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11-27
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核心提示
十八大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和政治保证,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的必然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1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记者：十八大报告在谈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党这样看重人民民主？
周天勇：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最大的特色和优势。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90多年来党的发展历程也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经验，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2 改进执政方式推进民主执政
记者：党的十八大在十七大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基础上，提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何深意？
周天勇：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在此基础上重申了“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意味着从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入手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党对新闻、司法的领导，党管干部和党的决策方式等，都需要通过改革来适应互联网时代新要求，减少执政成本。
记者：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你认为应当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周天勇：作为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环节，行政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效率、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来进行。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改革的重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政府绩效管理。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
3 以财政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记者：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并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有何特别意义？
周天勇：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不仅在党的报告里首次提出，而且现实针对性很强。
目前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不是全口径的，政府报给人大的预算并不全面。预算外收入和预算外支出、社保收入和支出、国有企业的利润、土地出让金等都没有纳入人大预算。报告强调“全口径”，这就意味着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都要纳入人大财政监督，纳入预算审查、管理和决算审批。
十八大提出要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说明过去我们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不够，比如对政府的机构设置、财政预算、两院的办案，都监督不够，收入没有全方位的监管，存在财政预算不透明等问题。
我们现有的预算，有预算内和预算外，预算外资金相当于全口径资金的三分之一。比如说我们去年税收总收入89720.31亿元亿，整个财政收入103740亿，如果加上国企上缴利润、各种行政事业费收入、土地出让金等，要达到15万亿左右，算起来三分之一的资金没有交给人大的预算， 这是不合理的。老百姓对政府怎么交钱，怎么花钱都不了解，都监督不了，难说是充分发扬民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到，要完善人民—人大—政府之间的预算审查、批准和监督制度。就是要管好用好政府的钱。十八大把它扩大到“一府两院”，并且是全口径，力度很大。
这项改革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财政民主化是人民民主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以财政民主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进步。
记者：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的新要求，如何看待？
周天勇：人大制度改革历来是党代会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按照城乡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十八大报告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人大代表职业比例的新要求：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人大代表的职能是监督一府两院，因此由一府两院的官员去做人大代表，甚至占到百分之六七十，这是不合适的。报告提出改革人大代表的职业比例是一个进步。
4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并重
记者：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大报告中专门开辟段落论述协商民主制度，尚属首次，如何理解个中含义？作用如何？
周天勇：与十七大报告相比，十八大报告将协商民主单列提前，要求“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特别是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还具体地提出要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
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里的关键，一是“政治参与”，二是“有序”，并使这两个方面能够有机统一起来。
要协调好各方利益，单纯有选举民主还不够，还要加大协商民主的力度。一些涉及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之间的问题，要在协商民主的机制中解决。
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是我们党在民主政治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取得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必将有助于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
[人民网-河南日报]
中国要走向官民共治
评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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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的人的支持。中国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经济学家吴敬琏，《财经》，2012年第22期
2、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不应脱节
现在关于土地补偿的问题和市场化是一样的，一方面是市场化发展得不足，另外则是一些领域市场化过度，我们受两方面之害。在农民的土地补偿问题上，一方面是城中村和城郊农民一夜暴富;另一方面是边缘农民，因为大工程路过那些乡村以及远郊开发区的农民，他们的补偿严重不足。城市化需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要认清谁是城市化主体，城市化主体就是这两亿多农民工，以及另外两亿被迫分离的家属。他们是我们城市化的主力，但是他们没有从中得到收益。土地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把钱给城郊农民，也不是把几个村并一个村盖上楼，那跟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再过几年随着大部分农民来到城市，这种新村还要被拆掉，那是城市化的巨大浪费。为什么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脱节?就是因为我们只分配土地指标，从来不分配安置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的指标。我的建议是把主流的土地指标分配和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指标挂钩，谁能安置更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就给谁更多的土地指标。——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9月19日
3、法治的清明就在于政治的清明
邓小平同志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我完全赞成，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我们的法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法治的清明就在于政治的清明。未来的趋势肯定是继续改革、继续开放的，甚至将从经济体制改革走得更远。但是，关键是步伐有多大，内容是什么。步伐不能够要求太快，因为中国嘛，改革开始慢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改革，坚持改革就是对的。我是比较趋向于改革应当特别注意党政分工的。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的时候，就提到过“党政不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党起的是领导作用，不能把“党”和“政”的角色混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南方周末》，2012年9月13日
4、中国崛起或打破国际关系“铁律”
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已经成为事实，其行为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中国针对与美国的关系所发展出来的种种政策话语，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重复中国并不相信这种陷阱。30多年里，中国尽管迅速崛起，但亚洲则维持了和平。这似乎已经在打破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政治悲剧”。亚洲和平更多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理性选择和互相调适的结果。中国无论是对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还是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为的感情。越现实，越有可能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法。毕竟，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也有和平的权力转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联合早报网，2012年9月4日
