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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并不需要付出太大代价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08-28

 

    大学教育应该是缓解社会不公、弥平社会断裂之“远水”,“远水”未必能救“近火”,但它本身不能成为“近火”,反过来炙烤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要驳倒杨氏,应该先让一步,承认他的个别论据也并非妄说。如中国大学生在中学时代训练题目做得好,也做得多,知识基础比美国学生扎实。凡有国外校园经历者,大多不会反对这一点。

  但这毕竟是现象。造成这一现象原因之一,中国学生从幼儿园开始,普遍接受的是应试训练。应考一流,创新则成反比,越往上暴露得越充分,以百弊易一利,这是落后,不是成功。杨氏罗列今日大学教育公认有三项目的———“教育学生,服务社会,尖端研究”,同样没有说错。他能说最后一项很落后,也承认了一点事实,承认一点是一点。不过这样一来,能够支持他“中国大学非常成功”这一论点,也只有前两项了,可惜这两项站不住。

  且说第一项“教育学生”。杨氏回避了文科,举出的都是理工科实例,以此推论大学教育非常成功,可谓以偏概全;即以理工科论,一方面肯定基础教育,一方面则承认尖端研究落后,也暴露逻辑矛盾。如果基础教育没问题,怎么会出现尖端研究落后?杨氏以中国经济落后、起步较晚来解释这一矛盾,这是说不过去的。

  即以杨氏自己的教育经历为例,西南联大毕业与赴美研究获奖,其间不过十年,饮水思源,他不会不承认前者与后者的联系,而西南联大教育之成功,首先与教育体制有关,并不是经济支撑。倘论经济条件,能够出现的是反证:今日大学所获经济条件———无论是国家投入还是家长所付高昂学费,与西南联大所处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不啻霄壤;为什么那时能出现杨振宁、李政道、袁家骝,而今日却乏善可陈?

  说到文科教育,则更为沉痛。杨氏不是珍惜中国传统人文教育吗?传统之沉沦,一蟹不如一蟹。以我文科任教二十年的感受,这里能说的只是一句:上世纪90年代不如80年代,本世纪不如上世纪(“文革”及此前极左时期除外),现今博士生只抵旧时大学生,大学生则不如高中生。至于包括理工科在内普遍意义上的大学人文,看看北大、清华校长前不久如何主持连、宋讲演,听听那些学生在校园网上贴出的现场感受,蒙羞足矣,毋庸多说。

  再说另一项为社会服务。首先看学费:10年间学费猛涨20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不超过4倍;世界最高学费在日本,若以实际支付能力计算,中国学生承担的费用是日本的3倍;供养一个大学生,中国居民在城镇需4.2年纯收入,在农村需13.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则需35年的纯收入;25.5%的学生已表示“不愿再升入大学”,原因是“家庭负担不了上大学的费用”,在校贫寒子弟已有自喻“杨白劳”,学校为“黄世仁”。

  其次看教育机会是否公正:沿海与内地录取名额严重失调。以今年为例,全国高考招生报名人数总计867万,录取率55%,北京、天津、海南等地预计录取率超过70%,而广西、贵州等地44%,远低于全国平均数。与此同时是重点大学地方化,清华在北京一市所投名额,年年超过苏、皖、川、鄂四省总和,20年不变;同样分数在北京能上清华,在内地省市则连普通高校都落榜。百姓无奈,遂有“高考移民”之“创新”,延至今年,终于爆出海南省当地家长与移民家长在大学门口对峙互罡的丑陋镜头,斯文扫地。即使沿海都市占尽录取名额便宜,考生较易入学,多半也是直奔白领、金领专业而去,以致人多壅塞,难以就业,造成另一头过剩。

  为提升毕业生“签约率”(教育史上又一“创新”名词),各级校长新增公关性“社会服务”,焦头烂额,穷于对付;与此同时,社会所急需的各项实业岗位、技术职位,则普遍出现招生困难,几近断流。

  大学教育应该是缓解社会不公、弥平社会断裂之“远水”,“远水”未必能救“近火”,但它本身不能成为“近火”,反过来炙烤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今日大学与社会如有“联系”,不是“成功”,更不是“非常成功”,而是怨声载道,危机重重。杨氏为之叫好,只能说他与这个社会的“联系”实在特殊,已不知社会基本感受。

  与之对照的是钱学森。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医院探望,钱氏病榻陈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也是一句话,是对中国大学成功与否的另一种判断,却是面对现实说出的真话。耄耋之年,直言可贵,即使过去说过一些过头话,人们都可原谅。

  杨氏也是科学家,“文革”期间也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人们也不是不能原谅。但在今天,信息基本畅通,说真话并不需要付出太大代价,还是那样说话,则匪夷所思,令人失望。他本人是否总结教训,不重要,也不必苛求。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应从这一个案培养起自尊自信,以平常心平视各类海归名人。这也是教育,是自我教育,倘如此,则吾民幸甚,教育幸甚。

  作者:朱学勤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凯迪网]

 

相关评论

杨振宁的“风”与中国的“浪”

    文/郑奎飞

    杨振宁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被誉为国际科学大师,也曾经受到过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赞赏,然而,在美国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人并不稀罕,而且也多的是,不缺你杨振宁一个,为此,杨振宁反复思考觉得自己的市场在中国,这不从他的“谬论”:“《易经》阻碍中国发展近代科学”到“82岁的著名物理学家的他与28岁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英语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翁帆登记结婚”再到近期他的“高论”: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掀起了中国杨振宁“关注热潮”和“学术风浪”,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杨振宁颇具经商头脑。为什么呢?

