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华

　　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

　　高等教育收费的历史嬗变

　　新京报：恢复高考之初，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否收费？

　　黄卫华：1978年恢复高考，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免费上大学”的政策。不仅如此，当时经济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人民助学金。

　　新京报：当时的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黄卫华：打个比方说，当时的政府像现在的学生家长一样，承担公民的教育费用，学生上学的吃穿用度，国家都给包了；但是改革以后就好比是孩子长大了，家长负担不起了，要分家，要独立生活。那么原来由国家承担的高等教育费用，也就相应由学生和家长负担了。

　　新京报：由不收费到收费，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黄卫华：早在1978年，就出现了“收费走读，不包分配”的大学生；1984年，普通高校开始招收委培生，委培生或其委培单位需要缴纳部分培养费，如学杂费等；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做出规定：“可以在计划外收少量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

　　一般认为，免费上大学政策进行大的改革，是在1989年。当年国家教委、物价局和财政部联合颁布文件《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对“按国家计划招收的学生（除师范生外）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其中学杂费每年100元，住宿费每年20元；此后的1990年，自费生完全纳入国家计划，但严格控制招生数量。

　　新京报：这是否预示着后来的大范围收费改革即将推行？

　　黄卫华：是的。全国高校开始较大范围推行招生收费制度的改革是在1992年6月之后，当时的国家教委联合有关部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普通高等学校收费制度的通知》。学杂费占高等教育成本的比例开始大幅度上升，由1992年的4.34％跃升为1993年的12. 12％。此后，由于实行收费双轨制带来的一系列不公平状况，1993年起，开始进行招生并轨和缴费上学，对所有被录取的学生实行收费上学的尝试。19 97年，全国所有高校基本完成招生并轨和学生缴费上学改革。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规定，高校收取的学费最高不得超过生均培养成本的25％。目前生均收费（学费和住宿费）在5000- 6000元之间。

　　学费怎么算校长最清楚

　　新京报：在这个转型期中，该怎么给高等教育定位，它是市场行为吗？

　　黄卫华：不完全是。转型时期，政府和市场的两分法是不恰当的，政府本身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供给者，而且可以说是垄断供给者。

　　新京报：高校收费谁说了算？

　　黄卫华：在1996年12月16日《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和标准由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共同做出原则性规定。国家规定范围之内的学费标准审批权限在省级人民政府。由省级教育部门提出意见，物价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办学条件和居民经济承受能力进行审核，三部门共同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教育部门执行。

　　新京报：现在大家所说的高等教育收费，都包括哪些？

　　黄卫华：高等教育收费或者说中国高等教育需求者的费用负担，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收的费用，即学杂费（包括高等教育住宿费）。二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允许收但实际上收了的费用，也称为“乱收费”。这两部分费用对于教育消费者来说，是一体、不能分开的负担。

　　新京报：高等教育阶段的收费，是按照什么方法，怎么计算出来的？

　　黄卫华：理论上是以生均培养费用作为基数，然后乘以一个特定比例。在国家规定范围内各高校具体收费标准究竟如何确定，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应该是各大学的校长，他们最清楚。

　　巨额投入流向何方

　　新京报：《高等教育法》明文规定，高等教育是非营利性事业，国家在举办高等教育时承担了主要教育费用。那么，国家是怎样具体承担高等教育主要费用的？

　　黄卫华：据我了解，2003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17252亿元，全国教育经费为6208.27亿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不包括城市教育费附加）为3453.86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28%.其中单独看高等教育，国家预算内教育拨款占其高等教育总经费的50%以下，而学费所占比例不到20%，部属高校学费比例一般低于地方学校。研究表明，从教育财政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看，无论是各级各类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已达到或超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新京报：投入的钱做什么去了？

　　黄卫华：钱的去向基本包括两项：事业性支出和基建支出。事业性支出包括个人部分和公用部分：个人部分又包括教职员工的基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和社会保障费等；公用部分则包括了各院校的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招待费等。

　　新京报：这些开支一般占高等教育经费的多大比例？

　　黄卫华：根据统计，高校所有的钱，大概40%用来发工资；35%用来盖房子、买设备；25%用于其他方面日常支出。

　　收费改革等于“高收费”改革？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一方面是各个高校以教育经费不足为由，加大收费额度；另一方面是社会公众认为，高等教育消费支出占家庭支出比例过大，收费过高，导致家庭负担过重。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到底是高还是低？

　　黄卫华：收费高低的问题涉及到价值判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政府的角度看，学生只负担不超过25%的教育成本，不应该算高。但是如果从接受高等教育者的角度分析，我们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比如，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622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160元、2407元和1921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分别为10366元、7036元和7235元。按照一家三口人计算，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只够交一个大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书本费、伙食费可能就没有能力负担了。

　　如果从纵向角度看，我国收入分配是“纺锤型”结构，两头大，中间小：低收入群体所占比例太大，高收入群体也有扩大的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相对较小。

　　从成本收益的比较看，一般说来，一个本科生毕业后拿到1000-2000元的工资就不错了。前不久《中国青年报》报道，本科生工资创新低月薪六百，和保姆一个价，这反映了高等教育在目前的收益比较低。总而言之，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和其家长来说，学费是太高了。从实际来说，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基本就是高等教育高收费改革。

