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刚

　　一百多年来史学界一直认为，明代初期“三宝太监”郑和率领的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航海范围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东南亚一带，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

　　在常人的心目中，郑和下西洋是一段早已下了定论的史实。虽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创举，但郑和的名望一直笼罩在如下几位欧洲航海探险家的阴影中：

　　马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在一四八七年间驾船经过好望角，被称作世界上第一位绕过非洲大陆南端的人；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于一四九二年到达美洲巴哈马群岛，被誉为世界上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一人；

　　费尔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率船队自一五一九年九月始航探险，他的船队历时三年绕地球一周最终回到始发地，从而费尔迪南德•麦哲伦被授予首次完成环球航行创举的桂冠。由于他同时被认为是发现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海峡的人，这一海峡至今一直以他的姓氏命名。

　　近几十年来，经常有人对上述三位欧洲航海探险家的“世界纪录”提出质疑。特别是二零零二年三月，英国人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一次学术会上公布了他的观点：最早绘出世界海图的是中国人，郑和率领船队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并且这只船队是世界上第一支完成环球航行的船队。他还进一步认为：在一四二一年，中国人发现了世界。

　　这些看法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史学界的一次

地震，专家学者们反应不一，赞同、怀疑、否定和讥讽之声皆有之。中国史学界的反应比较冷淡。许多中国史学家认为，加文•孟席斯先生的论点虽然新颖，但具有很多猜测的成份。有些中国史学家甚至说：加文•孟席斯先生既看不懂中文又没有足够的中国历史知识，他没有资格对一百多年来数百名中国历史学家们的研究结果提出挑战。

　　在史学方面，我与加文•孟席斯先生一样，仅仅是业余爱好。我虽然没有他那些航海知识和经验，可是我对郑和船队首先发现整个世界的深信程度并不亚于加文•孟席斯先生。此外我必须指出，加文•孟席斯先生的论点中有一个错误，中国发现世界的时间不是一四二一年，而是一四一八年之前。我对加文•孟席斯先生观点的认同和修正不是出于一种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而是基于对一幅老世界地图和相关史书资料的认真研究、比较。

　　一、老世界地图

　　二零零一年春季，我购得一幅画在竹纸上的手绘世界地图。这幅地图的右上角有“天下全舆总图”六个字，左下角写着：“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　臣莫易仝绘”，地图正上方画有一个中国古代指南针方位盘，并写有“六合出行定图式”七个字。上述表明，此幅地图是一四一八年间一幅《天下诸番识贡图》的仿绘品，仿绘时间为一七六三年，仿绘人为“莫易仝”。该幅地图的左上角写有：“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这意味着图上的注释有些是原《天下诸番识贡图》中已有的，有些是仿绘者后加的，而原有的注释都用红笔加以圈注。

　　当我仔细查看地图时感到非常吃惊。这幅地图不仅画出地球上所有的大陆陆地(包括南极、北极和格陵兰)，并且在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上都有红笔圈注的注释。

　　很明显，这幅地图上画的一些内容与历史常识是不一致的。中国人于一四一八年绘出了近乎完整的世界地图？十五世纪初期的地图上怎么会有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而且上面还有山脉、河流和注释？莫非此幅地图是件赝品？可图纸上的虫蛀痕迹、褪色墨迹以及又薄又脆像山东煎饼的竹纸显示，这幅地图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仿绘者仿绘原图时故意作假吗？落款者的“臣”字款说明，仿绘此幅地图的目的是呈报给乾隆皇帝或清宫皇室审阅。既然图上写明“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并注明“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仿绘者应当明白，若仿绘原图时作假，他将会被认为犯“欺君”之罪。另外，图中一些陆地以及部分红圈中的注释超出乾隆年间中国人的知识范围。例如，图中画有南极洲陆地，可是人类正式发现此陆地的时间是一八二零年；再如，图中关于南美洲宗教和人祭注释，在十八世纪中期即使当时统治南美洲的西班牙人也未必知悉，因为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征服美洲大陆后在罗马教廷的授意下发布了一条禁令，禁止对印第安宗教进行研究，这一禁令直到十八世纪末才被突破。^注1