5、中国要走向官民共治
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已有过三种基本形式，即自治-官治-共治。官民共治是共治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随着社会力量的日益增长，国家将不断地还政于民、还权于社会，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政治进程。我们的维稳代价越来越高，而不稳定因素却日益增多;居民的民生不断改善，而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却没有随之提高;举国上下都痛恨官员腐败，腐败却仍在高位区;我们一方面提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却又在政策上助长各地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凡此种种，都是治理的失序、失效和碎片化，是我们面临的治理困境。如何从根本上走出目前的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径就是重构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实现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我们需要：一，着力于确立核心政治价值，重构政治认同;二，改造公民教育，强化公民在公共治理的主体意识;三，强化执政道德，再造政治信任;四，完善制度环境，扩大公民参与;五，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自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6、 金融危机催化新“三个世界”格局
这场金融危机正在催化出一个崭新的“三个世界”格局：穷国、富国和中国。富国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肇事者，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它们面临着深刻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公共财政的规模和支出的结构必须改变，将有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第二集团是穷国，既包括极端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虽已出现蓬勃发展的端倪，但经济的波动、金融的动乱，仍然始终会出现在其未来发展的事业之中。中国具有一些与穷国相同的性质，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一些难题。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基本的原始改革动力，体制还将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它已不能简单地被划为穷国或富国的一部分，在众多的国际事务上，中国的利益乃至于诉求与穷国与发达国家都不一样。作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桥梁，中国应该也必须在不断解决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同时，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的稳定器、国际秩序改革的推动者以及穷国未来发展的探路者。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经济的利益。——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新财富》，2012年第8期
7、政治认同建构为当代中国凝心聚力所必需
政治认同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指的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的归属认同，对社会秩序的维系和政治行为的规范具有积极作用。政治认同主要包括政党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以及意识形态认同、体制认同、政策认同、阶级认同等等。这些认同反映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对社会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核心问题就是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样的道路、用什么样的理论、定什么样的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战线上所有认识分歧的发生都与这些政治认同的核心问题紧密相关。政治认同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体现为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建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代中国只有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才能获得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才能使13亿中国人心往一事想，智往一起聚，力往一处使，路往一条走，从而激发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热情和信心。——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齐卫平，《学习时报》，2012年9月10日
8、主权区域要变成发展的新杠杆而不是战场
在国内都说中国软，但在国外都说中国硬。国内的年轻人认为和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不打不过瘾，打才是硬;而国外的人更多看经济总量的攀升、看军费。从全世界领域来看，西太平洋是纠纷最多的地区，日韩之间，韩国、朝鲜之间，日俄之间，韩俄之间，都纠纷不断。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应该让这个国家的崛起改变世界秩序，带来世界海洋法、世界极地法、世界太空法的有序执行，给世界领土纠纷带来可以共赢的处理方式。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拱手让出领土主权，但如果你不管国际法，不管国际道义，使用武力把争议领土用武力拿过来，别的国家不认可，国际贸易、国际朋友就没有了。这些主权区域要变成中国发展的新杠杆，而不是战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东方早报》，2012年9月18日
9、所谓再分配有误区
财富只能来自生产、来自创造，而不可能来自分配。如果我们脑子里总想着怎么去再分配，最后就会要求政府给我们一种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怎么能做到再分配呢?一定是靠权力集中，满足平均主义惟一的方式就是权力更集中的政府。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要认识到对私有财产保护的重要性。一想到什么东西都找政府，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特点。这个关系完全颠倒了，本来政府是老百姓养活的，而政府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好像老百姓是政府养活的。经济关系的本质已经被掩盖了，造成一种错觉，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竞争花钱，而不是竞相创造财富。只有大家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每个人才能有希望活得更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中国改革》，2012年第9期
10、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中步前进了
当下矛盾尖锐到这个程度，政治体制改革再“碎步前进”恐怕来不及了，必须中步前进才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扭秧歌，进三步退两步，但是总的说也还是前进了些。多少年来，我们都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都困难重重，因为它遭遇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反击，每一次政治改革流产之后，专政机器都更强化，强化的结果又造成了更大的矛盾，发现问题后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恶性循环。目前，最大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看待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和民间呼声，是把他们看作改革的动力，还是把他们看作不稳定因素?我们党的传统是重视民意，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对民意进行压制，不倾听民间的呼声，就很容易出大问题。因为损害人民大众根本意志和利益的行为是不可能长久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
11、中国缺少的不是创新而是信任
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标准说法是，中国人擅长“山寨”，但却连呼啦圈都没发明过。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的DNA，而死记硬背式的教育体系助长了那种倾向。发明了造纸术、火药、烟火和指南针的民族怎么突然变得只会组装iPod了呢?我认为，中国现在缺失的不是创新文化，而是一种更基本的东西：信任。中国旧的社会信任体系是以村庄和家庭为基础，然而一个现代社会的信任体系是以法律和司法的独立为前提。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废除了旧的社会信任体系，但是新的社会信任体系还未形成。因此中国现在正在经历巨大的信任危机。当社会中存在信任时，就会出现持续创新的情况，因为人们有安全感，他们就敢于进行冒险，做出创新所需的长期承诺。当有了信任时，人们就不会害怕自己的创意被盗取，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愿意合作开发彼此的创新项目。现代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创新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现在还是一个信任度很低的社会。——《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2012年9月11日
12、市场幼稚病要不得
我们曾经过于相信计划经济，时过境迁，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迷信计划变为迷信市场，出现盲目崇拜市场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犯了市场幼稚病，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没有搞彻底。其实，计划和市场各有利弊。要尊重市场，而不要迷信市场;不要迷信计划，但不能忽视计划。计划的长处就是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几件大事，还可以调节收入，保持社会公正。市场的长处就是能够通过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实现产需衔接。计划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这几件大事不能交给市场去管：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三是竞争导致垄断问题;四是生态环境问题;五是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问题都得由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来干预。但计划工作也是人做的，人不免有局限性，这些局限性都可能使宏观计划管理工作偏离客观情势和客观规律，造成失误。所以，要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改进我们的宏观计划管理工作。——经济学家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2日
