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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君主教育为什么失败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7-14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宫廷教育,明代又多有小皇帝,对少年天子的教育尤其重视。明中叶被誉为弘治中兴的名臣丘浚认为:“ 一心兴邦,一心丧邦。”“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1) 皇帝是百官的表率,皇帝的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盛衰。治国首先要求君主有良好的品性,“所以必先格君心之非也。”把皇帝的品德列为治国的首务,为此他进献《青宫勉学》要小皇帝记住:“ 祖业起艰辛,皆由俭与勤。每当温饱处,常念冻饥人。治必期尧舜,学须宗孔朱。百家皆小道,不是圣贤书。”(2)

  程朱理学在明代是主流意识形态,程颐、朱熹的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等是为宫廷教育的范本,天子从少年起就要熟读、铭记,以预防君主长大后有可能发生的过失,开创明代帝王教育的传统。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一代贤明君主,然而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中,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又往往失效,张居正对少年天子教育的失败就是典型的一例 。

  张居正以神宗的老师和顾命大臣的声望,热切期待神宗成为一代圣主,对少年神宗的教育,呕心沥血,为了营造宫廷的读书氛围,鼓励小皇帝读书,让宫女、太监都接受经书教育,使后宫无人不读书。对神宗的起居日用、行事为人,更是关怀备至,循循善诱地进行教导。他为小皇帝亲自编写《帝鉴图说》,书名取之唐太宗的名言:“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见兴替。”故以“帝鉴”命名。书中讲了117个帝王故事,有81件“圣哲芳规”,记载圣明君主的嘉言美行;36件“狂愚覆辙”,阐述暴君的恶行劣迹。文字浅显易懂,琅琅上口,一篇一个故事,配有插图,文后附有解读,词简意赅,生动有趣,堪为一部优秀的帝王启蒙读物,后来远传到日本,广为流传。

  神宗自幼就接受非常严格的教育。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岁的神宗刚接位,父丧未毕,就被关进书斋,进行日讲,又规定,每月三、六、九视朝,视朝后还要温书,非大寒大暑不停止这一课程。

  每天日出,皇帝进膳后即开始读书。先要诵读《大学》十遍,《尚书》十遍,再由讲官开讲,完毕,看章奏文件;近午要听讲《通鉴》,午膳后才能还宫。上朝之日,仍要温习、练字帖。十一岁的神宗喜好书法,作为帝王这也受到限制,在张居正看来:“ 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唐宋的贤明君主,都重视修德养性,治世安民,不追求一技一艺。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作曲。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都能文善书,精通绘画,但都无能挽国家的乱亡。君主要以道德修养为重,岂能以一艺沾沾自喜。”神宗刚满十四岁,张居正就把他爷爷嘉靖的242件文档,交给他学习治理。不停地进呈四书直解、进呈大宝箴, 进呈皇陵碑,进呈宝训,进呈御札,进呈百官图御屏等等,使一个少年背负这样的重担,连书法的爱好也不能尽兴。

  此时的神宗对张居正甚为畏惧,背诵《论语》,偶有失误,居正说一声读错,神宗也会吓得一跳。对冯保也有所顾忌,读书时稍有松懈,一见冯保,急忙正襟危坐说:“ 大伴来矣! ”作为一个少年免不了爱好玩耍,可是神宗却没有这个幸运。有一次,夜间跟随太监孙海到别宫游乐,穿窄袖小衣,学着走马持刀嬉戏,被李太后知道,罚了长跪还不算,又写下罪己诏才作罢。还有一次偶而在宫中唱戏,突闻有巡城御史的呵呼声,赶忙停下来说:“我畏御史!”

