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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巨手遮天 部属高校领导频频变动 教授教员学生不知选票是何物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1-24

 

北京外国语大学原校长陈雨露接替纪宝成,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部属高校领导频频变动

  本报讯(记者郭少峰)昨天下午,纪宝成因年龄原因正式卸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职务,北京外国语大学原校长陈雨露接任。

  昨日下午5时,中国人民大学官方网站已更新了学校领导的信息,纪宝成被列入了历任校长。2000年9月至2011年11月,11年多的时间,纪宝成成为继主政16年的吴玉章之后人大任期最长的校长。

  昨天下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智勇在中国人民大学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任免决定,陈雨露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因年龄原因,纪宝成不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职务。

  “以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为人生目标的同学们万岁!”据人大学生转述,这是纪宝成在宣布大会上致辞的最后一句话。

  陈雨露比纪宝成小22岁,陈雨露是现任副部级高校中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他从1989年1月开始在人大工作,并于2005年5月开始担任人大副校长(副局级)。去年3月他升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正局级)。此次回到人大担任校长一职,也是不足两年之后的“回归”。

  类似的“回归”担任校长也有先例。现任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曾在北大担任过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副教务长,曾经在教育部和吉林大学任职后,回到北大担任校长。现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后到教育部任职,并于2009年回到复旦担任校长纪宝成当年也是“回归人大”,1991年纪宝成以教务长的身份离开人大到政府部门任职,2000年9月回到人大担任校长。

  【那些事儿】

  立孔子像

  2001年9月,孔子像在人大校园举行揭幕仪式,他成为第一个在校园树立孔子像的大学校长。

  办国学院

  2005年5月,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引起了思想界、学术界的激烈争辩。

  促多放假

  2008年,促成清明、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各放假1天,自2004年开始,纪宝成连续4年在全国两会提交调整法定节假日的议案。

  【那些话儿】

  挺国学

  “新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传统为资源,否则便是数典忘祖,而所谓“建设新文明”云云,也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005年5月,发表《重估国学的价值》文章。

  批教育产业化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实行教育产业化政策。”

  2006年3月,在人民日报撰文,清算教育产业化。

  改独生子女政策

  “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从任何角度看,只准生一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2008年起,连续在全国两会提交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

  斥学术权力化

  “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2009年10月,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指出,学术权力市场化,博士学位开始泛滥。

  ■背景

  1/3部属高校主要领导变动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雨露接替纪宝成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这只是昨天教育部直属高校三个人事变动之一,这三例教育部直属高校人事变动,均是不同高校之间的人事交流。

  昨天,教育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王立英先后宣布,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徐慧接替刘贵友担任中国药科大学党委书记,天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贤金接替沈伟国担任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北外新校长尚未宣布,此前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和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分别到复旦和吉林大学担任校长或书记职务,而这两个学校新的人事任命也尚未宣布。

  记者统计,自去年12月23日,重庆大学原校长李晓红接替顾海良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以来,共有27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校长或书记发生了人事变动(也有高校校长书记均发生人事变动)。占7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相关新闻

  纪宝成卸任前回应“三代无大学生”争议

  “寒门”要排除农民企业家

  本报讯卸任前,纪宝成首次回应了“圆梦计划”中“三代无大学生”的争议。纪宝成接受新华网访谈时表示,这项政策的制定就是为最贫穷、最底层老百姓子弟铺就上名牌大学的道路。

  上月底,人大宣布将在2012年自主选拔录取中新设“圆梦计划”,家中三代内无大学生的优秀农村学生才可推荐报考,引发争议。

  依照纪宝成的描述,申请“圆梦计划”的考生须是贫寒子弟、农村户口,直系亲属里,父母、祖父母和考生这一代没人上过大学,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务农,“不包括农民企业家”。

  纪宝成说,自己当年也是农村贫寒子弟,“如果没有当时的政策,不可能有今天。”他说,近年著名高校中农村子弟特别是寒门子弟比重逐年下降。以这种形式来对不公平进行弥补和调整,是非常合理非常公平的。”

  纪宝成表示,虽然人大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但拿出50个指标招收家在农村的寒门子弟,帮助他们上名牌大学,为最贫穷、最底层老百姓子弟有可能逐步进入社会上层铺就道路,“这是人大尽的微薄之力。”

  他透露,2012年“圆梦计划”考生可自由选择专业,将会给考生自由选择的权利,不会限制在所谓“冷门”专业中。

  ■人物

  鼓手、炮手“纪宝宝”

  主政人民大学11年,温情外表下的纪宝成始终是高校校长中的焦点人物

  一个人大女生记得,一次高层领导到人大视察期间,同学们喊“宝宝我爱你!”这个“宝宝”就是纪宝成,人大的很多学生都这么叫他。昨晚6时许,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东南角校园里的新闻滚动屏上,出现了纪宝成离任的消息。人大的bbs上建起了“我们的纪宝宝”的专题,祝福离任的老校长。

  纪宝成很乐意看到这样的称呼,“没有什么关系。随他们怎么叫都是可以的。”他知道,学生用这个称呼是对校长的一种爱戴,“校长和学生应当有心灵的相通,孩子们有孩子们的语言,他认为这样的称呼对你就是很尊重,何乐而不为呢?”