13、保障权利该补的课要大大方方去补
一个社会中，如果有权利保驾护航，市场就只能造福而不可能为害，只能为人嫁衣而不能鸠占鹊巢。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权利保障在很多方面还不是很到位，导致了市场在中国社会的诸种不良表现。所以，不能说中国搞市场经济搞错了，而是我们没有把搞市场经济的条件认真准备好。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要想走好，先要把保障权利的工作做起来，该补的课要大大方方去补。不过，汲取这些年来中国改革的教训，我们还应该再往前走一步。要保障权利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保障谁的权利，保障什么样的权利。因为现代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固不必然是对立与冲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补的。仅以城乡二元体制为例，长期以来，客观上形成了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城镇居民无论在社会福利还是劳动就业方面都比农民优越。要想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从制度上彻底改变这一状况。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这都是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补”的课。——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北京日报》，2012年9月4日
14、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十大执政风险
如何应对执政风险是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在当代面临的风险更加严峻、领域更加宽泛，既有内源性风险，也有外源性风险。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党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是内源性风险，因为我们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掌握公共权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是当代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党无法比拟的。党强则国盛。只要党自身肌体健康、足够强大，就可以化解各种风险，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国际领域的风险。执政风险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危险性，同时也具有双重性、不确定性和可控性。执政风险不只意味着危险，也潜藏着机遇，如果应对科学，可以化险为夷，成为党自身建设、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源泉。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有十个方面：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以及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刘昀献，《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5、中国将迎来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如果再经过20年8%以上的高速增长，中国也将迎来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日本自1951年经过20年高速增长后，至1971年时人均收入增长至美国的60%;韩国经过20年高速增长后，人均收入增长至美国的50%。因此，如果继续高速增长20年，20年后中国人均收入至少为美国的50%。以目前美国人均收入4.8万美元计算，大概为2.4万美元。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英国是世界大师的摇篮，之后是美国。如果20年后中国人均收入为美国的一半，按中国人口为美国4倍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假设两国教育科研经费占比相同，那么中国的教育科研投入也是美国的两倍，届时，无论是哲学、自然科学，还是文学、艺术等社会科学，中国都将面临机遇。——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中金在线，2012年9月19日
本期评审专家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公方彬 国防大学教授
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
王也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储建国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人民网]
公方彬：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新的政治观支撑
原题：公方彬：新政治观 创新点与突破口
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
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的历程，期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飞跃，第一次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第二次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那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飞跃，保证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保证社会主义焕发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点在确立新政治观。
强调政治观的创新与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
有一个现象在较长时间里让人困惑，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跟上时代的要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较计划经济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很远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必然导致错位，进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小则羁绊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影响经济持续快速高效发展，大则危及执政。
逻辑和结论清楚，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有人认为缘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稍加分析便发现仅此不足以解释现存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不改革死路一条，那时既得利益将丧失殆尽，故即使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也不会拒绝改革。也有人认为缘于执政党出现精神懈怠，缺少必要的勇气和改革热情，不敢触及民主政治，担心政治民主最终与权力集中的领导体制相冲突，危及执政权。初看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实则不然。共产党并非天生反民主，列宁说过，没有民主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对于一个没有自己利益且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其存在的理由和强大号召力就来自反对国民党不民主，取得胜利也是因为坚持了民主。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理论是清晰的，问题是考察历史与现实，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确实出现过、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民主不充分的状况。我们因民主而产生和发展，却又因民主建设滞后导致矛盾丛生，为什么?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经济体制改革做错了可以再选择，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错了路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那么当前理论准备不足主要反映在哪里?重点在于尚未确立起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
研究和确立新政治观，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政治观。由于不同政党或政治制度下的国家对政治的解读并不相同，因此政治观也存在着差异，站在新政治观的角度认识问题，政治是不同利益主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概括。政治观是人们对政治的认识和判断，具体讲是对政党、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所以强调政治观的创新和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有差异才有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政治观：关注方向、创新点与突破口
新政治观，一个“新”字便指明了关注方向和创新点与突破口，同时涉及调整什么和为什么调整。从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诉求不断拉近的情况看，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生态一直处于变化中，“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渐成主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观不断调整。比如美国冷战时期确立的四大任务之一是“消灭黄祸”(共产主义)，而今着力于“把非融合性断层国家改造为核心国家”(《五角大楼的新地图》)，而核心国家中就包括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义与制度之争。这些都意味着再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抗解释世界，已经缺少更大的说服力，尤其反映于精神领域，这种变化给我们的挑战更为严峻。由于西方社会原本就没有把政治与精神系统相联系，甚至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倾向于负面，所谓“不让政治家说假话相当于不让狼吃人”，那么冷战结束对他们来讲只是换了一种国家博弈方式，不会危及精神和信仰。我们就不同了，由于革命而把共产党的政治及其领袖神圣化，形成了宗教信仰之外的政治信仰，这种信仰高度依赖理论的先进性，同时离不开环境氛围的强化，所以，阶级对抗越激烈，环境条件越残酷，牺牲度越高，信仰愈坚定，这也是革命先驱甘为劳苦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鲜明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不再，强化信仰的环境因素消除，坚守信仰变得艰难，这就是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挑战大于西方的缘由，是建设新政治观的重要推手和动因。
