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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与中国学者的交往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4-06-18


作者 吴水清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所 北京 100039)


摘  要:文章由由五个部分组成:一、爱因斯坦与杨振宁、李政道的交往;二、爱因斯坦与周培源的交往;三、爱因斯坦与蔡元培、夏元[王栗]的交往;四、爱因斯坦与魏嗣銮的交往;五、爱因斯坦与其他中国学者的交往。
    作者认为:第一、爱因斯坦热爱中国;第二、爱因斯坦同情中国人民;第三、爱因斯坦寄希望于中国学者;第四,中国学者始终对爱因斯坦怀有仰慕之情。


主题词:爱因斯坦 中国学者 周培源 蔡元培 魏嗣銮 杨振宁 李政道

    爱因斯坦是中国学者的朋友,他的名字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熟悉。他对古老中国的神往,他对中国人民的情感,他对中国众多学者的帮助,都是令人感动而永远不能忘怀的。
    爱因斯坦两次路过中国,古老而文明的中国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对中国青年寄予厚望,“敢言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的贡献。”这里叙述的几位中国学者与爱因斯坦的交往,足以说明这位物理学巨匠是怎样关注中国物理学的发展。今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24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对他深深地纪念。
一、 爱因斯坦与杨振宁、李政道的交往
   
曾与爱因斯坦合著《物理学的进化》一书而闻名的英费尔德(Leopold
lnfeld)这样回忆他:在物理学领域里,我向爱因斯坦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是,我所最珍贵的,却是在物理学领域以外学到的东西。爱因斯坦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这样说,也许有点老生常谈……
同样,爱因斯坦给中国学者的印象也是如此珍贵、深刻与难忘。[1]
    1949年,27岁的杨振宁正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当博士后,经常看到爱因斯坦来所里看看,但没有直接接触,只是因为“不愿打扰他。”当时,爱因斯坦已满70岁,已经退休,但忙于对哥本哈根派文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中的批判进行反批判,最后发表了《对批判的回答》。
    杨振宁称与爱因斯坦有过直接接触的是1950年。当时,年仅24岁的李政道进入美国加尼福利亚州伯克莱大学物理系当教员,与杨振宁进行合作,发表了一篇关于热力学和统计力学中的相变的文章。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这年2月13日,爱因斯坦发表了电视演讲,反对美国制造氢弹;同年4月,爱因斯坦发表《关于广义相对论》文章。随后出版了《晚年集》文集。然而,爱因斯坦无论怎样忙,依旧对统计力学和电磁力学这两方面的传统物理学非常感兴趣。正如39年后在一篇生动的文章所讲述的那样,“这两方面的传统是他灵感的来源,相变是统计力学中十分重要的现象,所以他感兴趣。”[2]
    当爱因斯坦的助手考夫曼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那篇关于相变的文章送给爱因斯坦的时候,爱因斯坦看完后很感兴趣,让考夫曼把两位中国年轻的学者请到他的办公室。他们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小时。爱因斯坦说英语,但不时夹带许多德语。这给两位年轻人理解德语的含义带来了困难,自然不知道讲了些什么话。然而,爱因斯坦对科学探索的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对中国学者的情感,都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1986年6月4日,身穿短袖衬衣的杨振宁,神采奕奕奕地走进北京科学会堂报告厅,娓娓动听地向研究生讲述几个科学家故事时,还这样评论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物理:最好的评价是深广。”[3]
二、爱因斯坦与周培源的交往
    1936年,正当爱因斯坦与英费尔德、考夫曼合作,研究广义相对论的运动问题之时,中
国另一位34岁的教授周培源,利用清华大学休假的机会,来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参加了爱因斯坦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有幸聆听爱因斯坦讲课。对于周培源来说,是何等兴奋啊。早在1926年,周培源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时,就把物理学基础理论最难的两个方面——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并在研究一开始就认为在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的坐标是有物理意义的。
    当讨论班开始的时候,周培源几次向爱因斯坦讨教这一困惑自己十年的问题。在周培源看来,既然爱因斯坦本人在1918年引用谐和条件的近似式,求解线性化的近似引力场方程,获得确定的引力波解,预见引力波的存在,为什么不给引力场中的坐标赋予物理意义呢?既然德·东德将谐和条件的近似式改写成数学上严格的表达式,朗曲斯又用这一严格谐和条件的求得静态球对称引力场解,为什么众多相对论学者还都是“坐标无关论者”?在爱因斯坦这位大师面前,周培源将埋藏在自己心中的疑虑连同自己的看法,滔滔不绝地陈述出来。
    年近60岁的爱因斯坦,为人谦和,慈爱地望着这位中国学者,没有急于反驳,只是默默地听着。因为,除了赞赏这位肯动脑筋的学员外,爱因斯坦始终认为:
    一个人用毕生的精力掌握了一点真理,如果他见到别人真正理解他的工作,对他的工作感到满意,这就是最好地奖赏。
    他还认为:理论物理学家站在自然界面前——以及站在他的学生面前时,显得多么渺小啊!
