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裴钰

近日，学界失去了两位文理科大师级人物，唐德刚和钱学森，一文一理，都是开山宗师一般的人物。我对唐德刚先生的著作和学术思想一一细读，对他的学术是非常熟悉的。在唐德刚逝世后，部分朋友讲他是传记作家等等，这些名号对唐德刚来说都是不准确的。他的口述史归根到底还是历史科学的方法论，我想，对一个学人最好的祭奠，就是正确的认识他。在《北京晚报》发了一篇长文，从历史学的角度系统总结了唐德刚先生的卓越的学术贡献，放在这里，和网友们分享。

拿破仑在1821年的《政治声明》里写道：“我的儿子应勤读史书，多作思考；历史是唯一实在的哲学。”拿破仑的话代表了数百年来社会和民众对“历史学”最本质的期许——“实在性”，这也是康德的认知，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即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10月26日病逝的唐德刚先生就为历史学的“实在性”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堪称一代史学宗师。

历史真是“实在”的吗？我们先看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一段经典的描写：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

这是公元前206年，项羽设鸿门宴，宴请刘邦的场景。其中，樊哙力劝刘邦溜之大吉，樊哙之语“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此句非常个性化，极其生动，千百年来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可是，司马迁并非现场亲耳听到这句话，在他的周围更没有现场的亲历者，那司马迁怎么能够记载这句生动的话呢？很多历史事件的细节，特别是历史人物的一句对话，历史学家在还原它们的时候，到底根据的是什么呢？鲁迅说过《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实际上是讲，司马迁在还原研究历史的时候，借助了文学手法。虽然，历史记载变得非常生动，但文学渲染的手法让历史记载变得不再“实在”，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心病，只是，在他那个年代，无法根除这个学科中的短处。

再看一个例子，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回南京，然后被蒋囚禁，开启了半个多世纪的软禁生活。张学良为什么要送蒋介石回南京呢？张学良说“我把蒋先生比做一个裹了一层雾的电灯泡，我只是把他取下来，擦干净之后再安上去”，西安事变就是“取下来”，送回南京就是“安上去”。这个生动的言辞比喻出自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由于是亲历者的言辞，所以不是文学化的处理，这句精彩的比喻就真实可信，引为信史，这就是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史”。

司马迁解决不了历史情境的还原再现，不得已搞得文史不分，中国传统史学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主要是故事型研究，而缺乏对历史对象的科学确定以及对历史发展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关注。

而“口述史”历史则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这就是唐德刚先生对历史学研究的独特的贡献，他让历史变得“实在”，让无数个“实在”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串起来的社会发展变得更加客观，更加清晰。

口述史并不是单纯的文字采访记录，而是一个系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口述”不是内容的全部，也不是研究的目的，而只是研究的辅助手段。唐德刚自己讲：“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口述史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口述史有效地解决了历史还原的难题，用真正“实在”的人物语言丰富了历史记载。唐德刚先生在写作过程中，特别注重受访人的回忆细节和语言风格，比如，《李宗仁回忆录》有一段：

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我原知道蒋先生有这项脾气，所以当二十六年十月蒋先生任我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我便笑着向他说：“委员长，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过古代战略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蒋先生也笑笑说：“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他果然能守此诺言，始终未打过电话。我在徐州时，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他那口宁波腔，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在长途电话里，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听得很吃力，蒋先生也觉得很苦，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老实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长直接指挥亦不无关系。

李宗仁拒绝蒋介石越权指挥一事，精细到李听不懂蒋的宁波腔，只有口述史，才能如此生动、细致而又“实在”的表现出来。

2.作为史料的佐证手段，而不能是唯一的史料来源，所谓“不孤证”，同样也适用于口述史。虽然是亲历者口述，如果与历史事实违背，就是假语村言。历史事实的鉴定、考证，还得依靠历史学的科学方法，不能仅仅依靠亲历者口述而确定。

唐德刚先生在受访人明显出现回忆错误的时候，立刻予以修改，他基于严谨科学的历史学基础，而不是口述人的一家之言。唐德刚这么讲到“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受访对象)再商讨”，一定做到客观公正方可采用，这就和传记文学迥然不同了。