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价值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看，革命与执政差异很大，革命讲的是暴力，执政强调的是平衡与妥协，革命采取的是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执政是消除矛盾、弥合分歧，革命时强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执政时强调阶层之间可以实现和谐。反映在利益方面，革命阶段通过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来维护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执政阶段必须满足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革命阶段为了根本目的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执政阶段不能通过牺牲来实现，只能提供各利益体的平等博弈来调节利益，等等。如此之巨大差异，决定了以革命阶段的理论来指导执政阶段的行为，已经失去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更根本的问题聚集于共产党执政依靠谁?尽管我们习惯说依靠人民，问题在于人民一直是个政治的概念，依靠人民就存在着非人民，执政状态下的中国已经没有能够构成阶级的非人民，那么对人民是否作出区分?现实看我们确实突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且是那些“有利于执政的人群”，这一点从拆迁时的对垒即可以看出。也就是说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了党政官员或公务员系统成为普通群众的对立面，这些人享有的隐形福利已经让纳税人感受到一种新的剥削产生，搞不好还造成了人民虚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既然症结不难弄清，为什么仍然坐视大量矛盾堆积?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治观未能实现突破，这也是建设新政治观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民众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能力大大增强、网络为表达民意提供更充分空间的情况看，也需要重新解读政治以获支撑。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期间，香港有媒体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的确，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好似欧洲的启蒙运动，让不会思考的中国人跳出“两个凡是”的精神桎梏，又是因为思考而推动着政治的改变，使威权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与此同时，新规则、新技术又把世界推入全球化时代、网媒时代。叠加作用的结果，不在于理论说了什么，而在现实表现与理论是否一致;不在于过去曾经做出什么，而在当下正在做什么，甚至是否能做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雨中演讲无人为其打伞，而我们一个20多岁的乡镇长却有人为其撑伞;我们的官员公开场合大谈西方社会腐朽，要求大众爱国奉献，私下却用贪腐来的钱将妻儿移民西方，自己当裸官。至此，再不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就不可能以新思维建构政治体制、规范政治活动，必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执政基础随之瓦解。这也是建立新政治观的重要原因。
确立新政治观需着力开展的工作
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表面看命题敏感而重大，其实是对已有创新成果的总结。邓小平提出“人类共有文明”，江泽民阐明“政治文明”，胡锦涛确立和谐世界的理念，以及中央主要领导出访时讲到“我们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的思想，都说明我们的价值坐标乃至政治观已经改变。因此，这里要做的只是化零散为系统，化渐变为标志性变革。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更为关键。
一是重新解读政治信仰。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求功利而无精神追求者。确立了新政治观，三者各自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政治信仰来讲，新政治观的产生不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推翻，而是顺应政治生态变化和政治文明发展作出的新解读，即以新解读避免这一终极追求在实现途径和阶段特征上与现实脱节，根本是为了提升其稳定性和恒久性，保证得到更加广泛、更为自觉的追寻。当我们真正清楚共产主义实际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和终极追求，那么现实的不同制度就不再是障碍，而是阶段性存在，既然殊途同归，也便不再冲撞，更不需要以暴力方式来实现。如果这样的思想为人们所接受，我们与世界也就能实现和谐，同时政治信仰也会稳定下来。
二是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大国崛起于文化和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就是占领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将此视作新政治观的应有之义和必须完成的工作，源于核心价值观直接影响到制度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着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它是国家认同的载体，也是国际沟通和相互认知的途径。当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真正确立起来，我们便跳出单一的以政治制度标准评价世界的误区，开始结合国家利益标准、伦理和法理标准等多种标准评价和解释世界。
三是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政党的政治活动需要建立与大众道德和社会公德有区别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政治伦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点，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但伦理规则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化作评价标准，就能够由柔性化为一定程度的刚性。由于政治伦理奠基于价值观，因此一些基本理念必须进入党的政治伦理。包括：公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权利剥夺;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越要放低身段，不能搞权力崇拜，诸如此类。政治伦理对我们党来讲是全新的命题，它构成新政治观，同时也奠基于新政治观。
四是设计新政治观下的体制制度。中国的政治主体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政治体制制度设计实质上就是对二者权力义务的规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对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进行规定。一党执政，制度设计不能有效限制集团内成员的利益，就等于造就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弱化集团内成员追求高尚的动力，目前官员道德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利益过多过大。 这里还有一点不能回避，权力影响着利益，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这是现代政治所确定的，但谁和谁分享权力，分享哪些权力，怎样分享，这一定是制度设计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政治体制制度是否先进，关键看设计是否符合公民社会的政治运行规律，保证动态平衡。而能不能设计出科学的权力运行模式，又决定于是否确立新政治观。
五是形成与新政治观相一致的话语系统。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每一种话语系统都与其文化传统、政治制度有关，前者包括宗教文化，后者包括政治文化。话语系统很重要，比如当前中国就存在着三大话语系统不交融的问题，包括政治话语系统或政府话语系统、精英话语系统、平民话语系统。政治话语系统多出现在政府执政权力触及的层面和领域，平民话语系统多出现在网络等新媒体，精英话语系统兼顾二者。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话语系统的更新，融合三大话语系统，长此以往必定撕裂社会。导致三者不交融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观，那么实现三者交融的出路在于新政治观。话语系统还有一个表现领域十分重要，就是中国与世界话语系统不交融的问题，这直接带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困难，不能够产生别人听得懂的话语系统。由于话语系统奠基于政治坐标和价值尺度，那么将别人听不懂和不愿听的话语系统变为可听、愿听的系统，就必须有新政治观的支持。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延伸阅读
政治观更新不能丢了马克思主义
蔡继明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也都在强调，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背诵和固守马克思的词句或个别结论，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呢?
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马克思的学说无疑是旨在促进人类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学说，而判断一个社会制度、公共政策和理论观点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就要看它们是否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否有助于弱势群体境遇的改造。
要区分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和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
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所追求的远大理想，马克思之所以设想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那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使人性异化，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他主张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单一的按劳分配代替按生产要素分配。但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本身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它们不过是实现人性复归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而要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时可以有多种手段，人们应该在诸种手段之间进行比较，看哪一个手段是最优的——收益最高，成本最低，而不能把其中某一种手段当作目的，既不能为了公有而公有，也不能为了私有而私有，否则就本末倒置，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邓小平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就是严格区分目的和手段的典范，而左倾主义的“草论”(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则是误把手段当作目的的标本。
