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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理想与现实的妥协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7-25

 

南方科技大学:理想与现实的妥协

  文/谢韬

  筹备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一次不是因为它招收的第一批学生集体拒绝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而是因为它的第一次理事会议。据报道,参加此次会议的理事共有20名,其中有一半是厅局级以上官员,包括深圳市长(任理事长)、市委副书记、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另外还有6名大学校长和4名企业董事长。于是很多人开始纳闷了:以“去行政化”为办学核心理念之一的南科大,却让这么多官员参与学校管理,这难道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吗?

  这样一个理事会,恐怕不是高举教育改革大旗的朱清时校长所期望的。作为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他应该知道,很少有现任政府官员出现在世界名校的董事会名单上。斯坦福大学的校董几乎是清一色的企业家。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董会不仅有本校的知名教授,还包括一名2010年毕业的本科生。一般来说,校董会的成员以商界领袖为主,同时还包括社会名流以及本校的杰出学者和学生代表。这样的格局,一是为了保障大学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二是为了提高学校的社会知名度;三是为了让教授和学生参与学校管理。

  南科大的理事会名单,再好不过地反映了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那就是行政管理第一、教学科研第二。在这样的体制下,学生不是享有各种权利的高等教育的消费者,而是各种行政人员管理的对象。怎么可能期望学生对母校有强烈的认同感?又怎么可能期望他们今后飞黄腾达后回报母校?在这样的体制下,教授不是独立思考、潜心科研的学者,他们要么被行政管理体系所异化,要么就是各种行政职位的后备队伍。怎么可能期望出现世界一流的学者?

  如何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废除高考,这也是让南科大出名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仔细一想,废除高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它的高等教育招生都有考试要求。只不过在中国,高考分数基本上是唯一的录取标准,而在其他国家,类似高考的标准化考试只是影响招生决定的众多因素之一,其他因素还包括学生的自我陈述、高中成绩单、推荐信、社会实践经历、个人特长等。中国高考把学生简化为一个个在电脑上闪现的分数,而西方国家的招生过程则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从各方面展现自我。更为重要的是,在人情世故大于规章制度的中国,一旦废除高考,招生录取多半会变成钱权交易的另一个重灾区,让很多家境贫寒的学生从此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既然以高考为代表的现行教育体制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于是像朱清时这样的教育改革先行者不得不妥协,最终接受一个以行政领导为主的理事会。很多人认为,这种妥协意味着南科大所代表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彻底失败。其实不然。不管怎样,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办学理念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对中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造成了极大冲击。尽管有种种局限,但是它毕竟在中国高校中第一个成立了理事会。这些都是不能抹灭的重要改革成就。

  直到今天,南科大还仅仅是一个筹备中的大学,没有获得教育部的招生许可。朱清时校长也从最初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进入到了今天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愿那“灯火阑珊处”不会来得太晚。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经济观察报]

大学理事会怎样成立?如何实行大学理事会治理?

  ■教育话题之熊丙奇专栏

  上周日在深圳和朱清时校长一起,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深圳市政协委员金心异也参加了这一期节目。此前,他曾发公开信,自荐担任南科大理事。节目录制过程中,主持人提起此事,问朱校长,是否考虑金先生的自荐,朱校长回答说,我没有这一权力。

  朱清时校长不是回避问题,他确实没有权力,作为一校之长,他只能是理事会中的一名理事,却无权决定其他理事人选。那种认为朱校长可以决定理事人员的想法,显然与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实行的管理制度有关———认为理事会是从属于学校的,所有校长有权决定人选。就在前两天,还有大学教授和我讨论这事,提出“为什么朱校长不选某人当理事”的疑问,这一疑问表明,就连大学教授也不清楚大学理事会该怎么构建,或者说,过去一些大学在校内成立的所谓“董事会”、“理事会”,把大家对理事会的理解搞乱了。

  金心异先生提到,他自荐成为理事,但却不知道向哪个部门、机构自荐,因此只有发公开信了,当然,公开信的命运也是石沉大海。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所新建大学的理事会,究竟应该由谁来组建?

