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系统人事密集调整，教育部在一天内迎来三位副部长。紧接着，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等三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长易人。虽然对于985高校的校长是副部长级，大家并不陌生，但相关新闻稿里出现“许宁生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副部长级)”，依旧十分引人瞩目。对于多位副部长由“校”进“部”，新闻稿则将其解读为中央推动干部交流的精神和原则。

　　要求现有985高校马上取消行政级别，当然是不现实的。笔者更关注的是新闻中提到的另外一个概念，即“推动干部交流的精神和原则”。这一精神和原则，用于官员管理是合适的，用于大学校长的管理，却不太合适。

　　在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有关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部分，明确提到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虽然具体怎么完善，没有展开，但改革现行大学校长选拔、任命方式已取得共识。一个事实是，现行大学校长选拔机制，不符合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发展方向，也不利于大学去行政化。由上级单向任命的大学校长，存在诸多问题，诸如首要考虑的是行政级别，而非任职岗位要求；把大学当作行政部门，不考虑学校的文化和特点，有的大学校长在到岗之前，学校教师和学生一点不知情；导致校长追求任期内政绩，而鲜有长远规划；再就是校长自身也把获得上级好评，很快得到升迁，作为办学成功、成绩得到肯定的标准，而不是对学校发展负责、对师生负责，把做校长当作事业追求、职业理想。

　　而国外大学实行大学校长的公开遴选机制，实质就是克服政府部门任命的缺点。比如各校不同的遴选标准、学校专门成立遴选委员会等。这样选出的校长，更符合学校的办学要求、对学校办学、师生负责，而不是仅仅对任命机构负责。

　　我国大学校长的选拔机制，要马上发展到国外大学这样的机制，需要一系列的改革相配套，包括建立大学理事会、建立校长遴选委员会、实行学术本位管理和教授治校。但是，这不意味着就不能在现有框架下，进行适当调整。

　　其一，对校领导岗位实行有别其他干部的管理模式。或有人指出，大学校领导就是官员，而且是级别不低的官员，是副部级、厅级高官，当然应按官员进行管理，进行交流，可防止官员腐败。这有其道理，但大学校领导是高官，不是教育的幸事，而是问题所在。从目前情况看，如果在没有取消行政级别的背景下，将大学校领导列为一个单独的干部序列，特殊对待，并非不可行。

　　其二，整体布局大学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和《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到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连当初出现在征求意见稿中的“逐步”二字也被取消，这一度让公众很兴奋。现在《纲要》已经颁布，现实却无丝毫改变。公众无疑会怀疑，《纲要》究竟派何用场？大学的行政级别会不会到了2020年《纲要》到期时还取消不掉？对此，国家必须整体布局，思考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之后的政校关系和大学人事制度。

　　其三，尽快启动去行政化改革的试点。在笔者看来，目前校领导因年龄原因要退休的学校，可启动大学校长选拔、大学校长级别、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从利益角度看，率先试点的大学的行政领导们肯定认为这动了自己的奶酪，但从大学发展的长远角度看，率先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大学，为未来发展赢得空间。这些学校校长的选拔，可以探索新的选拔机制，而不是简单沿袭过去的任命模式。(熊丙奇)

　　（博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17akv.html，原标题《干部交流适用于大学校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