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现为故宫博物院，专事保管故宫里的历史文物、档案文献、宫殿建筑以及古代艺术珍品，并整理研究、陈列展出。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始于部分设馆的1914年的古物陈列所，1925年仓促开院，至1928年完善体制成为国家博物院，其间正值民国乱世，迭经坎坷，堪称艰难。

    前身“古物陈列所”的创设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傅仪宣布退位。按照与南京临时政府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退位后的清帝仍暂居故宫，尊号不变，宫廷皇族机构和官员照常存在，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供给岁费400万两银子。

    就这样，在号称共和国体的中华民国故宫里，保持着一个俨然独立的封建小朝廷，宫里的珍贵国宝，也由此悄然流失。

    原因在于，博仪仍将故宫国宝视为“朕之所有”，肆意侵吞。他虽然已退位不再是天子，生活上却仍如在位时一样奢华，一年400万两银哪够挥霍？便以补充需用不足为词，或将珍贵古物拍卖，或向银行作抵押贷款；还以赏赐臣下为名，将国宝转移宫外。甚至明偷暗盗，夹带出宫，以备有朝一日出宫后不尽享用。

    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清室盗窃国宝的秘密还是传了出去，引起各界愤懑，纷纷吁请政府严加制约。蔡元培等学者识卓见远，倡言学习西方列强注重实物的博物馆教育法，陈列展出故宫的文物。他们举了1912年7月北京开设历史博物馆的例子大声疾呼：将馆中收藏的先朝古物，供学生、国民参观，其教育作用不可估量，必为公众所肯定。

    蔡元培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又曾留学德国、法国，属政界、学界名流，他的倡议，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支持与拥护，也引起了北京政府内务部官员的重视。

    1913年冬，北京政府行将接收清廷在河北、辽宁两处行宫的藏品，内务部准备利用这批文物，开设一个古物陈列所。为此拟定了《古物陈列所章程》，宣照宗旨如下：

    本部默察国民崇古之心理，搜集累世珍秘之宝藏，于都市之中，辟古物陈列所一区，以为博物院之先导，综我国之古物与出品二者而次第集之，用各观览，或亦网罗散失参稽物类之旨，所不废欤。

    此项章程于当年12月24日公布，各界相告，咸表拥护。

    1914年1月，热河、辽宁两地行宫的文物，全部运到北京，计有20万余件之多，就在故宫的武英殿、文华殿陈列展出，吸引了无数北京市民与外地来客，反响强烈。

    古物陈列所的开设，为以后故宫博物院的建立，既创造了舆情，又积累了经验。只是民国乱世，政局不稳，一拖就是10年。

    驱逐溥仪出宫与公私产之争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组建摄政内阁，以黄郛摄行总统职务。11月5日，冯玉样采取果断措施，将溥仪驱逐出宫，执行此项任务的首都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向清室宣布了摄政内阁议决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5项。其中关于故宫藏物的处理，是这样规定的：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一切公产则归国民政府所有。

    11月7日，摄政府公告，将组织善后委员会，专司故宫藏物的清理、公产与私产的区分，并提出了公产的处置构想：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众。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

    善后委员会尚未成立，关于故宫公产与私产区分的争论突起。清室向与冯玉祥联合控制着摄政府的段棋瑞、张作霖进言，或托人疏通提出古物之分界不分时代，以清廷所发见为准，归清室所有。

    清朝的遗老旧臣乃至旗人，主张清室多分古物，他们四处活动，同声一致，不遗余力。有个叫金梁的八旗贵胄公然主张：清室善后委员会毋庸建立，应设置清宫管理处，由清宫自行清理保管陈列开放。

    甘为日人张目的《顺天时报》竟提出把国宝交日本人管理，请看该报《保管清室宝物与日本文化事务局》一文中的一段话：“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然现在之政局处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

    这是明目张胆的汉奸论调，遭国人一致唾弃，成了千夫所指。

    著名报人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的观点，可谓合情合理，不偏不倚，代表了大多数国民的心声：宫中各种古物，何者应归溥仪，何者应归国民，应纯以有无历史的价值，及与文化有无关系为标准。大抵小件珠宝、金银、皮货、绸缎之类，皆可划归溥仪。而大件重器，及与历史文化有关之金石书画等，数千年国宝所流传，与爱新觉罗全无关系，断难据为私有，而应作为国家之公产，全数陈列，以供研究历史美术文化者之参考。

    11月19日，北京8所高等学校的代表召开联席会议，赞成组织善后委员会清理故宫藏宝，并就古物的处理通过如下决议：关于清室古物宝器，希望成立一完全美满之图书馆、博物馆，由国家直接管理，并邀集各机关参加监视，期在公开保存，俾垂永远。