  应该说年幼的神宗还是接受教诲的,当张居正与神宗讲述宋仁宗不喜珠宝时,神宗说:“ 贤臣才是宝,要珠玉又有何用? ”居正说: “圣明的君主贵五谷而轻珠玉,五谷养人,金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以无益害有益。”又说:“ 皇上能想到这点,那是社稷生灵之福。”《明神宗实录》记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拭之不灭,辅臣都以为是祥瑞,神宗一看,很不高兴地说:“ 这是作假! ”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祝贺的,道喜的,闹得沸沸扬扬。神宗的爷爷嘉靖为此不断地要群臣写青词,上贺表。神宗小小年纪却不轻信,当场揭穿这是谎报,说明这位少年天子不仅深明大义,还有自己的主见和才华。年幼的神宗还撰写《劝学诗》勉励士大夫:“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因书万卷,那得近君王。”颇有帝王气派。但也因为教育的过分苛刻,使他失去童年的欢乐,甚至连喜好书法也被限制。

  应该说,神宗对张居正的改革是相当满意的,万历九年在与张居正讨论政务时说:“ 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赋税如期上缴之故。”一再表示:“ 十年之间,政理修明,勋绩显著,简在朕心。”张居正也认为: “十年之间,志同道合,言听计从。”

  这样亲密的师生感情,十年的友好合作,谁又想到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骤然变卦,满门查抄,几乎被掘棺鞭尸,十年心血毁于一旦!? 何以落得这样令人心寒的结局? 论者或以为这是神宗的个人品性,或是受之反对派的怂恿,或认为张居正功高震主,这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更为深沉的是,绝对权力造就的绝对私利,绝不容许他人分享,哪怕是扶危济难的耿耿忠臣,也不过是召之即用,用完即弃的奴才。小皇帝年幼,还不能意识权力的作用,自有一股少年的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成长为独立的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人物,至上的皇权刺激他无限享受的欲望,对张居正的劝谏和约束已有所不满。

  自幼深居内宫的神宗,六岁立为太子,十岁登基,过的是至尊至贵的生活,听的是歌功颂德之词,耳濡目染的是帝王们骄奢淫逸,放荡懒怠的传闻逸事,这与道德说教形成极大的反差: 一边是严加约束的道德信条;一边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这是一个少年心理所难以承受的落差。在严厉管教下的神宗,连嬉戏、听乐、玩玩走马持刀的游戏,都要受罚,平民百姓的孩子能享有的童趣,神宗都没有。拥有最高的权力,却没有最少的欢乐,这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畸形环境,一个少年成长在这夹缝中,很难保持心理的健康发展。他对张居正管教的不满已在潜滋暗长。

  神宗最亲近的太监是冯保,自小由冯保抱大,长大后的一切饮食起居也由冯保照料。这冯保又是太后的心腹,张居正忠实的支持者,秉承太后的嘱咐,经常要向太后汇报,免不了打些小报告,这就招来神宗的不满。起初他与冯保尚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又不堪冯保的管教,有一次他在书写大字时,冯保在旁侍候,身体稍有前倾,神宗突然将醮满墨汁的笔,掷到冯保身上,冯保和张居正都大惊失色。这看来是一件不经意的事,却使张居正惊惶失措,可见其份量不可小视。

  值得玩味的是,神宗对张居正由敬畏而生嫌隙,是在“帝渐长”时发生的,这预示神宗随着年龄的长大,权力意识开始苏醒,他本是受万众山呼万岁的皇帝,权力之大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也无所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地刺激他享用至高权力的欲望,在他尚未亲政时就已表现出这一倾向。神宗大婚以后,有一次喝醉,强令小太监唱戏,由于太监唱不好,神宗一怒抽刀就斩断了他头上的发髻,这是仅次于斩首的惩罚。此事惊动了李太后,在太后的严厉叱责下不得不悔过,写了检查交给张居正。皇帝对奴才随意生杀予夺,是专制主义制度赋予皇帝的权力,太后的批评只是道义的教诲,这种教诲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皇帝一旦亲政,没有任何约束,拥有专制制度提供的穷奢极欲的享受和滥杀无辜的权力。神宗从一个乖巧的小孩,变成为所欲为的帝王,是制度的造就,这是皇权专制主义赋予帝王的特权,面对这一制度铸就的特性,一切道德说教都苍白无力。