  这个女生大二的某一天,冲进了明德楼电梯,正遇到纪宝成与他的客人,大慌,不知是否该退出。纪宝成按住按键问她,“同学你去那层呀?女生说,校办文书科。他帮我按了13层,说出了电梯往右走,一直走到头就是了。”这时候她还奇怪,为啥校长这么土,又胖又黑,满头白发。

  国学“鼓手”

  2001年,纪宝成在人大图书馆旁树立了孔子像。这是国内第一所在校内树立孔子像的高校,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此时纪宝成担任人大校长才一年。2005年5月,纪宝成主持成立了1949年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国学院,这引起了思想界、学术界的激烈争辩,并事实上推动了大陆社会儒学思潮的回归。人大首任国学院院长冯其庸接受本报采访时曾回忆说,纪宝成两次到他家里邀请他出任国学院院长。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开学典礼暨揭牌仪式上,纪宝成曾转赠南怀瑾的话鼓励首届学生的同时也是自勉,“若有求全之毁或不虞之誉,皆当付之一笑,不足论也。”

  针对社会上对国学的质疑和分歧,纪宝成坚持认为,那种认定国学是封建的残渣余孽、认为其与近现代民主自由意识相悖而否定国学,是扭曲和不成立的。

  他其以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主张为例,批评了以“专制”来抹煞国学的观点,“以此来否定诋毁开展国学教育与研究,更是错上加错。”

  他相信,研究和重振国学,可以有效改变当前人文学术领域普遍存在学科、专业划分过细,学科壁垒森严,知识结构单一的现象。

  纪宝成承认,国学院一直在探索中前进,国学院是否办得好,现在评价创办国学院成功与否还为时过早。纪宝成一直在为国学学位而努力,但直到卸任他仍未能如愿,他只能为国学院毕业的学生授予哲学、历史或者文学学位,后用括号注明国学。

  舆论“炮手”

  纪宝成在会场上提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他得到了会场上分贝最高的掌声。他担忧的是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

  2008年他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批评说,目前的评估太多太滥,缺乏总体设计,“什么都要评估,什么都在检查,学校里一年到头评估不断”,对当时的高校教育教学评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有少数公务员,太热衷于给自己制造权力。有的那么年轻,就在一些学术性的评估工作中对他老师的老师指手画脚,我看着非常难受。我要问,学科上的事情你究竟懂什么、懂多少?但他确实就这样做了,这样的评估必然招人反感。”

  他被称为“炮手”。批评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学质量”。

  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在社会舆论指摘“大学行政化”倾向,大学校长有行政级别时,纪宝成说,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行政级别后我可能就找不到他们了。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名流,但我们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

    [新京报]

 

 

 

相关报道

打破路径依赖 重申改革内生逻辑

  日前,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汕头召开,会上,省委书记汪洋发表讲话,对继续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篇幅的阐述,引发外界关注。

  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改革话语的中国遭遇,难免波折与起伏。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坚定改革的论述,已经成为能够让人感受到暖意的惊羡?人们对继续改革的吁求与坚守,本身已然成为力量、信念和不竭的动力源。回顾历史,难抑唏嘘,现在正是需要重申改革价值的最关键时刻,而广东尤其亟须回望与唤醒,昔日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那段悲怆、那份冲劲。

  “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绝非虚言,改革开放三十余载,广东作为中国改革最前沿的波澜经历,是尤其需要当下去铭记和继承的精神财富。广东靠改革开放起家,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除了坚定地继续走改革之路,别无他途。人们对于改革的长久期许与呐喊,对于每一次的暂时困顿与回旋,都印记在时间年轮的刻度上,抹不去,忘不掉———改革,本身就不仅是广东一省的魂魄,它早已冲出南中国的版图,成为最主流的中国话语。

  重申与强调改革信念,是为了中国更改革、更开放。必须要看到,目前改革所遭遇的阻力要远胜于它曾经遭遇的。庙堂与江湖,对改革的理解和推进改革的决心,能否达致起码的共识,绝非无关痛痒的务虚纠缠。改革开启之初,人们所需要面对的,更多是观念与制度的革故鼎新,远没有当下(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这么复杂与艰难,改革向前走,必须直面已经成型、固化的利益集团,并且凝聚合力、果断地打破它。要把“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道理追问到底,需要明确,改革不仅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更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