正因为爱因斯坦有这样博大胸怀,正因为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耐心地倾听着周培源的见解。周培源也深深地敬爱这位仰慕已久的物理学大师,毫无顾虑地向爱因斯坦问道:你的理论中所用的坐标,是属于哪一种时空的?爱因斯坦没有回答。
    沉思了许久,留下了一片空白。
    也许他期待着周培源自己去探索,也许他希望周培源自己能够开辟引力论研究的新路子?
然而,就在周培源讨论班学习期间,爱因斯坦根据引力方程与谐和条件,采用逐步逼近方法,建立了多体运动的理论。同样,周培源归国后继续研究引力论坐标,终于在1979年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将严格的谐和条件作为一个物理条件引入引力论中,以补充引力方程。这是中国学者对爱因斯坦最好的纪念,也是周培源对于相对论研究的一个贡献。[4]-[7]
三、爱因斯坦与蔡元培、夏元[王栗]的交往
    1920年八、九月间,德国出现了反相对论运动,爱因斯坦遭到了恶毒攻击。特别是因为他的“物理学中的布尔什维主义”,遭到了右翼人士“更凶猛的申斥”。[8]但是,世界各地纷纷邀请爱因斯坦去讲学,宣讲相对论。
    早在1920年上半年,北京大学得到旅德学者袁观澜传来爱因斯坦愿意赴远东的信息,便立即打电报表示欢迎。这年11月,正当爱因斯坦在德国处境困难之时,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学教授夏元[王栗]陪同中国教育总长兼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赴欧美,聘请爱因斯坦等世界名流来华讲学。1921年他们到达柏林,专程拜访了爱因斯坦,转答中国学者的意愿。爱因斯坦表示感谢,只是因为答应赴美访问,担心久离柏林有实际困难,难以成行。
    1922年3月,日本邀请爱因斯坦时,爱因斯坦表示愿意来中国半个月,北京大学立即复电欢迎。后来,爱因斯坦复信蔡元培,决定这年秋天访问远东,表达了与中国学者亲密的情感;同时要求报酬由“每月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以及保证路途二人膳食住宿费用。尽管当时北京大学经济困难,教授的工资有时只能领到二成,但中国学者还是肯用二千镑的代价聘请爱因斯坦专程来中国讲学。蔡元培前往山东找梁启超,又与各学社联络,获得支持,即复电中国驻德大使,表示“条件照办,请代订定。”[9]
    这年12月17日,爱因斯坦在日本京都写信给夏元[王栗]的,说明不来中国的原因,还表示:“北京如此之近,不能了却访问的宿愿,实现自己的打算,心里十分惆怅,想来你能理解。现因要事,只好匆匆退回,不能与你相见,只能写一封信告诉这一切。你对我的盛情厚意,我心领了。我期待你不久再来欧洲,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
    过了五天,爱因斯坦又给蔡元培信,说是“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这封信最后说,“今日收到尊函,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我不能改变我的旅程。”
    蔡元培收到此信,“读了很觉得诧异。”其实,当爱因斯坦于1922年11月13日第一次路过上海之后,蔡元培约请国内各学术团体联名写信给爱因斯坦,表达中国学者邀请他访华讲学的真情,但这封信经柏林再转日本,耽误了很久才到爱因斯坦手里,致以爱因斯坦感到“莫大的痛苦”,未能来中国讲学。蔡元培认为,“这都是以往的事,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了。我们已有相对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们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10]
    尽管爱因斯坦未能赴北京大学讲学,但中国知识界却掀起了宣传相对论的热潮。夏元[王栗]的于1922年出版《相对论浅释》,又在欧美同学会讲演《物理学之新潮及相对论学说》,并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还在《改造》杂志发表文章《安斯坦相对论及安斯坦传》等等。当时与此有关的文章相当多,比较有名的作者有任鸿隽、张贻惠、费祥、枢乾、肖影、周昌寿、高曙青、杨铨等。值得一提的是,《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和《东方杂志》先后出版了相对论专号,这对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11]
四、爱因斯坦与魏嗣銮的交往
    中国办杂志者,第一个与爱因斯坦打交道的当数魏嗣銮了。负责《少年中国》杂志相对论专号工作的魏嗣銮,于1921年8月25日写信给爱因斯坦,要求爱因斯坦提供本人照片。魏嗣銮在信中说:“你的相对论,他在中国,也很惹起一般人的注意;有许多学会或团体,他们都发出专号,来讨论这个问题。譬如少年中国学会,他就是那些学术团体中的一个。现在他的会员,也很想将他们的研究心得,在他们的月刊上发表,他们很重视这件事,所以他们特请你给他们一个许可。而且,假如你愿意,更请你给他们一张像片。”
    爱因斯坦接到信后,于同年9月5日回信:“很尊敬的数理科大学先生魏嗣銮:你的信,我已收到了,我很感谢你,你们要出相对论专号,我对于这件事,异常喜欢;而且,我很愿意给你们收纳,很恭敬你的爱因斯坦。”
    《少年中国》杂志第3卷第7期作为相对论专号,于1922年1月出版。这期刊登了爱因斯坦从柏林寄给魏嗣銮的照片,还刊登上述所提到的两封信。同时,发表了魏嗣銮、王光祈有关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三篇文章。[12]