  综观中国历史上的君主教育,以圣哲先贤为榜样的礼义教诲,以天道儆世的天人感应说,以及规劝帝王的谏议制、史官制等各种理论和方法,都不外乎通过道德教育使君主自律,以达到约束君主的目的。这种教育并非完全无效,历史上也有开明的君主,但昏愦的帝王又何其多! 张居正在《帝鉴图说述语》中说:“ 自尧舜以至於今,代更几世,主更几姓矣,而其可取者,三十余君而已。....卓然可为世表者,才什一耳。”(3)值得后世效法的君主才占十分之一, 可见对君主的教育更多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效。无疑的是,在历代君主教育中,张居正拥有教育小皇帝的条件最优越,可失败也最惨重。

  对君主是自律还是他律,实际上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不论儒、法、道、佛的主张有多少差别,但都崇尚道德自律,张居正努力实践帝王教育的结果得到的是失败回报。他本是裕王府的讲官,又是神宗的老师,为父子两代君王授课,对小皇帝兼有老师和顾命的情谊。作为首辅又得到皇帝和太后的充分信赖,这是他放手教育小皇帝的极好机会和条件。按理说,皇帝自小就受到他严格的教育和训练,本应成长为一名他所期望的圣主,事实上全都化为泡影,这一失败,证明依靠道德自律来约束君主根本行不通,促使人们丢掉对君主自律的幻想。只有抛弃对自律的幻想,才能从自律以外的途径,寻找限制君主的方案。黄宗羲、唐甄的抑制君权,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飞跃,就在于突破传统的道德制约说,提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新思路。虽然因为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这一思想没有实践的可能,可贵的是在中国终于出现了具有近代因素的新思想。张居正君主教育的失败,是他君主观念的破灭,这种破灭必然促发人们对君主专制的反思,所以这也可说是抨击君主专制主义思潮酝酿中的阵痛。

  这种阵痛,是对帝王教育难以化解的艰难,不身处其境者,不足以理解这难点的发生和发展。张居正死后,神宗失去最后的顾忌,犹如脱缰的野马,贪婪地掠夺社会的一切财富,甚至踢开地方官府,派出太监特使到各地征税,把本该收归户部的税金,纳入皇帝的小金库,横征暴敛,杀人夺产,激起全国性的反对矿使税监的风潮。神宗是“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4)人们愤怒地痛斥皇帝是:“ 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5) 因此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 ”这祸害就起自神宗的疯狂掠夺,自己搬起石头砸向自己的统治基础。

  返观张居正的的道德教育,真是莫大的讽刺! 君主教育的彻底失败,有力地证明,再优越的教育条件,再严格的自律要求,也无改于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张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观念,却醉心于君主教育,沤心沥血地想造就的圣主,竟成为一代暴君。连自身都保不了,又何从保民、保天下? 超越自律,在他律中寻找制约君主的力量,才是唯一的出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兴起,以抨击君主专制主义为主题,就是最好的回应!

  注释:

  (1)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正朝廷.总论朝廷之政》。
  (2)丘浚《重编琼台稿》卷三《青宫勉学》。

  (3)《张居正全集》第一册,卷三,奏疏三。

  (4)《明史. 冯从吾传》

  (5)《明史. 田大益传》

   [凯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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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7月13日电(记者 易凌 张展鹏)黄菡在一些同事和公众的眼中有些“离经叛道”。这位目前在中国大陆颇受欢迎的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里担任点评嘉宾的知性女人,有一个让人稍感意外的全职工作——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管理心理学老师。

在端坐摄像机前为“迷茫”的青年男女指点婚恋迷津,和立身讲台替政界党员干部答疑解惑之间,黄菡试图在这两个不同角色转换中保持平衡,而这并不容易。

“党校有人反对我上《非诚勿扰》,说这个节目俗,不适合党校老师的身份,而有观众又在网上说我点评像说教。众口难调,但我想试着做下去。”面对异议,黄菡有些无奈,但仍选择坚持。

事实上,她所供职的党校——中国执政党培养其干部的专门机构——也正试图在巩固其“理论高地”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以应对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

不能丢的灵魂

北京西北近郊一个占地1200亩的安静大院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所在地。作为培养中共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以及执政党的智库,这所毗邻昔日皇家园林颐和园的特殊学校,为海外长期关注的中国发展之谜提供了一个核心答案——中国共产党何以在使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稳定和发展的同时,保持其旺盛的执政生命力?