    摄政内阁教育总长易培基的谈话，表示了顺应民意的态度：清宫之古物，此后归人民国家，将由何机关管理，实为一大问题。余意拟成立一国立图书馆与国立博物馆以保管之，地址即设在清宫中，惟组织须极完善，办法须极严密，以防古物意外损失。

    冲破阻力点查古物

    1924年11月20日，被称为“故宫博物院之第一步”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宣告成立，委员10人，均属教育、文化、军政界名流，以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为委员长。摄政府还指定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5人为清室代表。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任务是：会同军警长官与清室代表，办理查封接收故宫古物；审查区别公私物件，并编号公布；保管宫殿古物；其长期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等，当于清理期内另组筹备机关。

    也在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点查清宫物件规则草案》，就点查与监察人员的组合、点查登记编号造册等手续，作了详尽规定，又规定及时发布点查报告，公开一切，以正视听。

    然而，点查清宫物件尚未启动，阻力接踵而来。

    清室的代表拒不承认清室善后委员会，20日的会议未曾参加。他们如此大胆，是因为自恃有段祺瑞这座靠山，能操胜局。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为北洋军阀各实力派所忌，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更叫嚷北上复仇。为防止直系卷土重来，冯只能作权宜之计，公开请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执政。段祺瑞求之不得，通电宣布接受。段祺瑞本是反对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尚未到职，就指示执政府秘书处发出公函，制止清室善后委员会行使职权：

    清室善后之事，政府正在筹议办法，该委员会未便通行点查，着内务部暨警卫司令部即行查止。

    清室善后委员会在22日接到这一公函后，立即召开会议，委员们群情激愤，决议公开诘责段祺瑞：

    清室善后委员会是根据摄政府之命令组成，人选由摄政内阁聘任，合理合法，政府各院部又均派员参与点查，段执政不予承认殊不合理。

    会上，委员长李石曾郑重提议：“遵照20日会议之安排，于23日点查清宫物品，以反抗政府此种违反民意不合手续之命令。”全体委员一致赞同。

    23日上午，委员们冒着刺骨寒风，准时集合，然部分军警长官慑于段祺瑞的压力未到，不合点查章程，所以未能实行点查。

    李石曾等分头出动，以私交、大义劝说感召未到的军警长官，24日，这些人准时到达，实施了首次点查。

    段祺瑞甚为恼怒，正欲强力制止时，出现了转机。那是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之邀北上共商国事的孙中山先生已到达天津，向新闻界表明了对冯玉祥驱逐清帝出宫的态度：“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请溥仪出宫顺乎民心，合乎情理。”嗣后不久，孙中山又以授权秘书处复函清室的形式，列举大量事实，证明溥仪毁弃逊位时接受的优待条件，再次明确表示：“民国政府对于优待条件势难再继续履行，11月间摄政内阁之修改优待条件，及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非议。”

    孙中山一连两次严正表明了他与中国国民党的立场，使段祺瑞不敢再为所欲为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得以顺利进行故宫物品的点查。

    公布点查 以杜觊觎之心

    点查工程浩大又非常之繁杂，因点查的是国宝，为各界各式人等密切关注，更为别有用心的人处心积虑寻隙造谣污蔑，故而严格按公布周知的《点查清宫物件规则》18条进行。18条对点查人员的组成、分工，点查原则、点查方法、纪律都有详细的规定。如点查分组，每组为执行、监视二部分人员；监视人员为京师警察总监。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北京教育会长，及聘请员等或其代表；登录时，每种物品上均须黏贴委员会特制之标签，凡贵重物品还须详志其特异处，于必要时，或用摄影术，以防抵换；室内工作时，不许单独游憩，不得先进或后退；监视人员于工作时须分立于执行人员之间，不得自由往来于事务地之外；进屋点查出屋时，每次必须加以封锁。由本组会同军警签字，点查未完之箱柜，亦照此办理……

    根据第17条之规定，每点查完一个宫室后，即编排点查报告，上列这一宫室的所有物件，付印后分送京师各机关、公团，井公开发售，使社会各界周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复辟势力重又抬头。清室遗老旧臣在段祺瑞、张作霖的放纵下鼓噪不休，妄图恢复旧有的“清室优待条件”，使溥仪重入故宫。

    清室的复辟阴谋得逞，故宫国宝又将无尽流失。李石曾召集全体委员会议，磋商应对办法，达成共识：尽快成立故宫博物院，不使溥仪复宫，保护国宝安全。为防段祺瑞之流干扰破坏，他们举出了法定依据，即1924年11月7日的摄政府命令：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官禁一律开放，备充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