　　看来，这幅地图是件真品，并且红圈内的注释也应该是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中原有的注释^注2。那么，如何解释图中内容与历史常识之间的矛盾呢？

　　《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年代和图中有关“正使太监马三宝”的注释向我暗示：这幅地图一定与明朝郑和下西洋相关。带着重重疑问，我钻进了郑和下西洋的史料和相关论文之中。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与一部名为《星槎胜览》的古籍有关联。

　　《星槎胜览》成书于明朝正元年(1436年)，署名作者为费信。此人信奉伊斯兰教，明永乐七年至宣德六年间曾四次随郑和下西洋。《星槎胜览》流传至今已形成多种版本，但专家学者将这些版本归为两类：两卷本和四卷本^注3。四卷本自序中提到“采辑图写成帙”(即书中附图之意)，而两卷本自序中未提“图”字。有专家认为，两卷本为费信所作的原版，而四卷本是由他人在两卷本的基础上附图编辑而成，其目的是呈报给皇帝过目。

　　《天下全舆总图》上的太平洋海域中，有一个红圈注释写道：“一于永乐十三年，隋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刺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回京”。此句话除“马三宝”三个字外，其他内容与《星槎胜览》所附航行表录中第三次航行的描述一字不差。由此看来，《天下诸番识贡图》应是《星槎胜览》四卷本自序中所提到的“采辑图”中的一种。

　　二、数百年的误解

　　在找到《天下诸番识贡图》出处的同时，我发现史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范围有重大误解。

　　在确定郑和船队下西洋的航海范围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西洋”的概念和范围。根据史书的记载，“西洋”的概念起源于宋、元时期，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东洋”一词。然而，宋元时期的文字记载并没有明确这两个概念的地域范围。到了明朝时期，“西洋”与“东洋”之间有了较清晰的分界线。《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记述道，苏门答剌国^注4乃西洋之总头路。明万历四十五年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记载： “文莱国即婆罗国，此东洋最尽头，西洋所自起处也，故以婆罗终焉。”可见，明朝时期的“西洋”以现今苏门答腊岛西北角为起点，向西囊括印度洋、阿拉伯海、大西洋和太平洋，最终截止于文莱。“东洋”包括现今的南海、东海和日本海。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平衡和对称，可是明朝时期“西洋”的范围为什么这么大，“东洋”的范围却相对这么小呢？有学者认为，明朝时期对东、西洋界线的划分与海洋洋流、风向和针路(即航行路线)有密切关系，由于开往西洋的船舶以朝西航向为主，故命名为“西洋航路”，由此到达的地区概称为“西洋”；而驶向东洋的船舶以朝东航向为主，故命名为“东洋航路”，由此到达的地区概称为“东洋”；同时由于季候风的作用，东西洋船舶均不能逾越的文莱则成为东西洋的分界点^注5。一千多年以来海洋洋流几乎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从现今的海洋洋流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观点的依据。

　　《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有关“西洋”的标识也符合明朝时期“西洋”的概念。图中印度洋海域被标明为“小西海”^注6，北大西洋海域被称之为“西海”，而“西洋”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它包括“小西海”和“西海”海域^注7。图中太平洋海域并未有“西洋”标识，但此海域中有关正使太监马三宝下西洋的红圈注释表明，太平洋海域也在“西洋”范围之内。

　　既然“西洋”的范围如此之大，几乎环绕整个地球，那么史书中所说的郑和下西洋是指环球航行吗？对此问题，《天下诸番识贡图》中的如下注释给予了明确的答案：

　　图中北美洲靠近阿拉斯加地带有一红笔圈注：“此地人种亦如契丹、蒙古，以鱼为食”，这是有关爱斯基摩人的描述；

　　美国西部地域有红圈注释“此地土人肤色黑红，头腰皆披鸟羽，亦有食人之习也”，这是对北美印第安人的描述；

　　南美洲有两个红笔圈注：“有城市皆用巨石而建，故曰其石城也”，“此地之民信教曰巴拉卡，以人祭之，以火拜之”，前一个注释与印加帝国有关。印加帝国时期的许多城市建筑以巨石作为建材，且城市大多建在山顶或高原地区。印加帝国起源于十三世纪左右，十五世纪中期达到全盛，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亡于西班牙人的刀枪之下。后一个注释指的是秘鲁中古时期印第安人信抑的“帕拉卡斯(Paracas)”宗教；

