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 剑

笔者最早接触到有关杨修的文字是在《三国演义》中。据该书的第七十二回记载，杨修平时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曹后借口“鸡肋”事件，以惑乱军心之罪杀之。其实，这并不可信。据陈寿的《三国志》载：“……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候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对杨修之死有一个比较完全的记载：“《典略》曰：……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候，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由是观之，杨修之死，乃因曹植失宠所致也。

至于杨修的传记，则略见于《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列传》：“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亦见于《典略》：“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其实，杨修不过是“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官不居要位，其身名远不及其祖父杨震、父亲杨彪，死时年仅三十有四，却以才思敏捷而闻当世，这从解“活”、解曹娥碑文等足见一斑。难怪《后汉书·杨震列传》结尾以“才子”赞之。  

《三国演义》中说曹操嫉妒杨修的才能，借口鸡肋事件，杀之而后快。但这于情于理都是不合的，因为曹操既是一代奸雄，又是一代文学家，是“建安风骨”的中流砥柱，对在“建安七子”中无一席之地的杨修，他是没有理由与之过不去的。据《后汉书·杨震列传》载：“后子修为曹操所杀，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惮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曹操动容的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有感于杨彪的爱子之情；二是对杀杨修有那么一点后悔之意。且说曹操杀了杨修之后，还给杨修的父亲杨彪写了一封信，即《与太尉杨彪书》。在信中，曹操可是把杀修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还说杨修是咎由自取。“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说杨修依仗父亲的权势，不遵守军令制度，还专门同他作对。还说“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言外之意，杀杨修是替杨彪清理门户。杨彪读后不禁心惊肉跳，只得违心地回答说：“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恒虑小儿必致倾败。足下恩怨，延罪至今，闻慰之日，心肠酷裂！”试想，不给你来个满门抄斩，诛连九族，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这样，杨修之子杨器、孙杨准才有机会“知名于晋世”。与杨修同事的丁仪、丁廙兄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三国志》载：“文帝（曹丕）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曹操想通过严明军纪，提高战斗力。而杨修不过是认为军纪过于严厉，可以更“宽舒”些。从某种程度上讲，杨修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只可惜，他不讲究方法，不能晓之以理地说服他的顶头上司，而是自作聪明，公然带头对着干，这样的人对上司而言，自是眼中钉，肉中刺，欲去之而后快。更要命的是，杨修所处的大环境是“中国虽清，方外未夷”，而曹操是心怀大志之人，早就想一统天下。由此可见，杨修并不是一位识时务者的俊杰。

笔者一直以为，如果杨修安心做一个才子，他不仅可以寿终正寝，而且也许会在“建安七子”中占有一席之地。面对杨修的才思敏捷，曹操曾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但是他并未把才情都用在文学上，据《后汉书》载：“修所著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一生著作如此之少，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他英年早死，但重要的一方面恐怕正如《世语》中所言：“（杨修）与丁仪兄弟,皆以植为嗣”，把心思都用在辅佐曹植当曹操的接班人上。由于曹植“善属文”，而“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操）特见宠爱”，《魏武故事》载令曰：“始都谓子建（即曹植），儿中最可定大事。” 为此，身为曹植羽翼的杨修对主子可谓是尽心尽力。据《世语》载：“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曹操）意，豫作答数十余条，敕门下，都出心以次答。”又载：“太祖遣太子（曹丕）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脩先戒植：‘若出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凡此种种，由于有杨修当参谋，曹植可谓是占得先机。

但是曹植则因其父曹操的宠爱而日益变得骄纵，并因此失宠。《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载：“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候科禁，而植宠日衰。”其实，曹植“开司马门出”并不足以失宠，更重要的是他“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文人好酒并不是什么大的过错，曹植所作《名都篇》有曰：“归来晏平乐，美酒斗十千。”但作为皇室之后，又曾被其父寄予厚望，“饮酒不节”，是十二分的不应该的。更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是，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被关羽所围时，曹操重新重用曹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但曹植竟“醉不能受命”。而据《魏氏春秋》载：“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至于是不是被曹丕所害，正史不可考，所以并不可信。但曹丕设计陷害杨修则是不争的事实，《世语》记载，由于杨修与丁仪兄弟为曹植羽翼，身为太子的曹丕深为担忧，就“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杨修发现，就到曹操那里打小报告，把曹丕吓得个半死。于是，吴质献计“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杨修不知是计，又诉之曹操。结果因查不出吴质，以致曹操误以为杨修要陷害太子曹丕。加上他相助曹植之事都一一败露，所有这些分明是欺骗君王的大罪。于是“新仇旧恨”一块儿袭上曹操的心头，自是要找个借口杀之，以免后患无穷。

一言以蔽之，杨修不过是魏国皇室内部争斗的牺牲品，死得并不其所。若非要参与皇子帝位之争，也要站对立场，看准对象呀！曹植虽“以才见异”，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空头的文学家，做什么事都是任性而为，不是一块做政治家的材料。而太子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所以“遂定为嗣”。曹植虽对杨修“才捷爱幸”，数与修书，但所谈亦不过吟诗作赋之事。而杨修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一心替曹植出谋划策，欲打败太子曹丕，成为皇位继承人。可恨曹植太不争气，只知沉湎于诗酒，不可自拔。遇上这样的主子，杨修岂有不死之理？后人写诗叹杨修“身死因才误”，言外之意，说杨修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亦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