  从南科大理事会的构建看,是由深圳市政府主导。而组建的结果,公众已经知晓,首次与会的理事,半数是官员,20%是企业董事长,30%是大学现任或老校长。深圳市市长许勤上周五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对此做出解释,称这届理事会政府有关人员占1/3左右,其他2/3主要是教育界和企业界人士,这次理事会会议,政府方面的理事都参加了会议,而其他界别的理事有的请假,所以给外界造成了政府理事居多的误解。(中国网7月22日)但客观而言,南科大首届理事会成员组成的广泛性、代表性均不够,出现这样的结果,是政府主导大学理事会构建的必然。

  作为政府主办的公办大学,南科大理事会由政府组建,似乎天经地义,然而,这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分析,是不妥当的。按照现代大学制度,创建一所新大学,首先,必须制订该校的大学章程,为明确界定作为主办者的政府和办学者的权责,保障主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利,大学章程一般由举办者、办学者负责起草,然后应将文本提交政府同级立法机构讨论、审议,通过之后变为基本法律,政府各部门、大学以及司法机关,都得执行。这样的大学章程,就是大学的最高宪章,其中,如何组建理事会,实行大学理事会治理,是大学章程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其次,依照大学章程的规定,组建理事会。由于理事会是一个代表各方利益参与办学战略决策的权力机构,因此,不可能由举办者政府或者办学者单方组建,而应该由一个独立的机构操办,诸如大学理事会组建委员会。这个机构负责依法落实理事会中的政府官员人员、立法机构人选、大学校领导人员,同时组织实施教师代表的选举、学生代表的选举、社会贤达人士的遴选,待理事会依法组建后,赋予其独立运作的权力,这样组成的理事会,将不是对政府指令负责,也不是仅代表校方利益,而成为一个代表各方利益,对大学实行民主管理的机构。

  如果南科大有大学章程,根据大学章程有独立组建大学理事会的机构,那么,金心异先生完全可以报名参选南科大理事,而不是报名无门,其他愿意参与中国教改、推进南科大改革事业的社会贤达,也可参与遴选,如此组建的理事会,就真有了理事会的样子,而不是成为政府的附庸,或者学校行政机构的附庸。

  与此对照,南科大理事会的组建,就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没有可依据的南科大章程,而只是依据前不久通过的《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下文简称《办法》),而众所周知,《办法》只是行政规章,不是法律文本,也就是说,《办法》并不能体现对政府办学权力的有效制约,所以,有关大学理事会的组建的描述十分模糊。其二,理事会的组建,完全由政府做主导,具体理事人员,由政府部门委派或协商产生,根据这样的产生机制,理事会显然只对政府负责,这就把理事会民主决策,又变为政府行政决策,大学办学,依旧受到行政的干扰。

  其实,在发达国家的大学,现代大学制度已经运作成熟,如何组建公立学校的理事会,也有很多现成模式可循,借鉴、拿来为我所用即可,完全没有必要另搞一套,做无谓的折腾。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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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督导问责制度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强化督导问责制度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访国家教育督导办公室主任何秀超

新华网北京7月25日电(记者吴晶)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公布,一系列针对教育领域热点、难点问题的政策措施陆续推出。

教育规划纲要贯彻落实得好不好,相关政策措施制定执行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教育事业能否让人民满意。这些工作一方面需要各级政府采取切实行动,另一方面也需要权威机构加强督导问责。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家教育督导办公室主任何秀超。

教育督导就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记者:我国是何时建立教育督导制度的?

何秀超:我国在清末引入西方近代教育视导制度,是较早对学校实行视导制度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视导司是教育部最初设立的一厅五司之一。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督导机构和队伍渐渐弱化。1986年,国家教委正式设立督导司。1993年,国家教委成立国家教委教育督导团,后更名国家教育督导团。国家教育督导团的日常办事机构是教育部教育督导办公室,是教育部内设司(厅、室)之一,主要负责“研究制定教育督导与评估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指标体系;对地方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教育方针政策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评估,保障素质教育的实施和教育目标的实现”。

建立教育督导制度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经过30多年的发展,教育督导的力量逐步加强,职责逐步明确,功能不断完善。现已建立起中央、省、地、县四级教育督导机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全部成立教育督导团(室),99%的地(市)建立了教育督导机构,2716个县建立了教育督导室。全国共有专(兼)职教育督导人员46245人。