　　澳大利亚陆地上的红笔圈中注有“土人肤亦黑色，皆不着衣，腰坠骨器，皆有食人之习也”，这是有关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注释；

　　非洲南部红圈中的注释为“此地人种肤色如黑漆，齿白，唇红，发卷”，此注释所描述的是非洲黑人；

　　亚洲西亚地域中红圈内注明“自东向西出嘉裕关，凡有城市其民皆信回教，奉莫哈莫德，其庙皆用土石相砌，凡壁皆用宝石相嵌，进入庙堂皆需更衣沐浴也，吾中土亦有，甚笑也”；

　　在亚洲和欧洲交界处有红圈注释，“此地人种深目、圆眼，头缠长布，宽衣长裤，女子出门皆裹面而行，违者治罪也”，在东欧部分有红圈注释：“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

　　《天下诸番识贡图》中的这些注释为我们揭开了一个近六百年历史的秘密：郑和船队下西洋的航线不仅局限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东南亚一带，他们曾周游过整个世界。

　　行文到此，一定会有人问：若真如此，为什么古籍或碑文中只字未提印度洋和太平洋东南亚以外的航行呢？实际上，古籍和碑文对郑和船队航游世界已有零星记录，只不过隐藏在字里行间之中。

　　《天妃灵应碑》

　　该碑系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夕，在明宣德六年(1431年)冬季与其他航海将领一起刻立于长乐南山。该碑文被史学界视为郑和下西洋的最主要史料之一，具有极高的可信度。碑文前两句写道：“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前一句的意思是：当今明皇朝统领的地域既超过明朝前三代皇帝也超越汉唐时期，天涯海角所到之地没有不俯首称臣于明朝皇帝。如何正确理解第二句的关键在于“西域”和“迤北之北”这两个概念。

　　我国古代“西域”之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广义的“西域”指越过狭义的“西域”向西所能到达的地方，包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直至欧洲东部、非洲东北部。有学者认为，此句中的“西域”指狭义西域。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明朝时期有关域外旅行的书籍普遍采用广义的西域概念。例如成书于明永乐年间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所涉及的地域范围远超过狭义的西域范围。再如，明宣德六年所立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蹟记》(简称“通番事迹记”)碑文中有“直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的记载。特别是《天妃灵应碑》文本身还有两处提到“西域”，并且均与位于现今阿拉伯地区的忽鲁谟斯国、阿丹国，以及现今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国等相关联^注8。

　　对于“迤北”一词有学者认为是向北延伸之意，即“迤北之北”指中国北面方向的地域。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天妃灵应碑》文通篇讲的是航海，而不是陆地旅行。从《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北极圈内有一个穿越极点的通道。这条通道意味着郑和的船队可能曾经穿过北极圈。在郑和时代，中国人普遍对“北极”和“南极”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认识，郑和船队从中国向北穿越北极圈朝北美大陆航行时他们认为船队航向一直为向北。按照现代的地理观念，当船队从中国向北极方向航行时航向为北，而从北极向北美洲大陆航行时的航向为南。因此《天妃灵应碑》文中“迤北之北”应释义为：(中国国土)向北延伸陆地之北^注9。

　　史学界一直认为，“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分别指两个不同的地方。我认为这也是误解。从碑文上下文看，这句话应指郑和航海所到达的最远的地域。按目前史学界观点，郑和航海范围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东南亚一带。因此，若为两个不同的最远之地，碑文应为“西域之西，迤南之南”。根据碑文用词讲究、概念清晰的特点，“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应是指一个离中国最遥远之地。

　　基于上述释义，“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一句用现在语言可释义为：欧洲东部、非洲东北部地域向西，并且从中国北面的西伯利亚陆地一直向北航行抵达的国土固然遥远，但仍可计程到达。从现代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最遥远的地方是北美大陆。