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我们有一个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在理论上始终能够与时俱进。”

而党校对这一中共安身立命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其在8000多万中共党员中的推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

按党内规定,每位中共官员,包括各级领导干部,每五年都需进入各级党校脱产学习,短则几天,长则数年,以统一思想,领会高层政策精神——从这个角度而言,党校勾勒着中国的未来。

在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王东京看来,保持理论研究的前瞻性是党校完成使命的秘诀之一,而这一传统可使人回想到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首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刊出,后被广泛转载的。”王东京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

如今,党代会召开或重大政策出台前,中央高层领导到该校发表讲话几乎已成惯例;全国“两会”之前,党校都要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会;每周五党校的名牌课程“形势与任务”报告更是邀请各部委负责人主讲热点难点,解读政策。

“这些近水楼台的优势使我们教员对中央精神吃得特别透,研究成果也有预见性。”王东京说。

据这位在中央党校从教近20年的经济学教授介绍,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在内的理论基础课程,是每年近三千名在校学员的必修课。

“我们培养的是治党治国的政治家,这些理论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老祖宗不能丢。丢了,灵魂就丢了。”王东京说。

他认为,理论课程对培养学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其站在多数人利益的立场,以及从根本上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都至关重要。

“现在的学员多是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多数理科出身,没有系统学习过这些理论,对他们来说,党校学习是补课。”他说。

作为现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5月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提出,学员应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源头上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此,王东京认为很有必要。

“我们发调查问卷征询学员想学的内容,结果发现一些学员热衷学习‘应急管理’,比如怎么应对媒体,期待把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通过技术性手段来应付,而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种情况下,理论基础学习就更有必要。”

王东京2010年主编了《老讲稿》一书,收录了早至1951年走上中央党校讲台的近30位学者的近40篇讲稿,涉及哲学、经济学、党史党建、文学和历史,其中不乏杨献珍、艾思奇、范文澜及翦伯赞等学界名家之作。

“我们希望通过重读当年名家对经典的解读来更好地理解这些著作。”他说。

事实上,在系统学习这些理论科目之前,王东京本人也认为这些理论枯燥难懂。2008年,时任党校经济部主任的王东京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

“刚接到上学通知,头都大了。”王东京回忆说,“大学时也读《资本论》,但哲学没怎么读,党史党建就更少了。”

然而在听完党校教授张绪文讲费尔巴哈,和甚至比他年轻得多的教员讲延安整风和文革,王东京感慨基础理论学习如同“醍醐灌顶”。

“我们的教学不是替具体问题开药方。比如拆迁问题,具体怎么应对,学员里有的很有经验,但党校给出的是问题的成因和解决的方法论。”

民生问题成教学重点

然而,正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预想不到今天的网络世界,党校的课程设置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过去党校主讲‘老五门’,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史、党建。近年来,我们更突出执政素质和能力相结合的教育,课程设置紧贴社会关注的最新话题。”王东京说。

“比如上世纪末,我国积极准备‘入世’,与世贸组织有关的内容就是上课的热点,现在更多的是与民生、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的内容。”

今年干部进修班的研究专题课程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民生和社会建设”、“转型期的社会稳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16个专题,其中“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是第一次设置。

参加这个专题培训班的北京市教委副书记线联平是首次在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的培训对多年忙于公务的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沉淀充电”机会。久违的校园生活不仅让他有机会重新拿起乒乓球拍、练习太极拳,还为他打开了工作思路。

“按照党校‘两带来’的规定,每个学员入学时要带来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热点问题,在学习中寻找答案,学期过半,我算是找到部分答案。”线联平说。

他带来的两个问题是“地方高等院校发展机制”和“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此外,他还将和47名同班同学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治理结构研究”和“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两个课题。前者关系目前社会上颇有争议的“党委领导下的大学校长负责制”,而后者关系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他们的研究结果可能直接呈递中央决策层。

“第一个研究课题与我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不谋而合。在学习中有一堂课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前沿问题》,谈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执政建设的根本问题,与我们的研究课题相对应,为我们处理大学中领导与教授、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有很大启示。”

陕西省发改委主任祝作利学员则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专题培训班的学习中收获颇丰。

