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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论评：一份及时挽救唐朝覆灭命运的帝王反省书—《罪己大赦诏》
唐德宗（742年5月27日—805年2月25日）李适，是一位在晚唐历史上有着重要转折意义的皇帝。他的一生经历坎坷，亲历“安史之乱”、“泾师之变”、家国风雨飘摇的危机和颠沛流亡之痛。
唐德宗亲政后，初始之时亦雄心勃勃，欲将国家中央控制能力强化，削弱藩镇势力，但由于操之急切，激起了幽州、恒州、魏州、青州四个藩镇的联合起兵，宣布脱离朝廷。为了剿灭藩镇势力，重建中央王权权威，朝廷不得不举兵平叛。然而，李适自持皇权威重，调泾原地区军队入长安，因对其亟待为其卖命的军队不加抚恤，吝惜财钱，致使哗然兵变。兵变发生后，李适急令打开府库许20车金银财宝犒劳，但“君恩”来迟，为时已晚，兵变已无力制止。泾原之师迅速占领了长安，唐德宗李适只得仓皇出逃，国家再次陷入了内乱之中。这一事件可谓对唐德宗李适是致命的一击。李适在奔逃梁州（今汉中地区）之中，再次历经逃亡之苦，所幸幡然醒悟，接受了翰林大学士陆贽的建议，颁布了《罪己大赦诏》。最终，李适重获天下支持，解除了国家再次长久大乱的危局。李适从逃亡到重回长安，可谓狼狈不堪，艰辛备至。逃出宫时，“八马幸蜀，七马道毙，唯望云骓来往不顿，贞元中老死天厩。”此一事件也成为晚唐骚人墨客讽喻不已的痛心题材。白居易、李商隐、元稹等著名诗人也专有此题材的诗歌。
一份《罪己大赦诏》，挽救了唐朝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是，唐德宗在位长达26年之久，又是一位经历颠沛流离、有国乱亲离彻骨之痛的君主，却始终没有能够找到解决唐王朝所面临的统治危机治策，雄心大志逐渐被时光所消化，苟得相安，踌躇不决，不思进取，前后矛盾，至于为后世遗留下无法解决的太多无穷后患。
我认为，唐德宗最大的失误有这样几点：
1、权力制衡机制缺失，没有形成有力的政治监察制度，中央政治执行力疲软不堪。由于逃亡中跟随他的亲信多是宦官，由忧惧宦官转而过度宠信宦官，造成中央内宫掌权，给国家稳定埋下了重大失误。后世几代帝王差不多都是被宦官所害死。一个王朝转入了宫廷内斗，恰似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央高层将治理天下的精力消耗，绝少能顾及天下苍生，唐朝走入没落成为了必然。
2、人才政策不堪重建大唐兴盛繁荣，失却掉难得的复兴机遇。在唐德宗时代，虽云招贤纳良，但具体策略失当，没有在天下形成录用贤良的环境。唐德宗本人也因经历若多事件后对天下满腹猜疑，人才选备与启用政策大多口是而心非，最终文不足以定策安邦，武不足以扬威奔命，至于天下才良彻底失望。没有贤良人才承前启后辅助，不能最广泛聚集各类人才，唐朝复兴由此失却最重要的时机。
3、心力不足，听天安命。唐德宗对天下藩镇势力多以忍让，而无心无策彻底纠治，就像我们今天的腐败现象一样，很多重要事件发生后均以和稀泥的态度进行处决，由此娇惯纵养各藩镇势力。假如扶养正义，彻底清扫残余势力，重建中央控制秩序，唐王朝还不至于日渐弱化而快速消亡。
4、中央财政政策失策。财务制度可以说是最高意义上的国民分配制度。在兵变事件发生后，德宗皇帝大幅取缔和减免财税来源，局势稳定后又极力广开财税渠道，超量铸造钱币，造成人民对中央政策信任度的严重下降。完全像我们今天不断地增发货币，造成货币贬值，不断高涨的物价政策一样，人民生活质量严重下降，此无非以另一种手段强化剥削人民。唐德宗后期搜刮钱财的事儿没有少干。他不仅四处伸手索要财物，而且还告诫他信任的官员不要太过清廉，主张收受贿赂，剥蚀公平正义，甚至暗地支持歪门邪道，严重败坏执政风气。
5、军事目光短浅，没有能建立一支国家型军队，却打造了一支保卫自己的宫廷卫队。唐德宗在回到长安之后，刻意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皇城禁卫军，并完全交由太监管理，为其后宦官专权埋下了祸根，教训非常深刻。唐德宗始终没有站在国民的立场上组建一支强大的维护国家利益的军队，在屯兵训武、历练将才方面做得很不够，防务治策上也有太多的失策。从而大大削弱了中央军事控制各个地区的势力。
从整个唐德宗执政来看，政令虽都能做到己出，但自此后留给后朝的隐患可谓无穷无尽，唐朝由此转入全面衰退。我个人认为，研究唐朝中后期的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改革非常具有一定意义，这并不仅仅局限于如文人墨客有讥笑嘲讽八骏幸蜀的后生可畏。对于一个长期搞政治垄断的王朝来讲，一个朝代的强大其原因基本相似，一个朝代的衰亡其原因也有很多相似。今天没有发生的事件，并不意味着明天不会发生，这就像现在的中东地区一样，目前那里正在演变着一场混乱。我们的国家经历过大跃进时代、文化大革命时代、八十年代学潮事件...“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学到更多有益的东西。
[巴人 20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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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简介
唐德宗（742年5月27日—805年2月25日）李适（适发音为Kuò），系唐肃宗李亨的长孙、唐代宗李豫的长子，母为睿真沈皇后。唐德宗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但好景不长，他14岁那年（天宝十四载，755）的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第二年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四川，从此大唐帝国陷于一场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之中。在大唐帝国的盛衰变迁中，德宗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唐代宗即位之初，李适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肩负起与安史叛军余孽最后决战的使命。平定叛军之后，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和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广德二年（764）正月，李适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并于二月举行册礼。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病逝于长安宫中。身为皇太子的李适遵照父皇遗诏柩前即位，就是历史上的唐德宗。德宗登基以后次年改元。他在位期间，共使用了三个年号：建中（4年）、兴元（1年）、贞元（21年）。在位整整26年。