要区分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也是建立在其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做出的规范分析。例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这种占有会导致资本家阶级越来越富，无产阶级越来越穷，最终严重制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他提出要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今天，如果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证分析补充、完善、修改或否定了马克思此前的一些实证分析的结论，那么也就应该对相应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例如，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劳动并非价值的惟一源泉，那么非劳动收入就不一定是剥削收入，剥削与私有制之间就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消灭剥削与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可以并行不悖了。
要从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抽象出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定
如何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呢?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设想未来社会将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确定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运行了60多年之后，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1978)、前苏联解体(1991)和东欧剧变(1989-2006)，已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多元所有制结构和按各种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制度。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经济范畴不过是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只能来自于对现实各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概括，而不能照搬10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预言。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其本质属性只能区别于社会主义其他具体形式如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但不能有悖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定。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人民网]
许耀桐：政治观革新的六个方面
从政治社会的无序化转向法治化，需要解决“党大”、“官大”的痼疾，又要克服革命政治观中只能由党垄断政治权力的固有观念，改革政治体制结构中权力过于集中的致命弊端
近代以来，世界诸国的政治发展都经历了革命的阶段，与之相适应，必然形成革命的政治观。当革命胜利后，取得政权的政治力量都进入了执政阶段，其革命的政治观也须及时地转向执政的政治观。毋庸置疑，革命政治观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两个不同政治观的置换也极为重要，舍此，一个国家的政党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可能正常地发育成长起来，政治现代化的任务也不可能完成。
从革命政治观转向执政政治观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社会秩序的恢复，特别是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中共召开了八大，已认识到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提出应充分发展政治民主，完全有条件完成革命政治观向执政政治观的政治转变。但是，由于随即国外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国内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党内左倾思想开始蔓延，导致这样的转变进程甫一开始便戛然而止，执政政治观不仅没有培育生成，革命政治观反倒愈加根深蒂固。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重新启动了这样的政治进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认识路线指引下，逐步加大了转变政治思维、清除陈腐观念的力度。因此，当下继续认真地分析和总结革命政治观如何转向执政政治观，仍是非常必要的。概而言之，从革命政治观转向执政政治观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政治关系的冲突化转向和谐化
在革命年代，尽管社会上存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关系，但革命政治观对政治关系的认识则过于简单化和阶级化，一味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基本理念是，必须将政治关系尽量地简化，因此把它归结为阶级关系，并进而归结为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如此简化对政治关系的认识，是为了强调阶级矛盾，突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借以战胜对方、取代对方。
进入执政年代后，执政政治观不应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继续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不能事先设定某些阶级、阶层先进，而某些阶级、阶层落后。尤其是不能人为地制造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高压手段消灭某些阶级、阶层。在执政时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等政治力量的长期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应转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等政治力量之间的共存共处、平等合作，实现政治关系的和谐化。
政治竞争的野蛮化转向文明化
在革命年代，政治竞争的双方采取的是武装斗争形式，一切靠武力解决问题。革命政治观认为，反动派是不打不倒的，如果不用暴力机器摧毁旧制度，旧社会就不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新社会就难以诞生。因而，尽管暴力方式带来的是血流成河，是野蛮残忍的杀戮，是直接从肉体上消灭对方，但是，革命政治观仍然强调这样的暴力和流血是神圣的事业，是每一个孕育着新世界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很显然，到了执政时代，政治竞争继续采取暴力这样野蛮残忍的手段已经不合时宜，不能用谁的胳膊粗谁就有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执政政治观主张，政治竞争应采取自由地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方法，由“武斗”转向“文斗”，用协商、民主的文明手段措施，进行政治权力和政治决策等政治事务的科学安排。执政政治观认为，在政治竞争中，不应有什么思想犯、政治犯，除了公开宣扬并采取实际行动进行政治暴力活动之外，不能对政治竞争者实施监禁、刑罚等强制手段。
政治宣传的标签化转向务实化
革命极为重视政治宣传的作用。革命政治观认为，政治宣传教育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是所谓夺取政权不可或缺的“两杆子”之一，即与枪杆子并列的笔杆子。革命政治观的宣传教育，特点是敌友分清、阵线明确，旗帜高扬、立场坚定，对敌人采取揭露和批判的方式，通过历数其罪恶、痛陈其祸害，给被批判对象贴上标签，再喊上几句政治口号，便能使其乖乖地就范、打倒在地而永世不得翻身。
革命政治观的宣传教育，慷慨激昂、揪人心魄、收效显著，其口号式、标签化的做法易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记。这样的宣传方式在执政时期继续运用，就会产生把不同的政治理念、观点、主张或贴上“左”或贴上“右”的标签的普遍现象。而某种学说、流派，一旦被贴上“极左”或“右派”的标签，对号入座之后就难逃厄运了。由此可知，执政政治观应放弃宣传标签化的做法，超越左右之争，回到现实，转向务实化。因为所谓左和右的问题，究其实质无非是背离了时代、脱离了实际而已，只有从现实出发，才能够判断是非、辨明对错。
政治开展的运动化转向常态化
革命需要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参加。在动员群众参与革命方面，革命政治观盛赞“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那么怎样才能欢庆如此盛大的节日?这就要开展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革命政治观高喊“群众运动好得很”，“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借以凝聚人气，集中注意力，为革命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造成政治活动的频繁性、运动化。
在执政时代，群众运动的习惯性运作往往渗透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诸领域，一旦决定部署、推行某项大事，首先搞人山人海的广场集会。事实说明，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群众运动危害极大，它所爆发出来的狂热、盲动，要么被操纵控制，导入歧途，由“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要么走向民粹主义，丧失理性，打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此，执政时代的政治观阐明，必须废止和禁止搞政治运动，也不要动不动就要求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表态和欢呼，助长盲从倾向。应将政治的开展转向合理合法的常态化活动。
政治社会的无序化转向法治化
革命要打翻的对象是旧世界、旧制度，它所掀动的冲决一切旧秩序罗网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革命渴望激烈的社会变动，革命急于奔向新的彼岸，这就决定了革命政治观必然藐视一切秩序、法律，拒绝接受任何既成现状的社会安排。革命政治观推崇的是“红色恐怖”和“无政府状态”，以便“乱”中求生存，“乱”中求发展。
革命政治观倡导的政治社会无序化，当然不利于执政时代所需要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因为社会发展的稳定性、长期性，只有靠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加以保障。因此，执政政治观与革命政治观恰恰相反，它大力宣扬的是法律、制度和法治化。执政党需要依据法律、制度这样的规范进行政治治理，其执政活动才能具有权威，尽占合理。从政治社会的无序化转向法治化，需要解决“官大还是法大”的根本问题，确认执政党自身要在、也只能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进一步说，解决“党大”、“官大”的问题，又要克服革命政治观中只能由党垄断政治权力的固有观念，改革政治体制结构中权力过于集中的致命弊端。执政政治观主张，必须从法律、制度上规定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政治权力的相互分离，实行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
政治精神的崇拜化转向民主化