3.口述只能代表某个人的个性化观点，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客观事实。比如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评价——“蒋先生这个人，我跟你讲，我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很顽固，很守旧的，太守旧了！这么讲吧，我搁这么一句话批评他，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他认为我说的事都是对的，我做的事情就应该是对的，他就剩个派头。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张学良口述历史》)这一段，未必是对蒋介石的客观的评价，只是从张学良个人的角度，但也有一份史料存档的价值。

4.在现有技术手段下，口述不能仅仅是文字记录，还需要有音像资料作为旁证。唐德刚先生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时候，依靠受访人的文字记录，再通过受访人核准。而在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则随书附带了录音资料。

因此，口述史并非人物传记，是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并非是文学体，而是史学体，能够较好地还原历史本来面貌，让历史变得真正“实在”。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它必定是基于客观发展规律，在于再现客观世界的历史记忆，因此，“实在”是历史学的源头活力。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史大大推动了历史学学科的完善和进步。

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史，开一代史学之风，关注个人的历史经历，探究历史人物的善恶，通常选择历史上的“关键角色”，如外交之顾维钧，政界之李宗仁，军界之张学良，学界之胡适，选择这些关键人物进行历史分析。我们看到了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这些历史人物用非常个性化的语言，充满魅力的个人思想，来揭开历史真相，破解历史谜团。尽管很多情节富含戏剧性，但是，唐德刚的口述史则确保了这些精彩情节的科学性和实在性。

在学术理念上，和唐德刚恰好南辕北辙的人，是黄仁宇，他开创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反对通过对历史人物本身的过度关注，主张不要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孤立地进行分析，主张要通过对历史社会的整体面貌进行分析和把握，掌握历史社会中的结构性特点。更加关注历史人物背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架构。在黄仁宇看来，历史长河中的“关键角色”由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万历十五年》即是把握明中期社会发展的大结构、大特征、大本质，对明代社会进行框架型的分析。

历史学之所以成为一门人文科学，取决于两点，第一，它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客观实在的事物，只有客观存在的事物，才有自己的内在发展规律；第二，它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根本命题。唐德刚运用自己的口述史理论，有效地解决了历史人文的客观实在性。而黄仁宇则是有效地解释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口述史”之小，“大历史”之大，两者一起构建了历史学两个现代性的突破方向：1.“实在性”研究；2.“规律性”研究。彻底消除了中国传统的文史不分现象，突出了历史学独特的学科地位；摆脱了传统史学的核心主线——以人物善恶臧否核心；晚清“史学革命”以降，梁启超更侧重历史哲学领域的开拓；陈寅恪将考据法研究历史学的方法，演绎到了历史的巅峰；郑天挺则以明清的微观命题研究见长，以小见大，梁、陈、郑都是用不同的方法论，来推动传统史学向现代转型。但是，梁、陈、郑有草创之功，却对现代历史学的最终完善力不从心。而唐德刚、黄仁宇则以自己的卓越创新力，自成体系，上承梁、陈、郑，下开现代历史学全新的视野，给今天的中国内地历史学界以清新的角度和有益的借鉴。

更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是，无论是唐德刚，还是黄仁宇，两个人都在努力使历史学研究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成为独立的人文学科，因此，无论是口述史，还是大历史，都在力图把历史学从“实在的哲学”(拿破仑语)转变为“实在的科学”。过去《史记》上某个人物的一句话，不可能被当做历史事实看待，而如今，唐德刚著作中的历史人物的一句话就可以被引为信史，这就是一个缩影——唐德刚先生的深远历史学贡献。困扰司马迁的“心病”，唐德刚解决了，唐德刚先生病逝，我深感悲痛。很多人都误以为唐德刚是传记作家，而忽视了他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历史学家，我写此篇，即是让人们明白唐德刚“口述史”的现代历史学价值，我想，对一代学人逝世的最好祭奠，就是正确而又完整地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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