青少年时代的动荡生活使德宗深知安定的可贵，他登基以后，大有图强复兴的雄心壮志。即位之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实施革新，果敢有为。但是，德宗采取的很多措施都因为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有的尽管粗见成效，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当德宗的一番改革遭遇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德宗一生中，无论是性格还是行动，都充满了矛盾和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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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李适《罪己大赦诏》的由来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用来“自我批评”的文书，其起源甚早，有名的说法就是：“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禹汤之后，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等人也曾颁发过罪己诏。在中国历史上，昏君无数，可是能够颁发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却屈指可数。正因如此，研究皇帝颁布罪己诏的相关背景及随后所取得的效果就很有必要——从积极方面讲，它让人们明白，即使贵为天子，也不可为所欲为，在危难之际也得发布罪己诏，以笼络人心；从消极方面讲，它也可为今天的领导干部做“自我批评”提供借鉴。全面地梳理、分析罪己诏是一个工程浩大的课题，非笔者短时间所能做到，我在这里只谈一谈唐德宗的罪己诏。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中央政府失去权威，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了。各地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很多节度使的子弟在父亲或兄长死后，就发动手下的将领拥戴自己继承节度使的职位，这等于剥夺了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唐朝的中央政府当然厌恶这种局面，可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所以不得不姑息迁就。唐德宗李适继位后决心改变这种局面，重建中央权威。公元781年，恒州节度使李宝臣和青州节度使李正己去世，李适拒绝他们的儿子继承节度使的职位，导致河朔四镇（指幽州、恒州、魏州、青州四个藩镇）联合起兵，宣布脱离中央。接着，汝南节度使李希烈也趁机宣布独立，甚至索性称帝。唐德宗李适动员全国兵力，先行讨伐李希烈。
李适的做法无可厚非，先逼藩镇造反，然后再以平叛之名将其一一剿灭，这样既可除去心头之患，又可重建中央权威 。奈何李适驱使军队为其打仗，却不肯出钱犒劳士兵，引发“泾师之变”——从泾原地区调集的平叛部队途径长安，官兵们本来希望得到赏赐，可李适就是不肯出钱，士兵们因“待遇问题”得不到“落实”而绝望愤怒，遂发生了兵变。兵变发生后，李适才下令急运20车金银财宝犒劳军队，可惜“恩典”来得太迟。泾原之师占领了长安，德宗李适只得仓皇出逃，国家再次陷入了内乱之中。本想打击藩镇势力以重建中央权威，结果却是“求荣取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现实面前，唐德宗李适接受了翰林学士陆贽的建议，颁布了《罪己大赦诏》。这篇由陆贽起草的罪己诏选在兴元元年正月初一发布，“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诏书中历数了德宗自己的罪过，称：“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黎庶”。“自我批评”之外，诏书还赦免了不少叛乱将领，显示了天子的通情达理，因为国家陷入内乱的责任不在别人，“罪实在予”。这篇罪己诏情真词切，很有感召力，颁布之后，“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一些叛乱军队归顺了朝廷。
从此唐德宗重新得到各阶层的支持，随后再次回到都城长安，国家局势也逐步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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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己大赦诏
唐德宗•李适
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已济人，不吝改过。朕嗣守丕构，君临万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於将来。明徵厥初，以示天下。
惟我烈祖，迈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灵於涂炭，重熙积庆，垂二百年。伊尔卿尹庶官，洎亿兆之众，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泽垂于后。肆子小子，获缵鸿业，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已，遂用兴戎。
徵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斋居送，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命峻於诛求，疲空於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邱墟，人烟断绝。天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辱於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深谷。
