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3月15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广州作了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他称，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要比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平均素质高，他还提出创新可以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四种体系，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这类会赚钱的人才和企业，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记者周祚通讯员祝运华）

    杨振宁是应广东省科协邀请前来广州演讲的。他的夫人翁帆在他演讲时静静地坐在台下。这位80多岁的物理学家的演讲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广州地区各所高校的校长、教授、专家，以及青年学生挤满了广东大厦的国际会议厅，迟来的人们只能站在走廊外旁听。杨振宁说，他与中山大学渊源很深，中大有当年教过他微积分的老师。

    “清华学生比哈佛学生素质高”

    杨振宁首先引用了他以前曾讲过的观点：“中国到21世纪中叶，将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强国”。杨振宁认为这个观点有4个基本条件的支撑。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传统；第三是决心；第四是经济支柱。

    杨振宁曾在去年8月发表过一个观点：“建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办得很成功。”这个观点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网上批评意见甚多。他的好朋友，科学家丘成桐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杨振宁认为，自己与丘成桐的不同在于着眼点的不同。

    他认为，对大学的评价，主要可以从它对社会的贡献、本科生的教育，以及研究与研究生的教育三个方面来考察分析。50多年来，中国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对中国作出的贡献无与伦比。杨振宁以中美两国比较说，中国最好的大学和二流的大学对中国社会的贡献都比美国的一流大学和二流大学对美国的贡献要大。

    杨振宁认为，如果以平均素质来讲，清华大学学生要比哈佛大学的要好。他说，大学教育可以分为平均学生和杰出学生两块。由于两国发展阶段不同，对大学生的要求也不同。中国目前需要对大多数的平均学生的训练，而美国需要十分杰出的年轻人创新来创造财富。杨振宁指出，美国式的教育哲学对有创造力的学生很有好处，但也浪费了很多人才，造成了许多悲剧。但我们国人往往只看到美国教育成功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阴暗的一面。

    “中国年轻人才正为生活烦恼”

    杨振宁强调，中国大学的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比起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以他亲身体验来说，他认为国内的科技成果比较落后，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科研经费不足，尤其是对年龄在20岁~30岁左右的年轻科学家、博士支持不够，他们要为生活烦恼，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他说，“我三四十岁时在美国普林斯顿研究所作研究，每天除了睡觉外，就是在思考。那20年也是我出成绩最多的时期。相反，如果一个人整天要为买菜、接孩子等生活问题烦恼，那他就没有多少精力投入研究和思考。”

    尽管自身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杨振宁却旗帜鲜明地指明，一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对目前的中国并没有多大用处。他说，也许得一个诺贝尔奖能让中国人很高兴，但这对时下的中国来说并非最需要的，仍处于脱贫阶段的中国急需像比尔·盖茨、任天堂之类会赚钱的创新型人才和企业。

    杨振宁指出，创新有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4种类型。近年来，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不利于创新。他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杨振宁感慨地说，中国现在的任务还是快速脱贫。因此，像美国比尔·盖茨和日本任天堂式的创新是中国所需要的。事实证明，盖茨式的创新为美国和全球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任天堂式的创新，是日本50多年来成功推动经济发展背后的创新。很显然，日本以往的经验是成功的，而这得益于其注重训导和纪律的教育哲学。这对中国有很大启发。

    “中国不应急于施行高教改革”

    杨振宁说，中美教育的不同在于，中国注重训导，美国注重启发。对于90分以下的学生来说，中国的教育哲学比较好，而对于90分以上的学生来说，美国的教育哲学更有利。中国的教育哲学能够使大多数的学生成长，这种类型的毕业生正是目前中国社会急需的大量建设现代化的人才。但缺点是中国容纳不下怪才。正确的做法就应该是在保持中国优点的同时，引进美国对优秀学生培养的经验。

    杨振宁提出，为了快速脱贫，现行的教育体系应该是最有效的。今天应该不要急于施行高等教育改革。全盘西化是不行的。但他认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果达到1万美元时，这个结论可以修改。

    “将孩子送到国外可以理解”

    当有人问及如何看待如今国内的父母纷纷将孩子送到国外读书的热潮时？杨振宁以“可怜天下父母心”来回答。他以自己的孩子来作比喻说，如果他们在国内上了很好的中学、大学，然后再到美国作研究，这样应该会很好。从一个父母的立场为子女作这样的考虑应该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