从魏嗣銮与爱因斯坦的交往,可以说明爱因斯坦对中国科技杂志的支持,也表达了中国知识界对爱因斯坦的尊敬与热爱。
五、爱因斯坦与其他中国学者的交往
   
爱因斯坦于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时到达上海,漫游南京路时,被中国青年学生双手抬起来欢迎。上海画家、书法家王震设家宴欢迎爱因斯坦,《大公报》经理曹谷冰、张季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北京大学教授张君[万力],浙江政法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及女儿应慧德出席作陪。[13]爱因斯坦发表即席讲话,内容有:第一,“今日得观中国名画,极为高兴”;第二,“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第三,“此次匆遽东行,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年贡献所见”。
爱因斯坦于1922年12月31日上午11时路过上海,第二天在上海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讲相对论,原北京大学张君[万力]教授提出有关心灵学问题,爱因斯坦用法语回答:“这是不足道的。”[14]
    尽管爱因斯坦与中国学者交往并不多,他来中国也只是路过上海而已,逗留时间不过三天。但他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学者,是永远无法忘怀的朋友。
    第一, 爱因斯坦热爱中国。
他在柏林曾对夏元[王栗]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第一次路过上海,爱因斯坦谈他对中国
感想,“极为喜欢,有许多惊异之闻见。此间理想之气候,澄清之空气,南方天空灿烂之星斗,皆使余之头脑得一难以消灭的印象。此种印象,余将永不忘之。”
    第二, 爱因斯坦同情中国人民。
他在自己日记中,表露了他对当时苦难的中国人民所给予的同情。他认为在上海,欧洲
人形成了一个统治阶段,中国人是他们的奴仆,被残酷地虐待着,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对五四运动这样的革命事件,认为特别可以理解。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勤劳而被奴役的民族在呻吟,因而这个民族是顽强的。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爱因斯坦多次向全世界呼吁,要用联合的经济抵制来制止日本对华的军事侵略。1937年,“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爱因斯坦进行正义的声援。所有这一切,无不证明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民的友爱之情。
    第三, 爱因斯坦寄希望于中国学者。
爱因斯坦首次路过上海,在王震家宴上表示:“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
有伟大贡献”。他在柏林个人十分危难之时,会见中国学者蔡元培、夏元[王栗];他在美国普林斯顿约见杨振宁、李政道讨论热力学和统计力学中相变问题;他在广义相对论研究班上,几次与周培源讨论引力场中有关问题;他还应魏嗣銮要求,寄来照片与书信,表示对中国科技杂志与学术团体的支持。
    第四, 中国学者始终对爱因斯坦怀有仰慕之情。
当1920年8月德国出现“反爱因斯坦同盟”组织、批判及其相对论时,两名留德的中
国学生商议,邀请爱因斯坦来中国,并于1921年3月2日在《时事新报》上透露爱因斯坦“将游中美两国”。当爱因斯坦路过中国前后,中国学者掀起了“相对论热”,到处都在举行专题讲演,许多杂志出专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空前的。
    过了半个世纪,即1970年文革期间,当陈伯达找周培源要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时,这位当年求教于爱因斯坦的中国学者,在当时的政治风暴中,将陈伯达顶了回去,明确表态:“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批不倒,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1979年,当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学者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赵中立、许良英主编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许良英发表了论文《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见解》,戴念祖发表了论文《爱因斯坦在中国》。所有论文都表达了中国学者始终对爱因斯坦怀有仰慕之情。[8]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迎来了爱因斯坦120周年诞辰,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在首都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纪念爱因斯坦 学习爱因斯坦 将知识创新工程全面推向新世纪》的重要讲话,认为“爱因斯坦正是江泽民同志高度评价的‘光芒四射的灯塔’的人格化象征”。