赖天地降佑，神人叶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屏逐大盗，载张皇维。将宏永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号，加于朕躬。固辞不获，俯遂舆议。昨因内省，良用矍然。体阴阳不测之谓神，与天地合德之谓圣，顾惟浅昧，非所宜当。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乱，今化之不被，乱是用兴，岂可更徇群情苟膺虚美，重余不德，祗益怀暂。自今以后，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称圣神文武之号。
夫人情不常，繁于时；大道既隐，乱狱滋丰。朕既不能宏德导人，又不能一法齐众，苟设密纲，以罗非辜，为之父母，实增愧悼。今上元统历，献岁发生，宜革纪年之号，式敷在宥之泽，与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
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繁囚见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有以忠劳，任膺将相，有以勋旧继守藩维。
朕抚双乖方，信诚靡著，致令疑惧，不自保安。兵兴累年，海内骚扰，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屈已宏物，予何爱焉焉。慝之诚，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及所管将士官吏等，一切并与洗涤，各复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谕。
朱滔虽与贼连坐，路远未必同谋，朕方推以至诚，务欲宏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其河南河北诸军兵马，并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轶。朱泚大为不道，弃义蔑恩，反易天常，盗窃 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庆被朱泚胁从将士官吏百姓及诸色人等，有遭其扇诱，有迫以凶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顺，及散归本军本道者，并从赦例原免，一切不问。
天下左降官，即与量移近处，已量移者更与量移。流人配隶，及藩镇效力，并缘罪犯与诸使驱使官，兼别敕诸州县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归者，一切放还。应先有痕累禁锢，及反逆缘坐，承前恩赦所不该者，并宜洗雪。亡官失爵放归勿齿者，量加收叙，未复资者更与进叙。
人之行业，或未必廉，构大厦者方集於群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检，苟在适用，则无弃人。况黜免之徒，沉郁既久，朝过夕改，仁何远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隶人等，有材能著闻者，特加录用，勿拘常例。
诸军使、诸道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等，或百战摧敌，或万里勤王，固全城，驱除大憝，济危难者其节者，复社稷者其业崇。我图尔功，特加彝典，锡名畴赋，永永无穷，宜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身有过犯，递减罪三等，子孙有过犯，递减罪二等。当户应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后虽衰老疾患，不任军旅，当分粮赐，并宜全给。身死之后，十年内仍回给家口。其有食实封者，子孙相继，代代无绝。其馀叙录，及功赏条件，待收京日，并准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处分。诸道、诸军将士等，久勤捍御，累著功勋，方镇克宁，惟尔之力。其应在行营者，并超三资与官，仍赐勋五转；不离镇者，依资与官，赐勋三转。其累加勋爵，仍许回授周亲。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一阶，仍并赐勋两转。
见危致命，先哲攸贵；掩骼，礼典所先。虽效用而或殊，在恻隐而何间。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县给递送归，本管官为葬祭。其有因战阵杀戮，及擒获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应缘流贬及犯罪未葬者，并许其家各据本官以礼收葬。
自顷军旅所给，赋役繁兴，吏因为奸，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无聊，汔可小康，与之休息。其垫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等诸色名目，悉宜停罢。京畿之内，属此寇戎。攻劫焚烧，靡有宁室，王师仰给，人以重劳，特宜减放令年夏税之半。朕以凶鬼犯阙，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驾兹邑，军储克办，师旅攸宁，式当裒旌，以志吾过。其奉天宜升为赤县，百姓并给复五年。
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贤者，邦家之大本，永言兹道，梦想劳怀。而浇薄之风，趋竞不息，幽栖之士，寂寞无闻，盖诚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隐居行义，才德高远，晦迹邱园，不求闻达者，委所在长吏具姓名闻奏，当备礼邀致。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及博通坟典，达於教化，并洞识韬钤，堪任将帅者委常参官及所在长吏闻荐。
天下孤老，鳏寡独不能自活者，并委州县长吏量事优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县令就门存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旌表门闾，终身勿事。
大兵之后，内外耗竭，贬食省用，宜自朕躬。当节乘舆之服御，绝宫室之华饰，率已师俭，为天下先。诸道贡献，自非供宗庙军国之用，一切并停。应内外官有冗员，及百司有不急之费，委中书门下即商量条件，停灭闻奏。
布泽行赏，仰惟旧章，今以馀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庆赐，深愧于怀。赦书有所未该者，委所司类例条件闻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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