  改革步入深水区,如何突破瓶颈,面对这样的沉重话题,人们不能连起码的谈论勇气都无法鼓足。谁能够否认,那些发生在“有些同志”心里的意识变化,仅仅是个别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开始对“当年”的那份“甩开膀子”的豪情满是怀念?为什么“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绝尘而去、英雄不再?不是改革的意识在淡化,而是在几十年的改革历程中积蓄的那些家当成为最大的阻力,改革已经到了“自己革自己的命”的阶段,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迷信于方便统计、显性量化的发展,其实没有谁天真地以为“只要把发展搞上去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但却鲜有人具备足够的理性与长远的眼光,得过且过,装傻充愣,“我走后,哪怕洪水滔天”。历史呼唤执政者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抛却观念中的那些磕磕绊绊,看淡行囊里的那些瓶瓶罐罐,此其时也。如果说,过往的行程还可以停歇于“不怕慢,光怕站”的思路,那么在“改革与时间赛跑”的历史关头,不仅容不得丝毫停顿,也要不得半刻迟缓。因为,让每一个中国人保有幸福与尊严,这一改革的初始目标,值得竭尽所有的努力去再一次冲锋、再一回抵近。

  “有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而现在,正是用改革的戮力掘进来进行社会肌理再造的关键时刻。今年早些时候,省委书记汪洋也曾在别的场合言说继续改革的不可回避性,因为“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过、绕不开”,惟有借力于深化改革方有望最终解决。“凡是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情,都要逐步交给他们”,于社会培育的宏大理想而言,这不失为制度与观念的艰难一跃。权力者真正舍得“放权”,敢于并诚心愿意让社会组织“接力”,必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一现代治理思路的福音。更进一步的努力,注定千头万绪,但终究需要立足于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和遏制社会溃败这三个基本点循序展开;而更深一层的探索,则必须致力于为中国“更长远更有效的治理”求解答案。

  重申有关“改革开放”的精神与意念,亟待再次辨析改革与开放的内生逻辑。昔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思路,为封闭的中国迎来变革的机遇;而今打破路径依赖,重新思考改革的来路与去向,必须将开放的思路从“对外”的局限中进一步扩展。改革的历程不仅需要阳光,而且离不开更通透的空气。未来的中国历程,必将是一场“开放改革”的伟大实验。“敞开大门搞改革”,将使得它不再成为“有些同志”的专属权限,因为改革从来便是众人的分内之事。对改革的定义、言说与实践,需要跳脱出一小部分人的志趣,回归到普罗大众的根本意指。

    [南方都市报]

防止向社会放权被异化成收权 别搞成"万能政府"

  迅 之

  在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汪洋书记专门谈到了向社会组织“放权”的问题。他表示,要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与此同时,还要通过积极引导和依法监管,将社会组织引入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中来。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在会议上就《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作说明时也表示,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还有更快的。广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州市将实施对社会组织登记的新规,放开对社会组织登记的限制,在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减轻登记负担、提高工作效率等四个方面均实现重大突破,鼓励社会力量发起社会组织并参与到社会组织中。广东社会领域的放权式改革由此从理论层面来看如火如荼,不啻给予社会组织的关心者和参与者一剂强心针。值得关注的是,在省市民政机构公布放权措施时,广州市国土房管局也开始对新拟订的《广州市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程序指导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可惜,这份意见和汪洋书记的讲话精神似乎不在一个轴上,不是政府向社会组织放权,而是政府向社会组织收权。《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基层政府对业委会运作起指导和协助作用,而新公布的这份意见稿则赋予了基层政府在业委会运作过程中更多权力,例如允许在业委会换届不成功的空当期,小区所在居委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这哪里是向社会组织放权呢?分明是让业委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出生更加艰难,生存更加困窘。数据显示,1998年以来,广州上千楼盘,仅两三成成立了业委会。为什么?是因为部分地方政府施政不当,助长物管业中长期存在的不正之风,不为业主说话,对已形成的物管业强势利益集团偏听偏信。广州不是没有愿意组建业委会的业主,也不是没有积极性,而是一些部门和个人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故意设置门槛。据报道,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的一位负责人还表示,“中国目前业主的自治水平尚不高,业主参与积极性不够,对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够熟悉,需要有基层政府来有序推进。”这意思大抵就是说业主素质不高,无法搞好业委会。