　　新京报：高等教育收费为什么这么高？

　　黄卫华：有人认为，高等教育高收费、乱收费的原因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也有人认为，原因在于体制：地方政府袒护，教育部不直接负责学校财政，政令不通导致对教育收费的管理措施不严，行业腐败。但我认为，教育资源相对于教育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永远不会有投入十分“充足”的时候，只有投入不足的程度的不同而已。对于第二种观点，管理监督能真正解决教育高收费的问题吗？实践已经做出了回答。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尽管国家每年强调教育不要高收费乱收费，但是教育乱收费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了。可见教育高收费、乱收费不是监督检查能够根本解决的。

　　新京报：您的观点呢？

　　黄卫华：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仅仅是中国教育高收费的浅层次原因。教育高收费缘于国家对教育供给垄断和教育供给等级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企业化行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资本化。公权资本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层次，一些政府利用公共权力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隐性地、系统地剥夺某一个阶层的利益。第二层次，一些教育行政机关、或者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利用公共权力谋取本部门或者行政机关的利益。第三层次，一些教育行政机关、其他行政机关和学校领导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的利益。

　　新京报：当时推行收费制度改革，原因何在？

　　黄卫华：收费改革的动因之一，是政府无力负担所有的高等教育费用。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教育部不承认教育产业化，但是政府的决策，包括高校扩招和高校收费都是按照教育产业化的理念来做的。

　　新京报：要求高等教育收费听证的呼声越来越高，您如何评价？

　　黄卫华：在现行体制内，我认为，即便在收取费用之前举行听证会，也很难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因为学生和家长不具备和学校谈判的能力。另外，现在高等教育的现状是僧多粥少，供小于求，也是客观现实。要解决高等教育收费的监督问题问题，还需要学者下工夫研究。

　　公平VS效率：鱼与熊掌如何兼得

　　新京报：公平和效率两大目标，能够在收费改革中兼顾吗？

　　黄卫华：首先我们要明确，两个目标无所谓谁优先。当实践的发展，使效率目标比公平更加重要时，我们应该把效率目标放在首位。这就是国家财政无力负担全部高等教育费用时，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开始。现在的状况似乎是公平目标的重要性高于效率目标。

　　新京报：国家、社会、家庭在教育费用分担上应该负有什么责任？

　　黄卫华：谈到教育费用分担的责任，就不能不说教育的作用。教育的作用有三个：培养一个人具有社会公民应该具有的基本能力，提供主流的意识形态，培养人的劳动技能。高等教育也是这样的。

　　前两个方面应该是社会公共产品，后者是私人产品。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政府在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对于公共产品方面的费用是政府必须要提供的。私人产品方面的费用应该由家庭负担。问题是这两方面的比重难以确定，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新京报：高校特困生群体是目前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困生的客观存在，使得高校学费收缴面临道德困扰。化解这种困境，政府、高校和社会应该怎么做？

　　黄卫华：我觉得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加大对困难学生帮助的力度。俗话说“寒门出贵子”，穷人不能上大学是很大的问题。科举时代就有对穷人受教育的帮助办法。现在，由于收费太高，而政府绿色通道或者“奖、贷、助、补、减”政策只能解决一小部分人的问题。像希望工程那样，靠社会道德来解决问题显然不是办法。

　　新京报：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黄卫华：政府首先要通过财政提供充足的资金。其次，政府要提供相应的制度、政策，主要是金融和信用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相关税费制度。助学贷款政策实施起来有困难，商业银行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金融市场和个人信用制度不完善。

　　政府可以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二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学校内相当一部分劳务市场本来可以由学生来承担。但是如今养着一堆人，效率还很差。三是相关税费制度。有的国家社会捐助高等教育的数量很多。我看规定到底不一定是出于公德心，而是因为政府在相关税费政策上的引导。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给捐款人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二是制定特殊政策鼓励大学募捐。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让所有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能够上得起大学，圆他们的大学梦。

　　■访谈动机

　　高考结束后，部分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和广大农村家庭的家长们，又在为子女高昂的学费而忧心如焚了。“寒门出贵子”，然而，在高等教育收费呈现“芝麻开花———节节高”的今天，“上得起而考不上，考得上而上不起”大学的现象并不罕见。

　　我们要警惕将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异化为“高收费改革”这一社会现实；同时，我们要永不疲倦地追问：在这场改革中，国家、社会、高校和家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高等教育投入来自何方？流向何处？

　　如何保证公共教育投入的有效利用？如何保证公平和效率两大原则的平衡？

　　通过这一系列的追问，我们希望，高等教育的阳光能够打在每一个贫寒子弟的脸上，使他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少一份烦恼，多一点温暖。

　　■链接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说，我国的高校教育收费改革是必须的，但不能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以教育收费为基础，收费只是对政府投入教育的财政资金不足部分的补充，今后我国高校教育的收费不能再提高了。

　　———《人民日报》，2004年11月10日

　　今年，北京高校收费标准稳定，除了艺术等专业收费每学年在万元左右外，其他普通专业收费一般在5000元、5500元、6000元三个档。高校只许收学费和住宿费，违规收费一律没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曾算过，按照现在的日常运行成本粗略计算，理工科人均培养费用一年约1.5万元，文科每年约1.2万元至1.3万元。

　　———《教育部规范高校收费普通专业每年不超过六千元》，新华网2005年6月13日

　　在高等教育领域，随着收费标准的不断提高以及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个人投入继续猛增，2000年个人投入增143亿元，2001年再增260亿元，2002年更增366亿元。5年间个人投入每两年翻一倍，5年增加5倍，年递增速度高达41.1%.国家和个人两大主力的巨大投入促成了大学投入总量每年30.6%的高增幅，升速居所有学级之首。

　　———《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知多少》，新华网2005年6月16日

　  □本报时事访谈员陈宝成天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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