    提起何新,在当世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恐怕没有谁会怀疑他在今日中国是最具争议性的,他本来是从事传统文化研究,一看从事政论学术研究更出名,便成为“为中国声辩”的国际著名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而今,自己有名了,缺的是利,便去从商了。

而杨振宁现在跟着何新学,觉得自己在物理学方面没有突破了,便在其他学科上兴风作浪,更重要的是他选择了中国市场。韩国的《传奇》游戏当年没有在中国的网络游戏产业上真正地“疯狂”起来,就不可能创造了2003年网络游戏同时在线人数的世界记录,更不可能使盛大的陈天桥成为2004年的中国首富。或许杨振宁正发现中国的这巨大商机,所谓爱国也好,支持中国科教事业也好,毅然离开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然而,他的回国与钱学森当年回国不能相提并论。钱学森回国是真正的中国英雄,为自己的祖国争光,为祖国的利益着想。可是杨振宁却不同,他喜欢标新立异,自以为是。也许是“杨振宁”这个名字决定了他的作风,“杨”即杨名,“振宁”即振动宁静。“杨振宁”即“振动宁静,杨名天下”。

我曾经与中国科学界泰斗、两院院士王大珩交谈过科学问题,他认为科学主要是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要不断的追求真理。做科学的人是踏踏实实、严谨的人,务实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态度非常坚定,应该还具有一种锲而不舍和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他认为科学精神包括三方面: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开拓创新,三是率优勇进。作为中国的科学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思想为指导,因为,唯物史观本身就是科学,结合中国的实际,同时跟国际科学家进行密切的交流与合作,科学是无国界的,是属于全人类的、全世界的。作为全人类的科学家,他的成果也应该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同时,更应该属于他的祖国。科学家也应该有自己的目标和共同理想,但必须为自己的祖国争光,为祖国的利益着想。未来中国科技的发展绝对不能忽视社会的发展,应该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对待和重视,这就相当于人的两只手,左手是自然科学,右手是社会科学,谁也离不开谁。

我也曾经与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院士接触过,他们的科学精神比杨振宁都要来一点务实和谦虚,时刻表现出“无知”,而杨振宁呢,动不动就流露出自己“有知”的尾巴。杨振宁说《易经》阻碍中国发展近代科学,从某个侧面说他是对的,但是,他以大师的身份,没有以小学生的心态去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易经》。《易经》是中国儒家典籍,六经之一。原名《易》、《周易》,汉人通称为《易经》。字,一说为简易之义;另一说为变易之义,意为推求问事之变,借以释疑。字,一说指周代人的筮法;一说指周遍之易,即探求普遍的变易法则。汉人所说的《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解释。

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被认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攻破了神创论的思想,宣示人类从猿类进化而来,其影响大大超出了生命科学,成为人类科学历史上的划时代的里程碑。然而,印度尼西亚和澳洲的科学家近来在印尼所属的偏远热带岛屿弗洛勒斯岛,发现了大约生活在1.8万年前的史前小矮人人类化石,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种。据称, 这是过去50年间古人类学中最重要的一项发明,这一突破性发现可能将改写人类进化史。

与其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揭示了人类的由来,不如说中国的《易经》揭示了物种起源的由来。易,天地之间最容易之事;经,天地之间最难达到之事。故《易经》阐述的是天地之间最容易之事但又是天地之间最难达到之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只是宣示人类从猿类进化而来,而不知人类向何处去?而《易经》的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却道出了人类从何处而来,又向何处去。它宣示人类从五行而来,因为五行相克相生,变化无穷无尽,由此衍生天地万物;又宣示人类向阴阳而去,因为阴阳轮回无常,起死回生无穷尽,由此开创永生时代。天地(金)—万物(木)—猿类(水)—人类(火)—神(仙)类(土),“神”与西方的上帝的“帝”、中国的皇帝的“帝”都是天的最大数9,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的由来,而我的复活论揭示了人类的归宿。同时,我认为《易经》道出了天地万物总共有多少种,即天的最大数9+地的最大数4=13×13×13×13×13×13(即135次方)=4826809种。5次方指的是《易经》的五行,天的最大数9+地的最大数4指的是《易经》的阴阳。

关于82岁的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与28岁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英语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翁帆登记结婚,引起全国关注。可以说杨振宁为中国的婚姻改革作出了宏大的“贡献”,说不定哪天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发一个类似“诺贝尔奖”的奖项给他,人们在惊叹他的杰作之举,对他的身体透支表示担忧,不过,他毕竟为中国的婚姻开创了先河,也算是他的一大“伟大发明”。

至于最近杨振宁关于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的论断又一次引起了全国的舆论焦点。也许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当教授,认为清华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这也不无道理,然而,清华大学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大学,所以,杨振宁的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的论断缺乏思考力和判断力,中国科学界泰斗、两院院士王大珩的话:“未来中国科技的发展绝对不能忽视社会的发展,应该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对待和重视,这就相当于人的两只手,左手是自然科学,右手是社会科学,谁也离不开谁。” 杨振宁根本没有很好的领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之间的深刻含义,明知自己的社会科学不行,非得要以自己在自然科学的“呼风唤雨”本领来形成社会科学杨振宁“风”与中国“浪”并肩共进,难怪他成为在中国舆论焦点枪口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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