    着手故宫博物院的筹备，草拟《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大纲规定博物院设“古物”、“图书”两馆，并采取董事会监督制和理事会管理制。据此又草拟了《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

    清室善后委员会经郑重遴选，拟请21名董事。他们都是地位显赫的军政界要人和声名洋溢的学者教授，如鹿钟麟、张学良、卢永祥、蔡元培、许世英、熊希龄、于右任、吴敬恒等。这是为了显示社会各界的支持，以利抵制外界对博物院的破坏，确保博物院的生存与发展。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通过了上述三个文件，推定了21名董事和9名理事。还议定了“故宫博物院”的名称，是因为博物院的院址在故宫，保藏的又是故宫的文物。

    执行故宫博物院管理事务的理事会9人名单如下：李石曾、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土、袁同礼。各理事推定李石曾为理事长，暂不设院长，由李石曾以理事长身份主持院务。理事会决定，故宫博物院成立开院的时间，定在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10月10日，那一天是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纪念日，又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从理事会决议到开院有短短旬日，可谓迅速或可说仓促，是因为情势孤危，非急急成立速成公开之局，无以杜觊觎之心——在段棋瑞、张作霖之流的偏袒下，逊帝皇室妄图重返故宫。

    仓促开院反响强烈

    开院准备紧张进行，有关报道见诸报端，由清室善后委员会拟定的《故宫博物院开院启事》也已公告周知：

    本会自接收故宫以来，赖各方面同人之努力，点查将次守竣，遵照本会条例第四条，并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政府令，组织故宫博物院，筹备经年，已就绪。兹定于双十节午后二时在乾清门内举行开幕典礼，除中西两路同时开放，并开放养心殿外古物书画陈列，在中路各处图书陈列在寿安宫，并开放文渊阁史料陈列。

    李石曾手书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已高悬在神武门上方。

    1925年10月10午后，北京各式人等纷纷拥来乾清门内，除观看开院大典外，更欲一睹数千年来壁垒森严之皇家禁地，及神秘藏宝。欢快的乐曲声中，应邀出席开院的军政警法工商学新闻界的3500多位贵宾，也都陆续到达。

    下午2时整，21名董事和9名理事入场，故宫博物院开院典礼隆重举行，大典由董事庄蕴宽主持，他在宣布开幕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报告了筹建故宫博物院经过。次由前摄政内阁总理、理事黄郛讲话，内中的一段话属对敌视故宫博物院者的严正警告：“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家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

    执政府外交总长、董事王正廷，京畿警备司令、董事兼理事鹿钟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董事于右任等相继发言，阐述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深远意义，吁请各界支持。

    开院典礼毕，来宾与市民出入博物院各宫，观览宫殿建筑及陈列的古物。皇宫禁地及国宝尽现眼前，人们连做梦也没有想过，故而参观者异常踊跃。当时的一则报道，便可窥一斑了：“惟因宫殿穿门别户，曲折重重，人多道窄，汹涌而来，拥挤至不能转侧。殿上几无隙地，万头攒动，游客不由自主矣！且各现满意之色，盖三千年帝国宫禁一旦解放，安得不惊喜过望，转生无穷之感耶？”

    就在10月10日开幕式后，清室善后委员会通电全国，报告故宫博物院成立开院，意在使举国皆知，壮大声势。

    军阀破坏又有“废除拍卖”案提出仓促草创的故宫博物院举步艰难，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更在于军阀政府的破坏，几使夭折。段祺瑞对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与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易培基怀恨在心，是因为他俩全力支持冯玉祥驱逐清帝出宫，又力主接收宫中古物，建立图书、博物馆。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血腥镇压了请愿群众，又以共产党罪名缉拿李石曾、易培基，两人只得离京南下避难。故宫博物院失去首领，董事会和理事会于3月下旬会议，推举庄蕴宽、卢永祥为维护员主持院务。段祺瑞犹不甘休，放纵清室遗老来院无理取闹，又指使内务部官员干预博物院事务。

    段祺瑞倒台后，张作霖、吴佩孚联合控制北京政府，先由颜惠庆后由杜锡珪形式上的摄政内阁代行政务。1926年7月下旬，杜锡珪内阁公然令各部各派一人，组成故宫保管委员会，充当故宫博物院的保管员。故宫博物院董事会与理事会奋起抗争，要求政府公开声明，凡故宫之物不发还清帝、不变卖、不毁灭，并由院组织移交委员会点交，点交时须由各界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监督点交，以清手续。争论至9月间，杜锡珪内阁垮台，所谓故宫保管委员会随之解体，未及点交接收。

    1926年10月间，故宫博物院因经费匮乏陷于困境，庄蕴宽等邀集各方名流，组建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推举江翰为会长，庄蕴宽、王宠惠为副会长。3人提出并通过了救穷措施，即出售宫中的茶叶、皮货等易变质物品，以补充经费之不足。