革命需要政党领导，政党领导又需要坚强的领袖。因此，革命政治观就需要塑造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式人物，使他披上神性的光环，具有先知、全能的“超人”魅力。革命政治观不遗余力地推行“领袖文化”，认为领袖是真理的化身，领袖说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一句可以顶一万句。鼓吹民众相信领袖、崇拜领袖、服从领袖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相信和崇拜，甚至要达到盲从、迷信的程度。
毫无疑义，革命政治观在政治精神和政治信仰方面，强调以政党和领袖为核心，以政党和领袖为本位，以政党和领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政党和领袖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和作用，强势造成政党崇拜和领袖崇拜，其结果极大地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在执政时代，实现从政治精神的崇拜化转向民主化，必须解除精神枷锁，消除迷信观念，保障人民群众真正掌握当家作主的权力。为此，必须以人为本，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和扩大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走政治民主化之路。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博导)
[人民网]
周淑真：新政治观的核心——政党政治理念的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应与理性、道德存在必然联系，它代表着合作，而不是对抗;代表着友善，而不是恐惧;代表着平等，而不是权利的巨大反差
直面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和社会各种矛盾交织激化的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正在随时代和社会发展而改变，因此，承担治国理政职责的执政党的组织形式、观念形态、政策主张、执政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在中国，由于党处于国家政治的核心，新政治观的核心应是政党政治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现有理念难以适应政治生态变化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使我们党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民智得到很大开发和提升，以纳税人为特征的公民社会勃兴，盼救星的感恩心态不复存在，自由民主转为既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每个人亲身体验的真实生活，权利意识、维权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大众政治的时代到来。二是新技术的运用改变了政治行为的形态，也部分改变了社会组织方式。信息大量即时地传播，就使以往需旷日持久才能实现的政治动员和社会组织得以在瞬间完成，从而打破了信息自上而下传播的权力等级限制，每个人都拥有了从自己视角传播所见所闻和表达个人政治诉求的能力。新技术的运用进一步推动了大众政治的兴起，减弱了政府对民众的控制力，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世界各国最大的执政党，掌握和支配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巨大资源，举国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长期来看，执政党介入政治的状态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由于“周期率”的作用，在权力光环下长期执政，权力运行难以得到党内党外的有效监督，官商勾结的大案要案不断，动辄上亿的贪腐案件多发，常见诸报端的买官卖官则直接破坏国家根本的政治生态，是权力腐败最为恶劣的表现。“肉腐生虫，鱼枯生蠹”，党中央在反腐倡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但难以遏制贪腐风气蔓延，这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却未能使社会中下层感到普遍受惠，以垄断和腐败为重要因素形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官民对立，广大人民群众对某些官员的贪婪腐败深恶痛绝，与政府官员面对面抗争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党政领导到处救火，疲于奔命。这种紧张的关系使社会人心难以安定。
然而，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矛盾，执政党囿于原有革命党的理念、救国救民救世主的姿态、宏大空洞的理论、号令一切的语气，政党文化落后于政治现实，思维和理念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生态严重脱节。提高执政能力的终极目标是使本党长期执政，这是世界政党的普遍做法，但把它置于最高原则推向极致则会走向反面。
借鉴世界政党政治的普遍规律
变革政党政治理念，必须借鉴世界政党政治的普遍规律，吸取苏联解体和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教训。
从近代世界发展来看，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产生以来，政党的普遍勃兴、快速发展、强力主导并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国防外交，几乎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景象。政党的确立和发展是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政党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充满生气的领域，从来没有静止形态，没有终极的模式，朝着兴盛或衰亡不断地变化，永远也不会回到起点。从各国历史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党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选民基础或者阶级基础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适应变化与时俱进则强，拒绝变革则亡，成为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政党分为不同的类型与模式，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党多属于内生型的议会民主政党，它们在议会民主的制度体制内产生，因此无论政党之间竞争如何激烈都不存在政治制度的存废问题。如这次欧美金融危机的背后原因是政治选举导致政党政治出了问题。政治选举造成民主的“短视化”，国家、社会的整体或长远利益被政党和候选人束之高阁，各政党都把争取选举的胜利看作是头等大事，为拉选票竞相讨好选民，开出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耗尽了国库，造成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最终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这种不负责任的制度体制，我们应引以为戒。但西方国家政党间互相监督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因为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使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遭遇到根本性、颠覆性的冲击。
另一种类型的政党为外生性革命型政党，又称列宁主义政党，它是为推翻旧的国家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并为改造社会而产生的。以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是革命党的主要特征。革命党在完成建立新国家政权的任务后，必然面临着不断转型。因为政治逻辑常识告诉我们，革命党成功之后，革命党事实上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执政党，它不可能继续以“革命党”的姿态和方法从事建设。
苏联解体教训值得深刻反思，苏共垮台的真正原因在于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以为自己没有做不到的特权。苏共的这一政党模式本身原则性的制度结构缺陷影响着我们。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在于它坚持一党训政制度，把“民有、民治、民享”变成了“党有、党治、党享”，最后被人民所抛弃的教训也是深刻的。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仅是因其政治地位的改变而政策主张必须随之改变，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适应时代变迁向现代政党转型，自觉主动地变革，才能永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应与理性、道德存在必然联系，它代表着合作，而不是对抗;代表着友善，而不是恐惧;代表着平等，而不是权利的巨大反差。要创建适合国情、适应时代的政党政治观，保持党在13亿人口大国的领导地位，我们既不能抄袭西方的政党制度模式，也不能墨守成规畏葸不前。在理论原则、组织结构、构成方式、政党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必须遵循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回应时代，取长补短，兴利除弊，以更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方式面对大众，是新政党政治观的核心价值。生来变革世界的政党能否变革自身并继续引领时代，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王长江：现代政治观的思维模式障碍
与其说因为没有确立现代政治观，不如说我们整个理论思维模式还存在重大问题，说到底还是革命党思维没有向执政党思维转变的问题
中国确实需要树立现代政治观。理解和把握政治问题如果没有新的思维，许多问题难以推进，很多问题无法解决。遇到问题绕着走，可能绕着绕着就又走回老路。前段时间，温总理提到要防止“文革”思维重现。这种重现在我国并非没有可能。
理论思维模式还存在较大问题
什么叫政治观?政治观是在一种理论指导下对政治的看法。用世界观来分析政治就是政治观，分析历史就是历史观。所以，应该是理论决定“观”，而不是“观”决定理论。如果不这样理解，就无法正确把握理论和“观”的关系。就政治而言，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准备不足是因为缺乏现代政治观，那么是不是确立现代政治观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这样推论下去是无解的，因为这样是把问题搞颠倒了。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因为没有确立现代政治观，不如说我们整个理论思维模式还存在较大问题，说到底还是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转变没有完成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都有所表现。
改革，不能指望事先就有一套完整、详尽的理论。美国搞民主，并不是先弄清了民主的内涵、外延，哪些是系统的，哪些是不系统的等等才开始行动的。相反，他们只是在实践中觉得可用就用了，后来人把这些做法概括总结起来，加以提炼，才形成了民主的理论。例如，当“五月花”号驶往北美大陆的时候，大家考虑到达后怎么去占地：是否谁块头大、力气大就可以多占?是否谁厉害就可以赶走别人?恐怕不行。为了不致混战，大家认为有必要定下规矩。于是大家坐下来商量，定下规矩上岸后就按规矩办事。这是什么?这就是民主。在意见充分协商之后大家执行，这不就是民主吗?设想先有民主的定义和概念，尔后才有民主实践，那是可笑的。确立观念更不等于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那是不可能的。总之，可以有战略性的顶层设计，可以有理念、有目标，确定改革的导向和边界，但不能简单地从概念出发。
革命党思维难以转变的两个原因