　　《天妃灵应碑》和《通番事迹记》两碑碑文中都提到，郑和出使西洋“涉沧溟十万余里”。有文章称，“涉沧溟十万余里”是一诗句，并不指实际的距离。按照中国的行文传统，若为夸张诗句“万”之后不应再有“余”字。碑文中“涉沧溟十万余里”的前一句谈及航海所到的国家为“三十余国”，这也是在讲实际数字。可见，“涉沧溟十万余里”讲的是实际的距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涉沧溟十万余里”指的是郑和船队前六次出海航行的总里程。这种观点与实际偏差较大。《天妃灵应碑》是由郑和及其诸将共同刻立。史书中有明确记载，郑和下西洋时曾与诸将分成不同的船队，这些船队的航线各不相同。“涉沧溟十万余里”若指总航程距离，则会出现几支船队里程重复计算问题。《天妃灵应碑》的立碑者不会给后人流下一个重复计算的记录。非常明显，此句应指郑和下西洋涉足海域的长距。对我国中古时期“里”的概念有不同理解，保守者认为一里相当于0.4公里^注10，有的认为一里相当于0.65公里^注11。从保守的角度看，“涉沧溟十万余里”一句应理解为航行里程实达四万多公里。众所周知，地球的周长为40,076公里。可见，碑文中的这句“涉沧溟十万余里”指的是环球海域的长度。

　　《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绘制时间没有确切记录，一般认为其原图大约在十五世纪初期根据郑和下西洋部分实际航线经几次整理而成^注12。该图仿照《长江万里图》绘制成一字展开式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计二十幅。第十七幅至第十八幅图中，在苏门答腊岛下方绘有一片海岸线很长的无名陆地。这块陆地前部上方画有一座岛屿，并注明“石城山”三个字，岛屿旁边写着“有人家”。陆地的尾端上方也有几座岛屿，其中较大的一座注有“虎尾礁”三个字。有学者认为这片无名陆地是澳洲大陆。但这只是猜想，没有任何根据。

　　《郑和航海图》以航路为主，地理、地势为辅。虽然该图为一字式长卷，绘制时不计方位，可是航线左右地势以及岛屿沙洲与航线之间的关系均符合实际地理状况，只是有些地方大小比例失真，且个别地方方位倒置。此种绘图法在我国古代海图中广泛采用，有学者称此为“关系位置法”^注13。从第十七幅至第十九幅图上针路显示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出，这三幅图是按照先自东向西、后由南向北的航行路线绘制而成。很明显，澳洲大陆并不在此航线的左右方。学术界基本上一致认为《郑和航海图》上所有地势和岛屿沙洲均实际存在，那么这块无名陆地又是哪里呢？

　　若乍看现代世界地图，苏门答腊岛的西南方向除了非洲东岸和南极洲外别无其它大陆。但是，穿过南非与南极洲之间的海域我们可以发现，南美洲的南部陆地—巴塔哥尼亚海岸与苏门答腊岛遥遥相对。按照《郑和航海图》第十七幅至第十八幅图上针路显示的先自东向西、之后由南向北的航行路线，并对照现代世界地图，我们可以看出航线左手方(即西南方)首先对应南美洲南部陆地，之后对应非洲东岸。《郑和航海图》也是如此，南美洲南部陆地首先出现，然后是非洲东岸。因此，《郑和航海图》中的无名陆地应该是南美洲南部陆地，只是它的方位被倒置了。

　　这块陆地首部岸边岛屿上注有“石城山”三个字，这一标注符合印加帝国时期城市建筑的特征(即印加帝国时期的城市大多以巨石作为建材且位于山顶或高原地区)，并且也与《天下诸番识贡图》南美洲上的一个注释(即“有城市皆用巨石而建，故曰其石城也”)相关联。