“陕西省经济欠发达,在党校的学习,尤其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给我们的发展指出了发挥行业设置齐全、资源丰富的优势,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也学习了其他省的发展经验。”

在地方执教的黄菡认为,学员也为党校教育紧贴社会发展脉搏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们的学员来自一线,时刻接触的都是改革最前沿的东西。我是学社会学的,也正好观察真实的社会。”她说。

不一样的学员

与普通高校学生通过考试入学不同,党校学员通过组织选调产生。王东京说,过去学员级别高,学历低,而现在学员实践工作经验丰富,视野开阔,学历层次高,知识结构更完善。

“我刚到党校教书时,还教过学员认字,而现在我们学员有的还直接用英语和来演讲的外宾辩论。”王东京说,“他们大都有大学本科学历,去年的学员有三分之二是研究生毕业,三分之一有教授职称,有的还是博导甚至院士。这让教员的压力很大。”

祝作利也感概同学在各自专业领域“够权威”,课下交流获得的信息亦不少。

“我们班有三位专门搞核电的,还有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和安监局事故处理司的领导,听他们讲日本核电事故和我们的应对措施,比看新闻精彩多了。”他说。

而在党校,黄菡一度很难找到在其他高校教书育人的成就感。“你讲领导学,自己没当过领导;讲西方先进经验,你都没去过。我从前看大学哲学老师那种欣赏的眼神,在党校学员里很少见。”她说。

为避免学习走过场,党校教学纪律性很强。黄菡说,教学楼里显示屏更新着学员的出勤率。各班老师还会交叉检查,学员也很在乎出勤率,表现好才能拿到结业证书。

虽然纪律严谨,但党校课堂却是学员畅所欲言、交流思想的平台。

“党校从不保守,相反还是中国思想解放的根据地。”黄菡说,“研讨是上课的主要方式,小组讨论和全班讨论都有,比如谈起政治体制改革时,讨论就很激烈。”

党校工作20年,黄菡育人数千。她感觉现在学员忧患意识更强。

“尤其是基层干部,他们接触的社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与腐败,比我们‘听说’的更具体,所以他们也表达了工作的不易和困惑。”

黄菡目前主讲“心理调适”。在最近县委书记培训班上,有学员主动讲“县委书记工作的4个难与4个怕”,普遍反映基层工作比较难做,任务重、做了不少事,还不怎么被老百姓理解。

“很多官员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但倾诉的机会却很少,我有时会在课后接待他们的咨询。”黄菡说。

“有些民众认为干部素质不高,吃吃喝喝,浑浑噩噩,这还是少数。按我的观察,尤其是年轻干部,有很强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对自身期许也很高,希望为民众做点事、做好事。”

而对于社会上关于官员上党校是“镀金、谋功利”的一些说法,接受采访的学员普遍表示,他们来党校是要“求真知,镀真金”。

“有人问我上党校是不是要晋升了,这有一部分是对党内干部教育制度的误解,平时超负荷的工作确实需要一个自我沉淀再升华的机会。”祝作利说,“如果说镀金指学习的提高,理论的升华,那么我很荣幸来校镀金。”

更加开放

尽管声称开放办学,但门禁森严的党校在民众心中还是存有距离感。

王东京说,由于党校培养对象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同时研究大量重大理论实践问题,而中央领导人也经常亲临党校,因此党校管理严格,不能像其他高校一样对社会公众开放,但近年来也开始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减少“神秘感”。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宾来校讲课参观。去年就有80多个团组、500多人来访,另外我们也开始邀请驻华使节和中外媒体实地考察,今后这样的活动会越来越多。”王东京说,“我们希望培养的学员是要有世界眼光和胸怀的。”

如今党校教员的来源也更趋多元,除招录应届博士生外,也开始从全国科研院所引进高端人才,而非党员也加入党校教师队伍。

“目前,我们有七名非中共党员教员,五名从事外语、国际战略研究等领域的科研工作,一位教中国传统文化,另一位讲授‘西方哲学’,他们工作都受到学校和学生肯定。”王东京说。

有24年党龄的黄菡称喜爱自己的工作。“因为这里研究的问题更现实,更多是对社会的关注,民众的关怀,我希望能在这儿工作到退休。”她说。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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