十六大报告曾经明确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的深刻转变：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革命党)成为一个领导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执政党)。”这说明，我们党认识到了革命党和执政党的重大区别。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个转变无论是从思想上、理论上、理念上都没有完成，确切地说，这个转变正在进行过程中。革命党思维始终若隐若现地影响着我们对现代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我们经常会掉到革命党思维模式中。革命党思维造成了对很多政治问题，包括对民主问题认识的误区。
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迟迟不能完成，有两个原因。
一是思维方式有问题。中国从接受苏联模式之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开始被曲解了，实践渐渐变得不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理论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唯理论“马首是瞻”，用书本的结论去衡量现实。搞计划经济如此，犯的很多错误也源于此。比如，在处理党政关系上，权力高度集中，实行一元化领导等等，说到底都是从苏联人解读的所谓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出发的结果。如果老百姓对我们的决策不满，就认为百姓是落后群众;老百姓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说他们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党代表的是长远利益。理论成了判断实践的标准，必然要犯教条主义，这种情况直到现在都有一定的普遍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对传统理论有所突破，但突破的大多数只是观点，如市场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股份制既不姓公也不姓私，资本主义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等等。但这仅是观点的突破，并没有提升到整个理论的高度。因此当遇到重大问题时，我们往往又会回到到底是根据既有理论判断实践，还是根据实践来发展理论的纠结中。
二是利益问题。我们有一套从苏联人那里秉承而来的理念，并据此设计了一套体制，这套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低效，逐渐失效，走进死胡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是效率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既有的权力配置会沉淀出不同的既得利益，不合理的体制会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产生既得利益。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当改革涉及利益分配时，体制内一些人和部门想的不是正义在哪里，而首先想的是我的利益怎样才能免遭削弱和损害，而且往往到意识形态中去找理由。比如，在不少人的头脑中，加强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其实只是加强部门权力的代名词;“不能违反党管干部的原则”，实际就是在干部问题上保留部门和少数人说了算的权力。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背后，实际上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力维护。不调整、 不打破这些既得利益格局，重新配置权力，就没有办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确切地说，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
两套理论并存，却缺乏系统梳理
我们刚才讲到革命党思维难以转变的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观念产生了体制，体制维护着利益，利益反过来又固化着观念。现实就是这样：体制沉淀出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既得利益格局和意识形态回过头来又对深深打上苏联模式烙印的传统体制起维护作用。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于，它虽然有利于高度集权、党管一切，但是妨碍了社会发展。从表现上来看，党的执政地位坚如磐石，但经济发展不起来，最终必然影响执政党的地位，也正因为此，邓小平才提出要搞市场经济。
但是，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是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计划经济的思维恰恰是不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由于压抑人对利益追求的思维与战争时期对人们的要求相合拍，因而从革命党转到领导计划经济的党感觉很顺，用革命党的思维思考问题理所当然。革命时期，人们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有时应当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献出生命，来为夺取政权这一共同目标而奋斗，这是讲得通的。到了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也是为实现一个既定的目标而奋斗，大家都无条件地服从这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思维仍然管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计划经济党与革命党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强的继承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计划经济思维就是革命党思维在建设时期的具体表现。
与此相反，市场经济则首先是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以此为起点，它会产生自己的逻辑，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论。当然，这中间有许多内容是西方国家发明的，因为人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走到了我们前面。但从本质上说，这些东西尽管带有西方的色彩，却是所有市场经济都必须遵循的规律。于是，我们面前就摆着两套理论：一套以否认人对利益的追求为起点，另一套以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为起点。两套体系，起点不同，逻辑不同，不少结论也完全相反。这两套东西共同存在，显然存在矛盾。对于我们这个执政党来说，两者择一会很难：既不能回到计划经济，也不能全盘接受市场经济理论，完全抛弃自己的过去就失去了根。但要把二者融合起来，就需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弄清哪些是过时了的、需要剔除的，哪些是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对与发展市场经济直接相矛盾的那些部分，该放弃的放弃了，该否定的否定了，但对全部理论，却缺乏系统梳理。结果，遇上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时，人们可以为了各自的偏向，在同一个执政党的理论中找到完全不同的依据，理论本身充满了矛盾。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推进缓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依然有不少人在用计划经济思维思考政治体制问题。这种依据在我们党的理论中是存在的。总之，两套体系在运作，是造成我们认识混乱的重要原因。
现代政治观的内涵就是如何理解民主
无论是对执政党理论的系统梳理，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实践本身的推进，都有相当的难度，原因也在理论和实际的复杂掣肘。大多数人都说民主好，但又为什么做起来容易畏首畏尾?其实，并不是理论上搞不清楚，而是因为既得利益在背后作祟。传统理论和体制的背后，都有既得利益的支撑，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它使我们在改革面前往往面临选择，其实就是政治勇气的问题，就是我们党有没有决心和勇气打破现有权力配置格局，打破既得利益的阻挠。这是关系到整个党的前途的问题，应当从保证党长期执政的高度来决断。
说到现代政治观，实际上主要还是一个怎么理解民主和民主政治的问题。总体上看，我们过去较多是囿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忽视了政党执政活动的一般性规律。规律反映事物的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这些说来谁都懂的常识，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在民主问题上却时常得不到认可，甚至成了禁区。例如，民主政治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很多原则，这些原则背后往往是西方国家的长期实践，往往带有很强烈的西方色彩。然而，并非带有西方色彩的东西就一定是西方的东西。事实上，人类社会积累的许多宝贵财富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但往往谁发明的便会更多地带有谁的色彩。去除这些色彩，看到它本质的东西，而不能因为带有它们的色彩就简单地拒之门外，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这仍然是思维方式的问题。革命党可以一闻到敌对阶级的味道就提高警惕、防止渗透，以保纯洁，但如今执政了还依然如此，肯定不行。我以为，讨论现代政治观，最重要的意义概在于此。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人民论坛记者徐艳红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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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中国人政治观的创造性重构
中国人个人观的形成过程，先是多有诟病，然后逐渐接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到中国人对西方观念的学习，同时，更应该注意到中国人政治观念的创造性转换和重构
政治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变迁过程，其内容是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变化形成的认知、情感、价值、意识等。因此，探讨新政治观，当然离不开旧政治观。毋需更远，只需回退百年，我们可能会发现，新旧政治观念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新五论”、“老五论”：中国政治观念急剧转换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观念的新旧转换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政治学刚刚恢复时期的政治观念，大多强调了国家、阶级、政党、民族、革命等主题，这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学界研究的旨趣与意向，也成为中国政治观念的关键词。从阶级的角度入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国家、政党、民族等政治主体进行分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革命等政治行为进行阐释，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的主线。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主导地位的体现，我们暂且从时间顺序的角度将其称为“老五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同时，受西方政治科学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也逐渐拓宽，这直接影响到了政治观念的主题变换。一些新兴的观念通过新的研究主题体现出来，如政府、政治民主、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参与等主题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主题，从并不太严格的学术归类的方法来看，我们可以称其为“新五论”。