　　《瀛涯胜览》

　　该书作者马欢在《瀛涯胜览纪行诗》中有“舟人矫首混西东，惟指星辰定南北”的诗句。该诗句非常值得我们琢磨。句中“矫”字为勇敢之意，“首”通“手”字^注14，诗句的前半句意为：船夫勇敢地将船行驶到无法辨别东西方向的地域。史书记载，郑和下西洋是靠日月星辰辨别方向，《西洋番国志》自序中说：“惟观日月升坠以辨西东，星斗高低度量远近”。可见辨别东西方向并不是一件难事，只需观察日月升落即可。马欢这一诗句实际上在向我们暗示，他们行驶到一个连续数日见不到日出而只能凭借夜空星辰辨别方向的地域。地球上这种地域仅限于南北极地。

　　《东西洋考》

　　前面文中曾经提到明末张燮于一六零七年印制的《东西洋考》一书，明确地划分出东洋与西洋的分界线。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终止了远程航海，并从此闭关锁国。所以《东西洋考》一书应是基于郑和下西洋史料写成的。前文中还提到，有学者认为这些分界线的划分是基于海洋洋流、风向和航行路线。若没有环球航行的经验，又如何基于海洋洋流、风向和航行路线划出东洋与西洋的分界线呢？

　　《西洋番国志》

　　许多史学家们认为，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到达欧洲大陆。但是，《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欧洲陆地上“希番”、“扶昂”、“落木耳”和“基里”等红圈标注，以及“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注15的红圈注释表明，郑和船队曾在欧洲大陆靠岸。并且，曾跟随郑和几次下西洋的巩珍，于宣德九年写出了一本书《西洋番国志》，书中记载：“永乐之初，敕遣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从《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循西海诸国”应指欧洲西部、非洲大陆西海岸线和北美大陆东部沿海一带的国家。

　　三、结束语

　　《天下诸番识贡图》告诉我们，一四一八年以前郑和船队已经周游了世界，并且绘出了几乎完整的世界地图。这些成就比马尔托洛梅乌•迪亚斯驾船经过好望角早至少六十九年，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美洲巴哈马群岛早至少七十四年，比费尔迪南德•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一个世纪。不仅如此，正如加文•孟席斯先生所说的那样，郑和下西洋留下的世界地图为这几位欧洲航海探险家的创举指明了方向，从而开创了一个“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历史应当如此改写：郑和船队是发现整个世界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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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注1 见戴尔•布朗《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万锋译，华夏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2 出于避讳原因，仿绘者将《天下诸番识贡图》中“大明海”改为“大清海”。在清代版本的明代书籍和地图中这种现象较为普遍，例如《月令广义》成书于1602年，该书附有《山海舆地全图》，其清刻本所附图中“大明国”被改为“大清国”。

　　注3 见冯承钧著《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注4 根据万明著《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苏门达剌国指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角的古国，而不是指现今苏门答腊全岛。

　　注5 见1996年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编载的陈佳荣《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一文和1988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第3、4期合刊刊载的李金明《明代“东西洋”分界考》一文。

　　注6 明末章潢《图书编》中的《舆地图》，冯应京《月今广义》中的《山海舆地图》，王圻《三才图会》中的《山海舆地图》，以及1623年由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 Aleni)绘制的《万国全图》中印度洋海域被标明为“小西洋”。

　　注7 在《天下诸番识贡图》中，“小西海”和“西海”的字体比“西洋”的字体小，并且按照中文用语习惯，“洋”通常指比“海”更大的海域。

　　注8 第一处为：“…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第二处为：“一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剌国进花福禄并狮子。…”《天妃灵应碑》是郑和等诸将共同刻立，用词非常讲究，因此几乎不可能出现文中同一词却有两个不同概念的现象。

　　注9 有文章称，《天妃灵应碑》文中“迤北之北”应为“迤北之国”。经查碑文拓片，实际应为“迤北之北”，而非“迤北之国”。

　　注10 见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夏鼎著《真腊风土记校注》：“元代之二十里，至多约当于八公里”。

　　注11 见《华夏人文地理》2005年7月刊《郑和下西洋》一文，作者为弗兰克•威维亚诺(Frank Viviano)。

　　注12 见《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范文涛《(郑和航海图)地名考释》。

　　注13 见《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徐玉虎《郑和下西洋航海图考》。

　　注14 见海洋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万明编著的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一书。

　　注15 “景”是我国古代对基督教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