    张作霖于1927年6月18日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独自把持了北京政府，擅作主张成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于10月下旬接收了故宫博物院，另派王士珍为院长、袁金铠为副院长，他又放言要提取故宫藏物。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于1928年6月中抵定北平，接收了故宫博物院，由易培基出任院长，着手拟订《故宫博物院组织法》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

    国人欢庆军阀割据结束，国家统一，博物院同人盼待院务从此振兴时，风波又起。同年6月27日，国府委员经亨颐向政府递交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提案，列举理由如下：

    故宫博物院名称不妥，“故宫”二字，很有怀念的意思，不免有禾黍离离之大感，与其称为故宫，不如称为废宫。其次故宫称为博物院，更大不妥，简直不通，五字连缀起来，可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机关，所以不如根本废除为是。

    这种博物院陈列各种模型，研究宫内应如何设备，皇帝所用的物事，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等处吗？

    故宫里的几件珍贵品，不过古董一小部分，照现在的组织有什么图书文献，决不是一般博物馆所有的事，这种组织万万不像，博物馆的组织既不博，又不合用。

    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

    故宫博物院难免有黑幕，将来一定有古董欲的人混到里边去，不到一二十年，珍品尽成赝品，“保管”二字竟为“保完”。

    如此荒唐提案，竟然在政府的一个会议上通过了。

    张继力争保全迎来鼎盛时期

    院中同人伤心而又气愤，联名草拟了一份传单广为散发，呼吁各界齐起抗争，保全故宫博物院。同盟会元老、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张继拍案而起，呈文具有“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的中央政治会议，批驳了经亨颐的提案，要求予以否决。

    张继从5个方面加以驳斥：

    1.经说，“故宫而称为博物院，简直不通，有怀念的意思”。“故宫”二字，不过表示以前彼处曾为“宫”而已，有何怀念之足言？至于故宫博物院联络成文，不过表示博物院所设之地点，与“上海特别市政府”七字联络成文相同，此种用法，触目皆是，从无异议，何对于故宫博物院独有问题耶？

    2.经说，“故宫博物院……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么”。是说诚荒唐之尤者，研究以前的历史，是完全学术之供应，而非为实行彼时之现象。现在世界学者，争研究近代野人之生活，及发掘荒古时代原始人之器物，若以经委员所说例之，是近代学者欲弃其进化之生活，而履行古人之茹毛饮血穴居野外乎？

    3.经说，“图书、文献，决不是一般博物院所有的事”。殊不知伦敦之英国博物院，就包有图书文献两部分，相类之博物院，亦欧美所习见者，从未闻世界学者有所批评者也。

    4.经说，“逆产应当拍卖”。故宫已收归国有，已成国产，更何这产之足言？故宫建筑之宏大，藏品之雄富，世界有数之博物院也。保护故宫，系为世界文化史上尽力，无所谓为清室逆产尽力也。今设院展览，公开于民众，亦至公也，与拍卖之后仅供私人玩弄者孰公孰私，不待辩而即知矣！

    5.经说，“不到一二十年，珍品尽成赝品”。清室遗老恨溥仪之被逐，造作谣言别有政治用心。经委员身为国民政府委员，竟然拾清室遗老之牙慧，以资废毁故宫博物院之理由，令人惊异而又费解。

    张继的呈文观点明确，立论有力，又因他的资历、地位与声望，引起了中央政治会议的重视，加之朝野有识之士的支持，在第155次会议上审议了他的呈文。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大声疾呼：“故宫文化及其藏品实有世界价值，欧美人士来游北平，莫不叹为大可列入世界博物院之数。且故宫所藏与革命史料有关者颇多，段祺瑞因此屡次思加以摧残，张作霖也有提取故宫物品之议，赖多方之护持，始未得逞。今经委员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拍卖故宫一切物品，是何居心本会保留古物，职责攸关，心所谓危，不敢缄默，明达诸公，必能排去邪议，保障文化。敢请仍照原议，设立专院，使垂久远，后来学者幸甚，世界文化幸甚！”

    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张继的呈文，否决了经亨颐的提案，指令国民政府遵照执行。一场风波过去，故宫博物院化险为夷，10月5日，《故宫博物院组织法》颁布，明文规定“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

    属国家博物院的故宫博物院，由国民政府任命了27名理事组成理事会，决议一切重要事项，其阵容之强大，俨然国民党中央与政府领导机构的核心。经理事会推举、国民政府任命，由李石曾任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张继任副院长。按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规定，博物院下设秘书处、总务处、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并就理事会的职权，及5个处、馆的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