表示，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到母亲的坟前扫墓。他曾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恩情未报。”这也是有资料考证的周恩来对祖茔地的唯一印象。1950年他又深情地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周恩来最早从1952年开始就计划平掉淮安的祖坟，历时13年。期间虽然遇到八婶母杨氏等亲属的强烈反对以及地方政府的冷处理，但他平坟的态度却一次比一次坚决，直至最后将祖坟平掉。
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周恩来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其意见转告淮安县委
1952年底，周恩来让警卫干事王雨波将八婶母杨氏护送回淮安。王雨波向周总理写了报告，关于祖坟地的内容有：“把老太太送到家后，第二天(元月一日)上午见了县长赵荣洲秘书长张文高，向他们传达了总理的指示。(1)……(2)……(3)家里的坟地如果能种，而群众要求要分，可让群众分去耕种。”这是有文字考证的周恩来第一次向淮安县委表示要平坟还耕。”
第二个阶段是1958年，周恩来亲自写信给淮安县委商讨平坟事宜
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转淮安县委，有关祖坟的内容是：“还有，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函告为证。”
第三个阶段是1965年，周恩来安排适合的亲属专程回淮安，并敦促淮安县委和家乡的亲属平坟
1965年，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弟弟周恩寿商议平坟一事。因为担心乡亲们想不通不肯平坟，于是决定派一位亲属前去做工作并督办此事。周恩寿自告奋勇，极愿前往。但是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见弟弟没有异议，周恩来便说：“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萃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1965年春节前，周尔萃回乡探亲，周恩来将这个任务郑重地交给他，并明确交代：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
周尔萃回到淮安后，首先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给了哥哥周尔辉和嫂嫂孙桂云，然后又向淮安县委作了汇报。农历除夕，周尔萃、孙桂云以及30多位当地生产队的农民，来到周恩来祖茔地，平掉了坟头，深埋了棺木。
周恩来后来得知后非常满意，从工资中拿出70元钱给生产队寄去，汇款人一栏里端端正正地写上“周恩来”3个字，在附言一栏内还有几行清晰的小字：“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此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平坟还田”运动。
重庆：1942年痛哭亡父，为其树冢立碑；1958年火化平坟，不留痕迹
1912年，父亲周贻能带周恩来到东北投奔四伯父周贻赓。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3次工人武装起义，周贻能去上海看望儿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遭悬赏通缉，父亲一直留在上海陪伴他，并帮他做些秘密通讯联络工作。直至5月下旬，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周贻能才返回东北谋生。1940年秋，周贻能随周恩来到重庆，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重庆红岩村，也未曾续弦。
1942年7月10日，周贻能去世时，周恩来小肠疝气发炎，正在中央医院治疗。董必武和红岩嘴的同志经研究后，决定暂不将噩耗告诉他，等其出院后再说。周贻能的灵柩暂放在红岩沟内，待周恩来回来后再出殡。据童小鹏回忆：“当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回红岩二楼办公室，得知父亲去世已三日时，悲痛欲绝，恸哭不已。随后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周恩来特别责问邓大姐说：‘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也瞒我？’邓大姐只得流着眼泪认错。一些同志闻声到2楼走廊，听到这些话，都为之感动得流泪。我更是泪流满面。这天晚上，周恩来为父亲守灵至拂晓。”7月18日，周贻能被安葬在沙坪坝小龙坎伏园寺墓地。周恩来头带孝帽，身穿白衣，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伏园寺墓地里又一座新冢立起，墓碑中间竖刻着：父亲周懋臣大人之墓。落款是：男 周恩来 媳 邓颖超 民国卅一年七月十八日敬立。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并深深地叩首、叩首、再叩首。
1952年2月，周恩来出访亚非11国后途经重庆，时任市委书记任白戈向他汇报了拟把小龙坎墓地扩建成一处革命公墓的想法。周恩来当即明确表态：“两位老人（周恩来的岳母、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也安葬在这里）的墓地是我私人墓地，不能称为公墓。如建公墓，我的父亲和岳母应该从墓地移出火化，平坟还耕。”1958年11月，周恩来委派童小鹏等前去重庆，并交代说：“老人的坟是我私坟，不能放在革命公墓。而且现在都提倡死后火化，不占地，坟墓也没有再保留的必要，应平掉深埋，让出这块地。”童小鹏来到小龙坎伏园寺公墓后，让工人把离该墓地约30米远的一块水田里的水放干，挖出一口５米深的墓坑，然后一一挖开坟墓，从墓穴中挖出13具棺材，再用卡车送到火葬场开棺火化，将骨灰装入13个罐子中，并写上死者的姓名，最后运回墓地放入坑中，盖上石板，填土夯实，放水还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绍兴：1939年认祖归宗，祭扫祖坟；1960年代平掉周家祖坟
1939年3月末，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自皖南到达浙江。在绍兴期间，周恩来拜访了姑父王子余，瞻仰了姑妈周桂珍的半身遗像，并向她三鞠躬。周恩来为定扫墓之事，还派秘书邱南章赴百岁堂周希农太公处，送去现金100元和一张便条，上面写道：“希农太公公赐鉴：兹派人呈上国币百元，请代办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间代请宝祐桥本家各长幼午餐，烦渎之请，容明晨面谢。专禀，敬请晚安。曾侄孙周恩来叩，即晚。”第2天，周恩来从县商会回宝祐桥百岁堂老家，与周氏曾祖希农等10余人同往扫墓祭祖，包括涂山鸭嘴桥、石旗唐家岱、外王狮子山等周家的祖坟。周恩来曾祖周樵水就葬在外王狮子山公墓。每到一处墓地，周恩来都亲自上香，行三鞠躬礼，给管坟人一些钱作酬谢。希农太公捧出《老八房祭簿》给周恩来看，当他看到樵水公之子云门，云门公之子懋臣（贻能）时，欣然举笔在懋臣公之下写上：“恩来……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周恩来的孝行在绍兴一时被传为佳话。
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召来在京亲属，专门向他们讲述家史：“曾祖樵水公的坟，人家来信问，已经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准修。”同时，他也指出“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把坟平了”。后来，绍兴的周家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将周家在绍兴的几处祖坟都平了，棺木全部就地深埋。
[中共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