他指出,“早在本世纪的前15年,爱因斯坦就为20世纪科学技术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使我们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建立在崭新的时空观之上。每当讲到本世纪以来最重大的科学成就,我们总是满怀钦佩之情地首先想到爱因斯坦;每当讲到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我们总是满怀感激之情地首先想到爱因斯坦;每当讲到科学家体现的追求进步、崇尚正义、维护和平的永恒价值,我们同样是满怀敬仰之情地首先想到爱因斯坦。”[15]《科学时报》还发表了赵彦的《爱因斯坦其人其事》和我的《从爱因斯坦到杨振宁》、《爱因斯坦年表》等文章。所有这一切,无不证明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对爱因斯坦这位继伽里略、牛顿之后伟大的科学家的仰慕之情。
    关于对爱因斯坦的评价,我是非常赞同许良英先生的意见。他说:“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不朽贡献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热切关心人类事务、主持社会正义的世界公民,一位有探索精神和独立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无比丰富。”[16]
    我们创办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的目的,也在于以相对论这一引起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学者最感兴趣、争议也最大的科学问题作为切入点,以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科学的发展,从中发现攀登科学高峰、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科学先锋。
    我们抱着“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来看待这场科学革命的。我们强烈反对进行人身攻击,也反对不读爱因斯坦原著而凭道听途说的东西去贸然否定相对论。科学需要诚实,对待故去的人更应该讲究以事实来说话,更加要有理性,更多地坚持公平、公正!不然的话,那将被爱因斯坦的下述遗言说中了。他说:“亲爱的后世!如果你们不能比我们那时更加公正、和平,特别是更加理性,那么就让你们见鬼去吧。”
    但愿所有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会员能够以此为戒。这就是我作为会长要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中秋佳节,讲究团圆。愿我们大家真正在卢鹤绂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争取在研究相对论和科学历史各个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 爱因斯坦 英费尔德  物理学进化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第1版
2 徐胜兰 孟东明 杨振宁  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1
3 杨振宁 几个科学家的故事 自然杂志,1991,12(1):63~67
4 吴水清 结识爱因斯坦的中国学者——记周培源院士(载吴水清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故事(中)》第209页至第217页,1998,8)
5 唐廷友 敬贺周老九十华诞 现代物理知识,1992,4(4);3~7
6 秋埔 永记周培源先生的教诲 现代物理知识,1994,6(2);24~26
7 周如苹 人生道路上的90年——献给父亲周培源。科学,1992,(4):51-53
8 赵中立 许良英 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2 一版
9 北京大学日刊 1922,11,14 第一、二版
10 北京大学日刊 1923,1, 4 第二版
11 戴念祖 夏元[王栗] (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物理学卷1》第13页至第18页)
12 周仲壁 魏嗣銮(载戴念祖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第101页至第108页1993,9)。
13 民国日报 1922,11,13 第十版
14 林凤生 爱因斯坦在上海,现代物理知识,1992,4(6);24
15 路甬祥 纪念爱因斯坦 学习爱因斯坦 将知识创新工程全面推向新世纪——在首都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科学时报,1999,3,15
16 艾丽斯·卡拉普耐斯 编,仲维光、还学文译,许良英校。爱因斯坦语录。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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