国内目前的政治学研究，基本上是以“老五论”为主，强调了“新五论”和“老五论”的结合。以政治学原理的教材为例，传统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留，比如，国家、政党、民族等;同时，一些主题，如阶级，开始在一些新的政治学理论教材中淡出，或者由一章降为一节，或者干脆不再设立章节讲述。“新五论”的一些主题，如政治发展、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政治民主等，在大多数政治学原理课程教材中得到体现。尽管并不是非常的整齐划一，但是，像政治文化这样的主题，一般的政治学原理教材均会将其专列为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观念的思想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的面向。如果结合西方政治学研究中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来考察所谓的“新五论”，我们可能会发现，中国政治学观念的变化似乎与西方政治观念的变化亦步亦趋。然而，我们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来自西方的政治学研究主题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中国式转化的过程，即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的因素。比如，政治文化的概念超出了阿尔蒙德等西方学者的概念，不仅将政治思想的内容包括进来，还将政治意识形态等内容包括进来，成为与政治制度对应的政治体系软环境的概念。再比如，政治发展的概念在西方专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但在中国，政治发展的概念被扩展开来，包括了一切国家的政治变迁。而实际上，这些来自西方的政治观念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检验。“老五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念;“新五论”虽然成为政治观念的重要内容，但是，“老五论”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说明了中国政治观念转换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民主观、个人观、权利观：西方政治观念的创造性重构
如果我们审视当代中国政治观念中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民主、共和、平等、自由、权利，甚至是阶级、政党等一些最基本的政治观念，都属于舶来品。中国人在近代以来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不仅将这些政治观念引入中国，并使其逐渐成为中国人政治观念的主要概念，引发了中国人政治观念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考察其思想来源，我们会发现，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观念变迁史实际上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以及西方现代政治观念三种思想资源不断地互相融合、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在政治观念的转换过程中，传统政治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经受外来政治观念冲击的基础上，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民主观念的变化体现了这一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在19世纪的前半期，直到1864年，民主一词很少使用，1830-1863年间，民主只被使用过两次，均指称皇帝。然而，到1864年开始，民主一词得到广泛使用。早期的士大夫先是将democracy翻译为“民政”，与中国古代的“为民之政”联系起来;后来，democracy被翻译成“民主”，这跟甲午战争后儒家伦理受到怀疑、中国人开始找寻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时，民主观念逐渐普及，民主的使用也出现第一个高峰，“民主”压倒“民政”成为democracy的标准翻译。
及至2008年，由北大国情中心沈明明等人主持的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显示了普通中国人的民主观念。在这个调查中，他们设计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询问受访人对“民主是什么”的看法。数据显示，42.8%的受访人不知道民主是什么，17.8%的受访人没有回答，具体作答的有1579人，占受访总人数的39.4%。其中，认为民主就是“有权利”的人数最多，占有效回答人数的31.2%，其次是“自由”(27.5%)，再次是“平等、公正”(21.9%)。值得一提的是，认为民主是“共同参与，大家一起商量作决定”、“选举”、“少数服从多数，不专制，民主集中制”等选项的加在一起总共才有15.9%。从这个结果当中，我们发现，尽管大多数公民对民主仍然有着模糊的认识，但是，传统的一些民主观念几乎荡然无存了;代之而来的是西方所谓的“权利”、“自由”、“平等”等观念。
民主观念的变化是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与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人头脑中不断撞击、冲突，并最终由中国人做出选择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先是试图努力地将西方现代政治观念融入到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当中，从而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然而，这一努力最终失败。一些对中国传统政治观念来讲极为陌生的观念传入中国之后，常常会经历一个创造性转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观念的力量不可忽视，但现代性概念的塑造力量肯定是主要的。
西方个人观念的引入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在中国传统社会，只有作为道德主体和伦常关系载体的人，并没有作为权利主体和社会组织基本单元的‘个人’”。对于个人观念的引入，鲁迅曾在1907年即明确指出：“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然而，中国社会还是慢慢地接受了西方个人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一种创造性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到中国人对西方观念的学习，同时，更应该注意到中国人政治观念的创造性转换和重构。
另一方面，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形成，基本上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观念以及其与西方政治观念、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念三者互动的结果。先是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对西方政治观念进行选择性地吸收，然后再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为核心，融合了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和西方现代政治观念。
中国人权利观念的转换正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代表。20世纪之前，中国人只是为我所用地吸收西方权利观念中的法律方面，这是传统政治观念的一种向前发展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权利开始进入公共领域，传统的儒家伦理开始退回到私人领域，并在两者撞击的基础上发生了融合;进入到第三阶段，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强调权利的阶级性。其实，在这一过程中，就体现为三种资源的交互作用，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同时也有西方现代政治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学话语由“老五论”向“新五论”的转换，还是近代以来革命、权利、民主、个人等观念的新旧转换，都充分地表现了近代以来200年间中国政治观念的急剧变化过程。在这一急剧变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以及西方现代政治观念以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为背景，不断地碰撞、融合，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观念新旧转换的思想来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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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观探讨
当前，举国共庆新中国成立63周年，在此喜庆氛围映衬下，党的十八大即将胜利召开。作为已经执政6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带领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时代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一个现象在较长时间里让人困惑，为什么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政治观未能与时俱进。确立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迫在眉睫。
何为新政治观?“新”在何处?其突破点和关注点在哪里?新旧政治观转换的思想来源和基础是什么?政治观如何影响政党政治、如何影响社会?等等。围绕以上问题，本期策划我们约请了多位知名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有专家认为，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强调政治观更新，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有专家指出，革命党思维依然若隐若现地影响着我们对现代问题的思考。思维方式转变不能完成有两个原因，一是思维方式有问题。中国从接受苏联模式之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开始被曲解了，实践渐渐变得不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二是利益问题。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背后，实际上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力维护。
有专家强调，中国改革关键就是要对激进与保守的政治观予以理性地反思，超越保守与激进的两极思维，摆脱由此造成的路径锁定状态。
有专家建议，从政治社会的无序化转向法治化，需要解决“官大还是法大”的根本问题，要突破革命政治观中只能由党垄断政治权力的固有观念，改革政治体制结构中权力过于集中的致命弊端……
我们只有打破各种陈腐的思维定势，扬弃 “革命思维”，建立起与一个大国的身份及现实的环境地位相匹配的新政治观，中国才能有真正美好的未来。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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