  是业主素质不高导致不能搞好业委会,还是有关部门为既得利益集团撑腰而导致无法搞好业委会,这是需要明辨大是大非的问题。为什么有的部门通过部门立法要出台一些强化行政权力、强化干涉民间事务能力的法规和文件?无外乎是不放心人民群众,不放心社会组织,还是管控一切的思维在作祟。如果每一个部门都通过部门立法来扩大行政权力,遏制社会组织发展,那汪洋书记所推动的社会组织改革还怎么继续下去?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业委会作为社会组织,当然需要引导,需要健康发展,这些都不假,但这不等于是让街道办、居委会等去取代它们的发展。健康发展和让不让发展显然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希望相关部门不要歪曲了汪洋书记的话,不要歪曲了社会组织改革的核心精神。好在意见稿毕竟还是意见稿,还有回到正确道路上来的空间。

  毕竟,把改革搞成倒退,把向社会组织放权搞成“万能政府”,这绝对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情形。

    [南方日报]

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不能没好处的就脱轨

  ■虚拟@现实之五岳散人专栏

  在我们这里过日子,有几个词组如果从新闻里念出来的话,最好是加点儿小心,其中最可怕的一个词组是“与国际接轨”。按说咱们这里总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国家都比我们先进,跟国际接轨的同义语应该是向别人学习,怎么就变成最让人害怕的事情呢?这当然是接轨的方式不同所造成的。一般来说,涨价、收钱的时候,都是与国际接轨之时,油价咱就不说了,说到现在都没啥意思了———这段时间我正好在美国,亲眼看着他们的油价是什么样的,而且都已经不想看了,免得回来以后不适应———某个银行收费项目也号称与国际接轨,有好事者一查,结果接的是埃塞俄比亚的轨。

  除了这种事儿之外,其他事情大约就都属于中国国情了。这几天听说某气象、环保方面的官员说,现在咱们衡量污染用的标准挺好,根本不需要用国际通行的标准来衡量,而且中国人对于污染的承受力不同也是不能用国外标准的原因。这话说得有道理,很多老外对于花粉过敏,国人对此就很少有反应。

  与此类似的事还出在食品标准上。报载,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不少演化为标准之争,涉及国家标准大大低于国际标准、内外标准有别等问题。今年年中关于“生乳”新国家标准的争论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中国乳品标准被有的业内人士称为“全球最差标准”。而据了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比例仅为23%,如我国允许的“农残”量要高出美国数倍,有危害的“植物奶油”在我国没有强制性的限量标准,我国的原料奶每毫升含菌量200万个的标准得不到国际承认。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与国际接轨到底哪里出了鬼。一言以蔽之,有好处的就接轨、没好处的就脱轨。这样的一种“与国际接轨”,每次说出来怎么能不动人心魄、令人肝胆俱寒呢?

  接轨那些事的好处如何也就不用说了,基本都是经济利益使然,但接轨所带来的坏处而导致不能接轨,原因倒是千奇百怪,并不全是经济利益驱动。比如说那个空气污染标准问题,就与经济利益其实没啥关系,而与政府脸面有关,一旦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来预报,中国的大中型城市恐怕都属于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区域。此事如果只是追问到这个程度也就罢了,毕竟大家都生活在这里,每辆车、每个人都有责任,怕就怕继续追问下去,就会到公车问题、为了发展牺牲环境的问题,所以不可接轨。

  与此类似的是,食品安全标准也并不是经济利益问题。就拿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生乳”国家标准大幅度降低来说,很多人都觉得那是大企业绑架了标准,然后制定出对自己有利的标准。当时我也这么想,后来一琢磨这事儿不对,实际上这种低标准运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信息传播的加速,对于食品的标准并不是逐渐增高,而是有一步到位的趋势。但信息可以直接告诉公众一个好的标准是什么,制定标准的人也可以大笔一挥、拿来主义地把高标准用上,但检测的设备、人员到位可没这么容易。直接执行高标准的话,这个标准会把大部分的产品过滤掉,或者这东西成为摆设。成为摆设的标准,比低标准还要糟糕。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按照高标准生产,必然牵扯到成本问题。成本上涨又会带动物价上扬,加剧通胀压力。在通胀已经相当严重的今天,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是难以接受的社会压力。从政府高层多次表态要控制食品价格、关注肉蛋价格涨幅来看,这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而并不仅仅是食品安全的问题。

  如果想破这个局,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执行高标准的同时,减轻企业的负担,不但税费要减免,更要降低整体的成本,如物流等事项的花费,使得企业在投入成本、提高质量标准的同时,可以不把这部分增加的成本转嫁到市场上去。从长远来看,这种政府收入暂时性降低是有好处的,不但食品安全更有保障,也可奠定企业良好发展的基础。而高标准的食品,为将来公共医疗的支出也可节省很多钱。要不要这样做,唯一的要件是政策制定者是否拥有长远的眼光。(作者系知名网友)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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