七项措施保障教育改革发展稳定

记者:目前我国教育督导部门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何秀超:多年来,各级教育督导部门积极开展了督政、督学和质量监测工作。一是建立“两基”督导检查和评估验收制度,为我国如期实现“两基”目标作出重要贡献;二是建立对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制度,为县级人民政府优先发展教育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三是基本建立起学校督导评估制度,有力促进学校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四是建立专项督导检查制度,促进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的解决;五是推进督学责任区建设,提高督导队伍专业化水平,督促、引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切实规范办学行为,健全实施素质教育的长效保障机制;六是积极开展教育质量监测工作,为教育科学决策提供支持和服务;七是发布国家教育督导报告,赢得全社会对教育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实践证明,教育督导为督促政府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推进教育科学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用督导问责检验、推动政策执行力

记者:近年来,党和政府顺应民意推出不少教育改革发展措施,但往往是一执行就走样,如何解决?

何秀超: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举办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当下教育领域出现的许多热点难点问题,如学前教育资源不足,义务教育的“择校”“减负”,职业教育的办学能力,高等教育的质量、办学自主权,教育乱收费,投入保障水平以及民办教育发展等许多问题都有法律法规可循,但有的没有认真执行,有的在执行中走了样。归根结底,是监督检查不到位,查处问责机制不健全。

改革教育督导体制,用督导问责检验推动政策执行力,既是转变教育部门职能、提高教育政策执行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有效行使督政职能、协调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迫切需要;既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建立管、办、评相分离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迫切需要,也是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做法,顺应各地教育督导发展需求的迫切需要。

我国教育督导相对滞后

记者:其他国家是否也存在教育政策执行不力的类似问题?

何秀超:提高教育质量是个全球性课题,每个国家都很重视。从英国、俄罗斯、荷兰等国的做法来看,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强化教育督导的措施,而各国教育督导也都经历了从不力到有力的发展过程。目前,很多国家已先行一步,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教育督导职能;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重视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建设以专职为主的督学队伍;除了基础教育领域外,督导的范围和职能拓展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以及教育培训机构;重视督导结果的运用,建立了公正、客观、权威的报告制度和公告制度,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教育发展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需要切实提高质量。与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相比,要承担保驾护航的使命,当前教育督导机构、队伍和工作机制,有些勉为其难,还需要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一是教育督导机构隶属于教育行政机关,存在“自己监督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状况,不能独立履行监督职责,缺乏公信力;二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督导,难以监督本级其他部门,缺乏权威性;三是教育督导问责机制并未真正建立,发现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整改和纠正,缺乏有效性;四是教育督导力量单薄,专业化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教育督导亟待提高独立性、权威性

记者: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建立健全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教育督导工作如何与其协调发展?

何秀超:教育督导工作与建立健全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是一个互相协调,互相支撑的统一整体。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督导责任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重。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教育督导工作十分关心;教育规划纲要对完善教育督导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教育部党组对教育督导工作高度重视,给予了具体指导。当前,我们亟待按照“管、办、评”相分离的原则,改革教育管理方式,创新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提高教育督导独立性、权威性,提高教育服务民生的质量和水平。

各地对加强教育督导十分重视,结合实际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如,北京设立了正局级的教育督导室,在全国率先形成了与教育行政部门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体制,相对独立的行使督导职能。天津组建了“天津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在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工程中,监督市、县两级财政加大教育投入几十亿元,为实现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提供了经费保障。目前,全国有十几个省份都由副省级领导出任教育督导委员会主任或兼任总督学,提高了教育督导部门的层次和规格。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督导问责

记者:我们注意到国家教育督导团近日刚刚发布《关注中等职业教育》的国家教育督导报告。《报告》发布前,教育部还约谈了部分存在问题的省区。此举在以前并不多见?

何秀超:发布国家教育督导报告是国家教育督导团在借鉴国外教育督导经验和国内有关部门做法的基础上,完善重大问题报告制度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此前,已于2006年、2008年发布两次《国家教育督导报告》,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对于发现问题、改进问题还是很有效的。

今年,我们首次约谈在职业教育中存在问题的部分地方政府,与教育部面对面交流如何做好整改工作。大家普遍反映,这种方式是提高督导工作权威性和实效性的创新之举,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建立限期整改制度和问责机制的重要尝试,是增进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工作沟通的有效形式。今后,我们还要建立健全教育督导报告制度、约谈制度、奖惩制度、限期整改制度,强化对督导报告的解读和使用,帮助相关地区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找准问题,并提出整改建议和措施,保障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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